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忠莲先生在古画临摹上的代表性成就，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由此造成了她与故宫的缘分。50年代末，故宫博物院出于保护珍贵文物的需要，也开展了古书画的摹制工作，准备复制一批高水平的摹本代替原作进行展览，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1960年初，荣宝斋接受了这项重要的任务，要求临摹工作在一年内完成，因为临摹作品将承担为1961年“七一”建党四十周年献礼的重任。荣宝斋是驰誉我国书画界的百年老店，其临摹水平在国内可谓首屈一指。它的编辑室聚集着很多知名画家，但即使拥有这样的实力，要在一年内完成临摹《清明上河图》的任务，依然是不可想象的。荣宝斋的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始终不能确定临摹的最佳人选，最后经理侯恺做出了一个决定：“比较之下冯忠莲最为合适，因为她很刻苦，也没有其他的奢望。”历史的重任就这样落在了冯忠莲的肩上。1962年冯忠莲正处于才思焕发的黄金时期，她接受了被誉为“中国第一画”的《清明上河图》的临摹任务。
《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历史上不朽的绘画珍品。它是一幅社会风俗设色绢本长卷（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描绘的是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早春时节汴河两岸数十里的繁华热闹景象。全图规模宏大，结构严谨。画中人物五百五十多个，牲畜六十多匹，木船二十多只，房屋楼阁二十多栋。如此丰富的内容，为历代古画所罕见。可贵的是画中每个人物、景象、细节都安排得合情合理，疏密繁简、动静聚散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繁而不杂，多而不乱。这对后世临摹者来说，不啻一项巨大的工程！要将这幅举世罕见的作品临摹下来，对临摹者的画功、眼力和悟性都有极高的要求。张择端画成《清明上河图》后的几百年间，有很多著名的画家都曾临摹此画，但普遍与原作存在较大差距。冯忠莲先生虽然当时已经成为荣宝斋的业务骨干，但要临摹《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千古名品，仍然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她深知这一任务的分量，全力以赴，每天早出晚归，不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从不间断。不料很快就遇上了十年动乱，被迫停工。1972年10月，冯忠莲先生调入故宫博物院做古书画临摹工作。直到1976年才得以继续临摹《清明上河图》，这时她已年近花甲，患有高血压和眼底血管硬化症。而且经过十年岁月，绢素、色彩以及自己的臂力都有很大变化，但她克服重重困难，使摹本保持了前后的一致，丝毫看不出衔接的痕迹。1980年9月，终于大功告成。摹本的艺术效果和古旧面貌，与原作极为相似。同时，她还努力为故宫培养古画临摹人才，不但无私地传授技艺，还传思想，传作风，真正做到严肃认真，为我院培养了一批古书画临摹复制工作者。如今这十多人都成了中坚力量，他们正在不断努力，专力揣摩原作，于形处入神，于神处得画，继承着先人做的事业。据了解，从他们现在在这一专业上的水平和总体架构来看，在全国乃至世界可以说是顶尖的了，因为，大多博物馆没有或没有这么多位古书画临摹工作者，也没有像我院这样能够临摹难度大、技法高的皇家藏品。目前，他们正在抓紧临摹清代丁观鹏的十七幅《罗汉像》。但这些学生如今也大多到了相继退休的年龄，这一门类又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
冯忠莲先生曾任辅仁大学美术研究会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研究会会员。1988年6月，冯忠莲先生的学术专著《古书画副本摹制技法》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12月，冯忠莲先生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为当时仅有的两位女馆员之一，另一位是老舍夫人胡絜青。1991年9月，中央文史馆馆员书画展在香港举行，她有十七件作品参展，备受赞誉。见过冯忠莲先生绘画的人常常感慨说：以冯先生的笔墨功力，如果一生从事国画创作，其成就将是不可估量的。而冯忠莲对自己早年的抉择却一点也不后悔，她说：“文物保护是造福子孙的事业，我能用我的画笔为她奉献一份力量，我觉得心里很踏实，没有虚度此生。”当时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采访时，冯忠莲谈到了三十多年从事古画临摹的感受：“在此期间，有机会欣赏其他人难得一见的历代珍品，亦磨炼了国画的基本功夫，熟悉了历代绘画不同特征，只可惜是要忠于真迹，绝不能带半点的发挥。”恰是通过三十年来对名家精品书画的临摹，汲取各家的精髓，使她的创作也笔墨更加精练，也使她的眼界更加开阔。
