“公共性”是学术界近些年谈论文学的一个时髦话题。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些缺乏“东学西学，道术未裂”理念的人，总是倾向于怀疑和否定中国文学的伦理精神。他们将“公共性”当做一个纯粹的现代性话题，当做一个纯粹西方的文化理念，进而认为中国固有的文学经验中，压根儿没有什么“公共性”可言。事实上，文学上的公共性，既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它会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又是一个差异性的概念，——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情感内涵和个性风貌。就其本质而言，所谓“文学公共性”，无非是指一种介入精神和批判精神，要求写作者积极地介入公共生活，以反思、反讽甚至反抗的方式，表现自己对时代生活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判断、不满和希望。就此而言，中国古代文学的有着自己的独特而伟大的“公共性”。
雨果说：“愤怒与温情，是对于人类不自由状况两个方面的不同反应，并且，能够发怒的人就能够爱。”中国古典文学的“公共性”，就具有这种既“愤怒”又“温情”的特点：一方面，是“愤怒”和不满，具体表现为对权力的“以究王讻”的“上层反讽”；一方面，是仁慈和“温情”，具体表现为“惟歌生民病”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中国文学的这种特殊形态的“公共性”，源自于中国文化的“天下为公”的基本理念、“经世致用”的责任伦理与“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在中国儒家的文化元典《礼记》里，就建构了“天下为公”的观念。后来的《吕氏春秋》则更进一竿，对“天下观”的阐释，愈加深入，也愈加进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在此基础上，吕不韦及其门人全面地弘扬了“士君子”文化，高度赞美“士君子”之风，表现出很可宝贵的启蒙主义精神：“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有如此者，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必由如此人者也。”这种博大的“天下”观念和“遗生行义”的“士君子”伦理，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以士人为主体的文学写作。
受这样的“舍生取义”的观念影响，中国的以《史记》为典范的史传叙事和小说叙事，以杜诗为代表的诗歌抒情，在面对权力的时候，总是表现出一种独立不迁的写作精神和亢直不挠的批判勇气，表现出一种中国式的“公共性”品质。王夫之说，中国自《诗经》以来的诗人，“有所指斥，则皇甫、尹氏、暴公，不惮直斥其名，历数其慝，而且自显其为家父，为寺人孟子，无所规避。诗教虽云温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天，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女子小人半含不露之态乎？《离骚》虽多引喻，而直言处亦无所讳。”事实上，《诗经》和《楚辞》的“无畏于天，无恤于人”的精神，做为一种伟大的传统，在后来千百年的诗歌写作中，也有继继绳绳的赓续和体现，即使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非常岁月，我们依然可以从“杜甫的传人”牟宜之先生的古体诗中，看到对古典抒情传统的自觉继承和弘扬。在叙事写作领域，司马迁则在《太史公自序》中，首倡“贬退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叙事原则，并在自己的伟大写作中身体力行，遂成后人难以企及的史学和文学的双重“绝唱”。清代学者李景星评价司马迁说：“太史公以上下千古眼光而作《史记》，其叙事往往有寄托深远，为后人以为不必为，实则不敢为、不能为处。”司马迁的反讽叙事所体现出的，实乃一种高度成熟的人文精神，其中所包含的“公共性”，即使今天来看，也具有充分的普遍性和现代性。
同情民众，关注民瘼，是中国文学的另一个伟大的“公共性”品质。以士君子为主体的优秀的中国诗人和中国作家，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皆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苍生为念，而中国文学中的“公共性”，也就体现为对“民生”、“黎元”、“国家”、“社稷”、“天下”、“乾坤”等“共公事象”的关注，体现为对同情底层大众的“哀”和“忧”的情感表达。在《离骚》里，屈原痌瘝在抱，悲从中来，抒发了他对艰难时世的不幸民众的同情，显示出伟大的“公共性”情怀；杜甫则在多篇诗歌里，唱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备员窃补衮，忧愤心飞扬。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壮游））的诗句，尤其是在“三吏”“三别”和《兵车行》、《丽人行》、《洗兵马》、《羌村三首》、《忆昔二首》等诗篇里，他完美地表达了对底层民众的真挚同情，尖锐地表达了对权势阶层的批评。对杜甫的这种仁慈而且伟大的“哀忧”精神，著名华人学者洪业给予极高的评价：“据说诗人的生活通常是由三个‘W’组成：酒（Wine），女人（Women）和文字（Word）。其他诗人可能如此，但杜甫不是。杜甫的三个‘W’是：忧虑（Worry），酒（Wine）和文字（Word）。”在洪业看来，杜甫“是心系家邦的国民。他不但秉性善良，而且心存智慧。他对文学和历史有着深入的研习，得以理解人类本性的力量和脆弱，领会政治的正大光明与肮脏龌龊。他所观察到的八世纪大唐帝国的某些情形仍然存在于现代中国；而且，也存在于其他的国度。”也就是说，杜甫通过自己的写作所建构的“公共性”，既具有中国文学的个体风貌和特殊内涵，又具有博大弘深的世界性和普遍性。可见，伟大的作家所建构的“公共性”，不仅可以超越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性，而且，天然地具有人类性和永恒性。
毋庸讳言，自上世纪初期以来，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排斥，中国文学特有的温柔敦厚、中正庄严的气质，最终“广陵非复旧时城”，暗中变换；中国文学特有的那种泛爱众、忧黎元的精神，则是“高台已倾曲池平”，渐趋式微。我们固然建构了新的“公共性”，——一种具有“文化启蒙”诉求和“国民性改造”自觉的“公共性”，但是，这种新的“公共性”也有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狭隘性，缺乏承上启下的历史感和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我们激进地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学传统，对“国民”进行简单化的政治－社会学分类，进而用“脸谱化”的方法来塑造人物形象，用公式化的教条策略来处理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如此，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公共性”建构、当代文学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公共性”建构，也是大有区别的：现代文学的启蒙主义“反思性”，被当代文学的功利主义“认同性”所取代；前三十年的“政治功利性”和“公式化叙事”，被后三十年的“市场功利性”和“欲望化叙事”所取代。当下的中国文学，则因为一味追求浮枵不实的“纯文学”，因为迷恋“身体叙事”和“私人写作”，因为缺乏担当精神、启蒙意识和反讽激情，而陷入了“公共性”建构的无力状态和衰颓境况。
其实，中国当代文学实在不必太措意于“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也不必为获得“世界的认同”而太过沾沾自喜。秦韬玉《贫女》诗云：“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对当代的中国作家来讲，最为重要的，不是获得流于形式的“世界性”赞美和基于误读的“国际性”奖赏，不是追逐那种时髦的“时世俭梳妆”，而是像屈原、司马迁和杜甫一样，正直而勇敢地介入自己时代的“公共生活”，以中国人特有的“忧哀”情怀和反讽精神来创造“中国格调”的、亦即“风流高格调”的“大文学”，建构中国文学自己的“公共性”，并最终抵达与人类经验相通的“普遍性”和“世界性”，唯有这样，我们的文学庶几会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并最终真正赢得世界读者的尊敬。
2014年7月21日，北新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