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千年到来之际，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定把我主要在高原工作期间写的诗词结集出版，书名《陟高集》。我的第一本诗词集《雪泥集》是请尊敬的赵朴初赵老题写的。这个集子请谁呢？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卫俊秀先生。先生的字好，可令拙作增色，尤其是先生字中所蕴含的那种昂扬、大气、至刚的精神，是与苍茫雄浑的高原风格一脉相通的。先生是一名战士，犹如鲁迅笔下荒野中迎风抖擞的小草。战士自有战士的胸怀。即对以“超然”、“保身”为特点的庄子的人生观，先生所阐扬的只是奋翮南溟的雄迈气概，摒弃的则是曳尾涂中的苟活哲学。积极进取的品格，使先生能始终笑傲逆境，执着如一，宠辱不惊，虽年过九十，仍精神健旺，真力弥漫。这正是我心向往之并努力学习的。人过九十，每增一岁，都是可贺的。我遂给先生致信，敬请便中为拙作署题书名，并填《金缕曲》为先生祝寿，亦略述自己的近况：
回首三年倏。又欣看、九旬晋一，夕阳霞蔚。笔下风华犹凤翥，不负支离瘦骨。齐物我、休嗟荣辱。蝶梦鹃声消虽尽，惟仁人、挚爱千千斛。期颐寿、同心祝。
病中总羡摩天鹄。更难追、学书学剑，水流时月。半路出家寻门径，国宝尤堪娱目。今且待、谈文论物。向慕先生如云水，任尘嚣、赢得清芬馥。草自绿、玉回璞。
先生很快复函，寄来写法稍有不同的五幅“陟高集”让我选择，并说：“命题《陟高集》书名，盖取《卷耳》‘陟彼高冈’之意耶？高雅可风，诗人高怀，并词作，得吾心矣！快何如之。”
耄耋之年，卫先生的书艺已臻于化境，为世人所重，且声誉日隆。2000年中国书坛权威刊物《中国书法》杂志，曾刊有一篇论述20世纪中国草书的文章，列出四位“基本标志着20世纪草书艺术的顶峰”的杰出代表，其中唯一健在且仍挥毫不辍的即是卫先生。我不敢说此说就是定论，但先生在20世纪卓成一家的书法成就及其地位的重要，当是不争的事实。“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卫先生的遭际，令我每每想起杜甫的这两句诗。“最萧瑟”的人生，使我们失去了本应可以做出更多贡献的学者和教育家，却阴差阳错地成就了一位书坛大家。幸耶？不幸耶？抑或不幸中之大幸耶？似都很难说。但依我来看，无论是学者还是书法家，两者之中自有共通之处，对卫先生而言，不管在哪方面多下功夫，都会成就一番大事业。这是肯定的。
素以“文化积累”为己任的河北人民教育出版社，其年轻的社长王亚民先生以其睿智的目光，决定斥巨资出版卫先生的书法集。这无疑是书坛之盛事、出版界之壮举。公元2000年一个秋阳娇媚的日子，我坐在古城西安卫先生简陋的小书斋中。先生一边翻着即将整理告竣的书法稿，一边略做介绍，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自己作品付梓出版，献给社会，传诸后人，既是先生的愿望，亦为他诸多友朋的夙意。
这次见面，先生赐我一本新出版的《卫俊秀碑帖札记辑注》。书不厚，一百五十来页，收集了先生80年代以来散见于所读碑帖上的评语、札记。语录式的片言短语，似散金碎玉，弥足珍贵。有感悟，贯通古今，出入传统；有评议，臧否名家，锋芒恣肆；有探索，取法自然，碑帖相容。我似乎窥见了先生书法理论的堂庑，那是丰饶的海，那是奇崛的山。他最重的是人的精神，追求的是“书人合一”，因此不只把书法视为专门的技艺，而是当作生命的体验，始终升腾着一种不可遏止的鲜活的力量。至此，我才发现过去对先生的认识是太肤浅了，才感受到先生瘦小身躯里涌腾的掀天波浪，“状貌如妇人好女”而充盈着大丈夫的浩然正气。如此平淡而又何等热烈，远离嚣尘而又不失至性，这就是先生。在卫先生书法集即将出版的时候，特敬献《金缕曲》一阕，谨申贺意：
当世惊瑰玮！墨淋漓、势如寸刃，意如流水。丘壑胸中堂庑广，尽扫书坛巧媚。其有自、研唐探魏。章法百千求意趣，会于心、札记天花坠。雄且丽，草书卫！
不堪回首艰辛淬。任天游、大鹏南徙，道家深味。景迅崇傅风与义，尤见昭人磊磊。哪顾得、红尘嚣沸。莫谓平生萧瑟甚，对晚景、一片云霞蔚。梨枣灿，共欣慰。
《卫俊秀书法选集》序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张仃先生以其七十余年多姿多彩的艺术人生及卓越的艺术贡献而蔚为大家，影响甚巨。他的建树是多方面的，盛名历久不衰。他作为当代著名的国画家、漫画家、壁画家、书法家、工艺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在每一个领域都有世所公认的成就，是20世纪中国艺坛上难得的艺术通才。
