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是个博学多识的人。他在故宫工作六十年，曾做过征集、保管、陈列、图书馆和宫廷原状恢复各个部门的工作。就专业门类而言，他先后涉及书法、绘画、碑帖、工艺品、图书典籍、宫殿建筑、园林、清代档案。他还当过两年梅兰芳的秘书，不仅对戏曲深有造诣而且擅长表演。解放初期，他本来做古书画鉴定征集工作。后来，院里调进徐邦达、王以坤、刘九庵几位专家。于是书画力量增强，工艺力量很弱。按照领导意见，朱先生转到了工艺组，工作实践和刻苦钻研使他终于成了这方面的专家。1992年国家文物局成立了一个专家组，去各地博物馆和考古所鉴定确认全国各省市呈报的一级文物。这个组里有专看陶瓷的、专看青铜的、专看玉器的，三类以外的文物则由朱先生一个人来看。由于工作需要而将一位原有专长的业务人员调换专业岗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很普遍的事，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要调一行专一行，那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了。朱先生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这里。他是多方面的专家，是故宫博物院的通人。
关于朱先生有如此多的成就，人们容易看到他的家学渊源、扎实的根基以及他的悟性及艺术的触类旁通等，但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这就是朱先生的勤奋与努力。看《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的“后记”，就可知为了这本史料集，朱先生花了多少的精力！朱先生的治学经验告诉我们：在故宫，只要有心，任何东西都有研究价值，都有学问可做；只要肯下功夫，就会有收获，有成果；长期坚持，就会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就会干出大事业来。
乐于奖掖后进，帮助青年，是朱老留给我们的又一个深刻印象。在故宫工作的人，与朱老有所接触的人都会感到他的为人谦和，俭朴纯真，对生活通达乐观，对晚辈热情相助。几十年来他一直是专家，“文革”之后他在社会上的名望日渐升高，然而在他身上看不到那种架子。待人处世，他也不讲究论资排辈的习气，不论是老年、中年还是青年，他都一视同仁，平等相待，给人的印象总是坦诚率真，和蔼平易。与他共过事的人很多，向他请教各种问题的人更多，特别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同志。
他给有志于清史研究的年轻人指出途径：要了解清代历史和清宫史，最好把《清史稿》读一遍。当然有个次序，首先读本纪，其次读后妃列传、诸王列传，再次是职官志、选举志、舆服志等等，其余可以后读。在这个基础上再读《国朝宫史》及《续编》。这样就可以从整个清代史转入宫史部分了，《大清会典》和《大清会典图》需要看一遍，以便随时查考。
对于管理文物的同志他以自己的体会给予启发：开始接触，会觉得文物太多，情况复杂。怎样将它们从生疏变成熟悉呢？先向书中求教，同时也向熟悉它的人请教。还要多看文物，文物看多了自然会有所认识。只要抱着一种深入研究的态度，对一件文物的认识肯定会有变化。先是图书和档案帮助我们了解文物，慢慢地我们对文物的知识多了，就可以补充图书和档案中的空白。
这些朴实的话语都是朱老的亲身体会。他是这样走过来的，又用来告诫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院内也好，文物局、文化部团委也好，邀请他讲座、讲话，不管多忙，他都欣然接受。有的人拿着自己写的稿子请他指教，他就会鼓励你修改之后投稿。
我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不久，曾登门拜访朱先生，向他请教。记得他谈到要重视文物对外展览，做好准备工作。后来我知道1935年故宫文物首次出国，去英国伦敦展览，展出的书画即由朱先生的父亲、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朱翼庵先生负责挑选。朱先生的室名“蜗居”，启功先生题写的，挂在屋子正中，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今年五月，因“非典”原因，我在家待过半个月，认真拜读了朱老赠我的他的大作《故宫退食录》，这部书内容相当广泛，有宫廷掌故，故宫所藏书画典籍、竹木牙角、剧本戏装等几乎各类文物的研究，还有《红楼梦》研究、治学经验、人际交往、故宫博物院历史等，文章都不长，但内涵很丰富，使我加深了对他作为朱文公后人的认识，充满对他的敬意，当时写了首《贺新郎》，特向先生致意：