2005年10月10日，北京故宫博物院迎来建院八十周年生日。“《清明上河图》专题展——宋代风俗画展”在延禧宫古书画研究中心隆重举行，与《清明上河图》真迹同时展出的，还有六件仿本和一件临摹本，这件唯一的临摹本就是冯忠莲所绘。
纵观冯忠莲先生的一生，是艺术的一生，是淡漠名利、甘当无名英雄的一生，是传承祖国古老文化的一生。正如2001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刊发的题为“冯忠莲同志逝世”的新华社通稿中所说的，她“在临摹复制古代书画方面有相当成就和影响”。我们将永远铭记，不能忘怀。
2008年10月31日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
纪念冯忠莲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绍良的藏墨
周绍良先生是学术大家，也是收藏大家，而且是善于把收藏与研究结合起来的成果卓著的大家。
周先生的学术研究，徜徉于中国古典文学、佛学、古文献学、红学、敦煌学等诸多领域且颇有造诣。他勤于著述，出版专著二十多部，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独树一帜，影响甚大。先生亦以收藏闻名于世，他有着独特的收藏视角，多着眼于藏品的历史文化内涵，而未走一般正宗正统的“古物”、“古董”收藏的路子。周先生搜求的许多藏品，当时似乎并不怎么名贵，但到今天，亦为难得的珍品，使人不能不佩服其目光的敏锐。在学术研究上，周先生继承和发展了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注重考据，这就使他把收藏与做学问结合了起来，做到寓学于藏。丰富的收藏品往往成为他学术研究的对象，因了研究的深入又致力于进一步的收藏，学与藏促进，相得益彰。例如，《红楼梦》的各种版本的收藏与研究，古籍善本的收藏与研究，清墨的收藏与研究等等，俱成就斐然，为世称道。
先生在清墨的收藏与研究上，别树一帜。笔墨纸砚是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被称为“文房四宝”，其中墨更为中国所独有。它因文化交流的需要应运而生，在其发展过程中良工辈出，日趋精良。又因文人、官府除使用外，还参与古墨设计、制造及收藏，出现了大量的精品墨，许多流传至今，成了极为珍贵的文物。周绍良先生谈到自己的藏墨时说过：“我过去对于墨的收集，是相当有兴趣的，一则由于它不独具有实用价值，而且还具有艺术性，它体现了传统的木刻艺术，也体现在造型方面的艺术。如一些制墨家所制，不独在造型方面异彩纷呈，并且烟质细润，为书写者增加不少兴趣。其次是一些读书人甚或一些达官名宦，都各自有自用墨，颇具历史性。”可见先生收藏墨，是着眼于其艺术性与历史性；而收藏的重点，则是清代有干支纪年及具有名款之品。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先生收藏了一千余笏、二百多种年号墨（其中大多是名人自用墨），其中尤以雍正年间制墨和道光御墨最为珍贵。先生收藏的道光御墨填补了清墨研究、特别是御墨研究的空白。雍正年间制墨甚为稀少，藏墨大家寿石工只有一两块，张子高仅有一块，而先生藏有九块，不同年份者达八品，不同墨作者达六七家之多，当时的藏家无出其右。
周绍良先生不仅收藏墨，而且对墨进行认真的研究，挖掘积淀在墨品上的历史，如他所说：“每有所获，总喜欢为它做一点记录或考证。岁月既久，积稿颇多。”积累的结果，就有一系列墨学成果问世。主要有四部著作：其一是《清代名墨谈丛》（文物出版社，1982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墨学著作，对于墨史有着相当重要的文献价值。其二是《蓄墨小言》（燕山出版社，1999年），收入《清代名墨谈丛》的全部内容，还有此书编选时因篇幅限制而未曾编入的内容。这是两部研究清代文人自用墨的著作。其三是《清墨谈丛》（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为中国制墨史和制墨人物史。其四是《曹素功制墨世家》（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年），曹素功墨铺是三百年来最为著名的墨铺之一，此书勾画了曹氏绵延十三代的制墨史，为第一部研究、考证墨工世家历史的著作。此外，周先生还发表了一些有关墨学的重要论文。