张仃先生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从辽北农村一个热血沸腾的爱国少年，到北平美术专科学校的年轻学生，后又孑身漂泊于南京，继之成为大上海小有名气的漫画家。1938年，十九岁的张仃先生到了延安，执教鲁艺，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文艺生涯。建国初期，张仃先生设计了全国政协会徽，领导了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参与国徽的设计，并担任开国大典中天安门广场的总设计。1979年，他主持了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厅的大型壁画工程，创作了大型壁画《哪吒闹海》。而他作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院长，在艺术教育、人才培育方面的贡献，亦为人们所称道。张仃先生身处时代的激荡之中，始终充满着理想与激情，坚持着探索与追求，守望着精神家园与艺术底线。他不仅亲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而且用艺术记录了历史烟云和社会变迁，用艺术反映了审美理想和人生意义。
张仃先生崇拜鲁迅。他在北平美专上学时就读过鲁迅的作品，耄耋之年还在读，他深有感触地说：“还是鲁迅的好。”他当年画漫画，批判时政，正是从鲁迅先生的杂文里得到的启发。鲁迅对绘画艺术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五四”时期就期待中国美术界出现“进步的美术家”，认为“美术家固然须有精致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鲁迅的崇高人格和立足本土、熔铸古今东西的巨大创造力，深深地影响着张仃先生。而张仃先生就是鲁迅所希望看到的“进步的美术家”。张仃先生发表于1942年10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的《鲁迅先生小说中的绘画色彩》一文，就反映了他对鲁迅艺术的深刻认知。鲁迅始终关心人类命运，关心民族兴亡。张仃先生的一生就是在鲁迅的旗帜下，不断将自己的艺术和人类命运、民族兴亡联系在一起。在他的作品中，倾注着人文关怀、家园意识。晚年的焦墨山水画，则贯穿着人与自然这一亘古不变的基础主题。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体现了中华民族智慧的成语，被张仃先生用作警诫自己的座右铭，并以“它山”作为自己的别号。“它山”反映了一种艺术理念，即开阔的艺术视野，兼收并蓄的艺术气度。“它山”，包括各种有益于艺术素养提升的方面，既有滋养自己一生的作为母体艺术的民间艺术，也有西方现代艺术。他对毕加索、凡高、鲁奥等西方艺术家作品的喜爱，与对中国传统民间的门神、剪纸、泥人等民间艺术的喜爱同出一辙；而且在他看来，这些东西方艺术有着相通的精神渊源。张仃先生的这种艺术追求被称为“毕加索＋城隍庙”，其博采众长，厚积薄发，不仅使他打通了各个艺术门类之间的内部关联，集多种艺术于一身，而且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
张仃先生作为国画家，对20世纪山水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54年，他和李可染、罗铭的水墨画写生与联展，破解了中国画改造的难题，为传统中国画在新社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被誉为“中国画革新的里程碑”。多年来，他坚信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的观点，并认为这个观点即使到将来都不会过时。明清以来山水画之衰落，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脱离了生活，闭门造车，强调师承，绝少创造，形成公式化、概念化的山水八股，受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精英的批判。张仃先生强调画家要到生活中去，到自然中去，通过写生获得新感受，处理新题材，发展传统技法。因此，他践行着自己的艺术信仰，跋山涉水，面对自然，把每次写生都看成是朝圣。可是，他坚持写生，并不主张照搬生活。他说，写生的过程，就是艺术创造的过程，有取舍，有改造，有意匠经营，有意识地使感情移入，以意造境，达到“情景交融”。