一帙余香袅。数家珍、角牙竹木，旧闻稽考。信手拈来言娓娓，曲尽宫闱秘奥。天不负、斯人才调。更有江山胸际溢，点染工、余事倪黄稿。腹似笥、国之宝。
素心未与沧桑老。但年年、御墙柳绿，殿堂星耀。藏庋捐公名海内，三代输诚报效。喜克绍、文公遗教。名士流风何处觅？真性情、粉墨听吟啸。襟抱阔、陋居湫。
朱家溍先生的一生与故宫博物院的发展紧紧地连在一起。失去了这样一位知识渊博和令人尊敬的师长，我们大家感到无比的悲痛。他的音容笑貌和道德风范，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原载2003年11月1日《故宫人》（内部刊物），略有修改
一个家庭与故宫的命运
梁匡忠先生于近日辞世，告别了他一生相伴、守护的故宫国宝，也带走了一个时代。海峡两岸两个故宫博物院，最后一个见证故宫文物南迁的老故宫人离去了。
梁家与故宫颇有渊源。梁匡忠的曾祖父曾经是清宫画室如意馆的掌管，祖父和父亲都在那里画画。算到今天，最早已有一百五十多年了。逊帝溥仪1924年被逐出紫禁城后，临时政府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宫里的物品，梁匡忠的父亲梁廷炜成为其中一名工作人员。正好在这一年，梁匡忠出生了。第二年即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历史的因缘，使得梁匡忠的一生及其一家与故宫博物院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如果从梁匡忠的父亲梁廷炜算起，梁家祖孙三代人，亲身经历了故宫国宝颠沛流离的迁徙。后来跟随国宝的转移，一家人又不得不分隔海峡两岸。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华北告急，为了保存民族文化的精粹，故宫博物院选择精品文物南迁到上海。梁廷炜跟随文物于1933年南下，九岁的梁匡忠和母亲，还有两个弟弟则留在北京。转眼过了三年，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暂存上海的文物又分批转运到南京新建的朝天宫库房，梁匡忠一家人才在南京团聚。
“七七事变”后，南京形势日趋紧急，南迁文物又被迫疏散到大后方，梁家人随同文物开始了动荡的迁徙生活。由于每个地方停留的时间都不长，一直在路上，梁匡忠的书念得断断续续。这批文物最终到达四川后，因家庭经济的困难，梁匡忠中断了学业，于1941年7月正式进故宫博物院工作，看管库房。这一年，他才十七岁。
在守护国宝中长大的梁匡忠，耳濡目染父辈的言行，深知肩上责任的重大。他每天都要去检查库房，看房子漏不漏雨，文物是否受潮，还要防火防虫。他跑遍了位于四川的所有故宫文物库房，运输文物的时候还要跟着押车，不敢出一点差错。押车途中会面临各种险情，车况、路况和天气状况的突变，甚至遭遇土匪打劫。押运过程中，除了艰辛，随时面临日军轰炸的危险。碰上车坏了、路塌了，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经常挨饿受冻。对梁匡忠来说，年纪不大，这一切却已习以为常。
终于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7年故宫博物院奉命复原，分置在峨眉、乐山和巴县库房的所有文物分水、陆两线转运南京。梁匡忠也随文物回到南京。逐鹿中原，风云再起。国民党当局因大势已去，遂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存放的部分文物运往台湾。运台文物共三批，梁匡忠的父亲于1949年1月6日做了第二批运台文物的押运人，乘坐着招商局的海沪轮，押送着一千六百八十箱文物在海上颠簸三天后，到达基隆港。他还带走了梁匡忠的母亲和两个弟弟，以及梁匡忠的长子。梁匡忠则留在南京看守剩下的文物。自此，海天茫茫，故宫国宝一朝分散两岸，梁家一家人也只能隔海相望。等到上个世纪80年代梁匡忠辗转打探到台湾家人的消息时，才知父母已经双双去世。
梁匡忠一家的悲欢离合，见证了故宫博物院发展的坎坷历程，见证了国宝的命运，见证了中华民族一页悲壮的历史，是大时代的一个缩影。
