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地理老师感情不一般。我并不爱好地理，我的立体感、方向感都很差，每次画地图、画铁路线，都不太合格。我对地理教师的感情是因为他的儿子刘锡荟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发小。我是他家的常客，而且常常蹭饭。并不是他家的伙食比我家好，而是一种情感的依恋。老师像我的父辈，师母就像我自己的妈，慈善亲切，说话带点乐平腔。我在他家蹭饭，他们热情招待，没有一点嫌弃。
地理老师叫刘圻，又名匡南。“匡”是庐山“匡庐”的意思。刘老师出生在庐山白鹿洞，在庐山的南麓。老师的爷爷在白鹿洞书院教书，因此以“匡南”为自己的爱孙命名。刘老师以前在九江南浔铁路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鄱阳，后就在士行中学、正风中学教书。新中国成立后正风中学并到鄱阳中学。刘老师在正风中学和鄱阳中学两次当我的老师。
刘老师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我从未见过。他在厦门大学读机电系，大学毕业后只身到台湾就业。原以为台湾与大陆只是一海之隔，来去容易，谁知1949年国民党一败涂地，退守台湾，海峡成为多少家庭亲情隔绝的深堑。我的老师和师母有生之年，再也没有见到这个钟爱的大儿子。还没有等到台湾开放大陆探亲，我同学的大哥就埋骨台湾，只能魂归故里。二儿子锡芷我比较熟，是学土木的，比我大几岁，在江西省粮食厅当总工，专管江西各地的粮库建造。我欠他一笔人情，终生不忘。当时我研究生刚毕业还未上班，要到沈阳去看一位朋友，没有旅费，我写了一封信给他，他给我邮来了20元钱。那时20元不是一笔小数目，至今快六十年没有偿还。因为20元越来越缩水，时间越久，越无法还。他可能早忘了，我却记得，永远不会忘。这是一笔连本带利无法还清的人情债，它见证的不是钱，而是爱屋及乌的情感。他爱弟弟，对弟弟的好友当然格外看待。
老师的三儿子也就是锡荟，是我最好的朋友。中国古人在描写朋友交情时说过：白发如新，倾盖如故。有人一辈子相识，直到白发相向，仍然如同新朋友，没有感情，没有心灵沟通，没有交过心，仿佛相识多年的路人而已。可有的人相识不久，倾盖之时，就如同老朋友。我和锡荟就是这样。其实，我们真正做同班同学只有半年，都在芝阳师范读书。半年后，我转到正风中学，他转到鄱阳中学。新中国成立后，正风中学合并到鄱阳中学，我们又同学，但他玩单杠摔断了胳膊，停学，变成比我低一级。我们实际同班只有半年，可友谊终生，至今已七十年了。是缘分还是性格，我也说不清，反正很投缘。
其实，我们两个人的家庭背景完全不同。我家世代渔民，我父亲是商人，他家是书香门第。我记得他家的住房虽然不如我家大，但气氛不同。大门里是个小小的花圃，有花坛，种有各种花草。大门外悬有“赐进士出身”的匾，房子叫“墨庄世第”。进门的廊柱上的楹联是：“阶前碧草含生意，天上浮云写宦情。”门上贴的对联是：“三百六旬新岁月，二十四代旧书香。”宁静幽雅，温馨宜人。
我们年龄相当，他只比我小10个月，性格相近，都比较淘，不过他学习比我好。文理科都行，属于尖子生，是我们这群人中的头面人物。而我则偏文科，见到数学、物理脑袋都是大的。他也淘，在芝阳师范中学屡次攀魁星楼的“共犯”就有他。2013年冬我还写过一首小诗，问他还记不记得这档子事：
低头无语暗思忖，往事似假却是真。
当年攀楼曾揭瓦，而今头白踽踽行。
旧友零落知音少，尘心已远常闭门。
世局如弈乱人眼，卧读诗书坐看云。
他还记得当年攀爬魁星楼，往楼下掷瓦屋主叫骂的事。如今他也年过八十。八十寿诞时，他两个儿子在一家大酒店为他祝寿。来宾很多，绝大多数都是他科技界的同行。我们在北京的几个鄱阳中学同学都去了，热闹了一阵子，谈起往事，不胜今昔之感。
我这位同学是学工科的，原本学建筑，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研究地震，后来又调到哈尔滨力学所，是一个“头头儿”。在“文革”中，“头头儿”和“走资派”是同义语，弯腰挨斗是日常功课。他曾写过一首诗记当时的事：
牛棚归来温旧梦，十室十空余废铜；
匆匆脚印今何在，繁忙室务白倥偬。
和谐之声不复闻，月移星斗嚣尘中；
研习力学十余载，方知何事曰“虚功”。
他怕我看不懂，还为自己的诗作注：
实际上，他不是在做虚功。我这位同学，在力学、模糊数学、电子信息方面都很有成就，担任过电子研究所的领导。不像我，连芝麻官都没有做过。他是“双肩挑”的干部，既能搞学问，又能指挥人。我不行，当了两届哲学系主任，自知不能胜任，落荒而逃。我们都已到耄耋之年。每年还能见次面。春节期间几个鄱阳老同学还会轮流做东，在家聚会，聚会讲的都是家乡话，当然有点走调。后来改为餐馆，这两年连餐馆聚会都感到有点力不从心。我记起孟浩然的诗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不才明主弃”，倒不是。我们很满意自己的境遇，得到信任和量才使用。何况现在已是耄耋之年，不存在用与弃的问题。“多病故人疏”，倒是事实。人越到老年越思念老朋友，可见面却越来越困难。“多病故人疏”，这是老年人的一大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