在墨学研究上，周先生筚路蓝缕，起了开拓性的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正如他在《清墨谈丛》序言中所说：“我相信这也许是墨学的一个小结，将来未必能再有人掌握这么多资料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兴起，周绍良先生面对横扫一切的局势，毅然将苦心收藏的清墨及书画捐献故宫博物院，使这些文化遗产得以完整保存下来。周先生捐给故宫的清代名墨共计一千件，从康熙到宣统各朝都有，均为二三级珍贵文物，其中尤以雍正年间制墨和道光御墨最为珍贵，为研究古墨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其所捐书画，均为清代名人作品，法书十七件，包括清代“四大家”中的刘墉、铁保以及曹寅、康熙帝玄烨等；绘画十一件，包括“扬州八怪”中的汪士慎和乾隆帝皇六子永瑢等人的作品。1998年，周先生又捐献绿头签二件（现定为资料）。
故宫博物院藏墨多达五万多件，上起明宣德（1426—1435），下至民国，以清代墨品为主，分为宫廷御墨、文人订制墨、墨肆市售墨等类别，包括一大批明清著名制墨家的作品，琳琅满目，蔚为大观。故宫藏墨，主要来自明清宫廷的遗存，但一些著名收藏家的捐献，则使故宫收藏更加丰富，周绍良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周先生捐给故宫清墨，不只是丰富了故宫墨的收藏，而且弥补了故宫收藏的缺项，使本来就十分丰富的故宫藏墨更成系列、更为完整，对于墨的研究也更有意义。正如周先生当时给故宫博物院的信中所说：“这批墨，是一批重要的文物，全部是具有年款干支的，可以说，自从有收集清代纪元干支的，我这一千锭左右可以说集大成，而且也是您馆所缺的一部分，合在一处，最可合适。”
周先生是我尊敬的一位学者，一位长者，一位仁者。他除过把藏墨及书画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外，还把其他自己毕生收藏的文物捐献转让给国家图书馆及有些大学。通达的收藏态度，是他慈悲为怀、谦和仁厚的心田的体现。2005年8月21日，他溘然仙逝，享年八十八岁。因为多种原因，我与先生缘悭一面。8月25日上午的遗体告别会，我因公务而未能亲往，下午即到双旭花园先生家的灵堂志哀，向家属慰问。
2008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法师提出在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基础上建立中国佛教博物馆的方案，征询我的意见，我表示完全赞同，并作为第一位联名者签了名。因为我知道，这个文物馆的首任馆长是周绍良先生。周先生凭着高深的佛学造诣及认真负责的精神，搜求了大量珍贵的佛教文物。而建立佛教博物馆，亦为先生的夙愿。
先生致力于墨学研究，同时也期盼后继有人。他说：“希望将来有人汇编一本墨谱，或全面地把中国的墨写一本研究著作。”现在紫禁城出版社决定重印《清墨谈丛》与《蓄墨小言》，既是对先生的纪念，让更多人了解他的贡献，同时也为墨学研究起推动的作用。在两著出版之际，先生的女公子周启瑜嘱我作序。先生学问如海，藐予后生，岂敢佛头着粪？但从故宫博物院与先生的缘分看，似又不容推辞，遂把我对先生的一点粗浅认识写出来，权以为序。
《清墨谈丛》《蓄墨小言》序言，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此身曾是故宫人
九十五高龄的王世襄先生已离我们而去，文博界同人痛悼不已，作为侧身文博界仅十余年的我，也沉浸在对他的深深怀念之中。这十来年，特别是我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的七八年，常向先生请益，所获良多。在这里，拟结合我为先生写的几首诗词，记我与先生交往二三事，谈谈对先生的一些认识。
世襄先生是文博名家，研究门类涉及多个领域，而且又是著名的收藏家。他的收藏，除舅父、先慈所作书画及师友赐赠翰墨文物外，大都掇拾于摊肆，访寻于旧家，人舍我取，似微不足道，但他却敝帚自珍。他珍藏的目的是用于研究、赏玩。正如他所说：“其中有曾用以说明传统工艺之制作，有曾用以辨正文物之名称，有曾对坐琴案，随手抚弄以赏其妙音，有曾偶出把玩，借得片刻之清娱。”他由此悟得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其上升成为知识，有助于文化的研究与发展。他把这些藏品集中整理，印成《自珍集》，风行一时。按先生的说法，“自珍”二字，也包括他与夫人在备受磨难中所坚守的一种人生态度，即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2003年4月，我收到先生所赠《自珍集》，从中可看到他的收藏史及情趣。同年6月，我曾以《贺新郎》一阕，感谢先生赠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