这里不能不提到梁匡忠五个子女的名字，因为这些名字，都深深打上了故宫国宝辗转流离的历史烙印。四川峨眉是故宫文物存贮的一个重要地方，梁匡忠在这儿守护文物时，娶了个川妹子，成了家，有了第一个儿子，遂取名“峨生”；后来他到乐山管理库房，第二个孩子在此出生，因为乐山古称嘉定府，便取名“嘉生”；抗战胜利后，他到南京，工作了六七年，“金生”和“宁生”两个孩子就留下了南京（金陵、江宁）的影子；最小的儿子是梁匡忠一家随南迁文物最终回到北京以后出生的，所以叫燕生。峨生、嘉生、金生、宁生、燕生，峨眉—乐山—南京—北京，真真切切地勾画出故宫国宝南迁、部分回归北京的历史时空图。看着这些名字，我们感慨万千，怎能不感受到隐藏在其中、裹挟着故宫博物院命运的历史风云的激荡？怎能不体会到近代中国多舛的民族命运下以梁匡忠为代表的故宫人与故宫国宝同呼吸共命运、悉心守护的艰难和执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匡忠继续在故宫从事库房文物的保管工作，一直干到1994年七十岁退休。退休后，又被院里返聘了八年，还帮助国家文物总店鉴定文物。梁匡忠的二儿子金生，现在故宫博物院继续做着文物管理的工作。这样，从梁匡忠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到他，还有他的儿子，一家五代都与古老的皇宫、与故宫博物院结下了深深的缘分。
梁匡忠是故宫博物院的一名普通职工。正是这些无数普通职工的默默奉献，才使故宫国宝得以很好的保护与传承。人们不会忘记他们。他们身上体现的忠于职守的故宫精神激励着、泽被着后来的人。在梁匡忠遗体告别仪式上，当我看到那么多的同事、朋友，满怀敬意地向他鞠躬、为他送别时，我想，大家的心情、感受与我是一样的。
原载2008年1月29日《文汇报》
从丹青大家到临摹神手
今天我们召开座谈会，隆重纪念冯忠莲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追思她的艺术成就、道德风范，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这不仅在于解读一代艺术大家、绘画大师成长经历的启迪，也是老一辈故宫人敬业精神的弘扬，在如今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伟大进程中，对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和传统技艺的传承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冯忠莲先生生于1918年，自幼习画，1938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师从中国现代国画大师陈少梅先生，画艺得以精进。她的才力和勤奋精神深得陈少梅先生和美术系主任溥雪斋先生的赞赏，在学习期间每年都以第一名的成绩受到学校嘉奖。毕业时，校长陈垣先生亲自为她颁发了奖章、奖状，她被誉为辅仁大学的“女状元”。她不仅是陈少梅先生的得意门生，还与其结为伉俪，被画坛誉为“梅莲并蒂耀丹青”。
冯忠莲先生在绘画上有深厚的造诣，这从她的代表作《江南春》《涛声》等山水、人物、佛像、仕女画中我们都能有所体会。就在她的国画创作大展才华的时候，她却在1953年受聘荣宝斋，开始了艺术生涯的一大转折。接下来的三十二年里，她毅然放弃了创作，为了祖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开拓了中国美术的另一番天地，做着默默无闻的、但却是功德无量的古画临摹工作。
说起古书画的临摹，自古有之。俗语说：“绢寿八百，纸寿千年。”一语点中古书画临摹的要义。古代书画的临摹自东晋就已得到方家的重视，并兴盛于唐宋。唐代著名鉴藏家张彦远认为，临摹、拓写古书画“既可希其真迹，又得留为证验”。事实表明，晋唐以来的许多名作，都是靠临摹得以流传，使我们后人能够大饱眼福、陶冶性情。自署“天下一人”的宋徽宗赵佶，就是一位临摹大家，他临摹的唐代著名画家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使早已失去的原作有幸以此摹本流传至今。冯忠莲先生1953年受聘荣宝斋之后，恰巧的是，她到辽宁博物馆又临摹了《宋赵佶摹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自此开拓了她的古画临摹事业。临摹古书画并不容易，开始她就遇到了颜色飘浮画面的问题，经过不断实验、研究、探索，才将问题解决。也正是这一过程，激发了她的探求古书帛画临摹的热情，使她与临摹结下了不解之缘，为它献出了几乎全部的艺术生命。
临摹是古书画复制的传统技法，临是看着原作画，摹是下面有稿子，要丝毫不差地照着稿子画下来，临摹便是两者的结合。工作要求极其精细复杂，必须一丝不苟，对临摹者的体力和眼力都是严峻的考验。由于画幅大多较宽，不能坐着画，只好站着或趴在案上，有时一趴就是几个小时，一天下来，腿疼、腰酸、眼睛发胀。1956年，她被任命为荣宝斋编辑室主任。在以男性为主的国画界，一个女人能任此要职，其功力可见一斑。她还临摹复制过宋代《洛神赋图卷》《宋人画页》、清袁耀《万松叠翠图》、明仇英《白马如风疾图》等，1973年还与陈林斋先生合作临摹了《长沙马王堆一号墓西汉帛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