张仃先生是一位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艺术家。他尊重传统，热爱传统，但讨厌公式化、概念化地画画，实际上他一直是在向传统挑战，希望从传统中跳出来。他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晚年焦墨山水的实践与成就，就表现了他的巨大的创新能力。焦墨作为一种绘画语言，从未在“水墨为上”的中国画传统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对于焦墨山水，前人也只是偶尔为之。而张仃先生却发掘出焦墨的艺术表现力，倚重传统笔法，吸取民间艺术养分，把焦墨笔法和墨法发展成一套完备的艺术语言，呈现出他的个人风格。其所作山水，笔力遒劲，构图缜密，画面苍健却显腴润，风格朴拙而雄强。这种浑厚华滋的视觉语言，既发展了西方风景写生的再现眼前实景的方法，又延伸了中国山水造境的表达胸中丘壑的传统，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山水画的艺术空间。
张仃先生也是与故宫博物院有缘分的人。故宫所藏历代名画，他最为钟爱。上世纪50年代他在中央美院任教时，为了强化学生的中国画基本功，曾带学生直接到故宫来上课。他笔下的故宫、景山，渗透着他对中华传统文化深深的情愫。这次故宫博物院举办张仃先生的书画展，其中又有他捐献给故宫的十幅珍品，对于故宫及张仃先生来说，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2008年初夏的一天，我曾去京西门头沟山中一栋石头砌成的居所拜访张仃先生。树木葱茏，环境幽静，先生或读书，或写字，或抽着烟斗凝思，心境平和，宛如返璞归真的童子，安详而达观地栖息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之中。这是绚丽、激越至极所归于的单纯、恬静。此时，我想起了苏东坡的一句词：“也无风雨也无晴。”
《丘壑独存——张仃画集》序言，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画家韦江凡
我与韦江凡先生同乡，同为陕西澄城县人。很早就知道他是个大画家，徐悲鸿的弟子，马画得特别好，但无缘相识。谁会想到，二十年前我调到北京工作，竟与先生同在一个小区，两家住的楼相距也不过一二百米，真是难得。比邻而居，来往自然较多。我常去拜访他，他也来过我的家。七八年后，我们都先后搬了家，现在两家住得也不远。每年春节，我都会去给先生拜年。
韦先生是我的前辈，离开家乡已经六十五年。我们每次聊天，他大抵都会谈到自己的童年，过去受的苦。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不幸的家庭遭遇，使他过早地承受了生活的磨难。十四五岁时，他曾流浪在外，做过杂货铺、鞋铺的学徒。但是，热爱艺术的天性却不可遏止地在生长，他在再艰难的状况下都未放弃过对美术的爱好，或者说这个似乎不合时宜的爱好给他编织了美好的希望，给了他生活的力量。他曾考入正规的中学、师范，都因无力承付学费而辍学。令人惊诧的是，他却凭借自己实际的水平和能力，被聘为数所中小学的美术与音乐教员，并开始了学习中国画的生涯，一颗艺术的种子在贫瘠的土壤中终于发芽、生长。二十岁前的这些往事，给予先生的不只是人生的艰难，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支配自己命运的努力与体味。这其实也是难得的精神财富。
关中东部渭南各县的民风特点，当地已有形象的概括并流传很广，例如澄城县就是“澄城老哥”。“老哥”的性格，执着乃至于倔强，忠厚而有些憨厚。在韦江凡先生身上，这一特点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下决心要干的事，困难再多再大，也要想办法干成。例如，他仰慕徐悲鸿先生，便立志到北平报考国立北平艺专。当时抗战刚结束，寒冬腊月，交通阻塞，他从西安出发，竟转道上海，又乘船到秦皇岛，再辗转到北平，共用了四十多天。到了北平，却已过了考试期，他又以自己的赤诚与优秀的习作感动了徐校长，终于如愿以偿，并得到徐先生的悉心指导。在以后的求学研艺、深入生活以及创作实践中，都能看到他这种锲而不舍的倔强的“老哥”精神。
徐悲鸿先生早年即以画马闻名。中国历史上的画马，都注重写实技法，直到清宫西洋传教士的画马，更是讲求结构准确，富有立体感。徐先生则开创了新的画法，他充分运用中国画独有的线条及水墨的浓淡，常寥寥几笔，就画出一匹栩栩如生、四蹄腾空的奔马。作为他的高足弟子，韦江凡先生则又有所发展，即用草书入画。韦先生在书法上下过功夫，尤喜魏碑。他认为书法用笔与国画勾勒各有侧重又互为补充，因此认真探索书法用笔在国画中的运用。他又多次赴京郊、张家口、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马场、草原，体察马的生活习性，捕捉其瞬间的体态情貌，积累了大量的写生素材。他用“笔不周而意周”的大写意手法，将草书的线条和飞白融入画马的笔法中，用墨色的浓淡、虚实的对比来表现马的肌肉张力，特别是奔马的鬃尾往往因浓墨的渲染而狂放飘逸，骏骨逸姿，独具神韵。韦氏奔马可谓自成一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