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劳论
虚劳之病，皆由内伤，而无外邪也。如酒伤肺，则湿热薰蒸，肺阴消烁。色伤肾，则精室空虚，相火无制。思虚伤心，则血耗而火易上炎。劳倦伤脾，则热生而内伐真阴。惟忿怒伤肝有二∶郁怒则肝火内炽而灼血；大怒则肝火上升而吐血。此五者，皆能劳其精血。《道经》云∶“涕、唾、津、精、汗、血、液，七般灵物总属阴。”阴虚内热而成虚劳之症，大约酒色为多，然有童子未室而患此症者，或有先天不足，或禀母气阴虚，其师尼、寡妇、室女愆期，气血郁结，以致寒热如疟，朝凉暮热，饮食不思，经期不准，或致闭绝而成此病者，多由郁火内蒸所致也（以上论致病之由，以下论真阴易亏）。
方书言此症者，皆以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混同论治。不知气虚者，面白无神，言语轻微，四肢无力，脉来微弱；阳虚者，体冷畏寒，手足逆冷，溺清便溏，脉沉小迟。此二者，能服参、 温补，乃为受补可治，斯气虚阳虚之症也。虽血脱者亦有补气之法，乃指卒暴失血，素非血虚之人，如新产之类耳。其余患此症者，《经》云∶一水不能胜五火。
五火者，五志之火也；一水者，肾中真阴之水也。水即精也，即如“女子二七而天癸至”，“男子二八而天癸至”，非阴衰于前而阴成之难乎？又言人“年四十，而阴气自半”，非阴衰于后而阴凋之易乎？所谓阴者，即我之精，而造我之形者也。
人生全盛之数，前后止二十余年，故丹溪引日月之盈亏，以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王节斋则以为，阴虚成病者，十有八九，阳虚成病者，百无一二，盖以节欲者少，纵欲者多耳（以下叙五藏虚证）。
其为病也，在肾，则为腰、脊、腿酸，或攸隐而痛，为骨蒸盗汗，或至夜发热，为遍身骨酸，或疼痛如折，为梦泄遗精，为耳中鸣，为足心热。在心，则为惊悸怔忡，为掌中干热，为虚烦无寐，或梦魇不宁，为口苦舌干，或口舌糜烂。
在肺，则为痰嗽干咳，为气逆喘促，为鼻中气热，为颧红吐衄，甚则吐涎白沫，侧眠，咽痛音哑声嘶。在肝，则为寒热如疟，为颈项瘰 ，为胁胀肋疼，为两目涩痛，为头晕，为眼花，为多怒，为吐血。在脾，则为食减不化，为恶心呕吐，为胀满腹痛，为肠鸣泄泻，肌肉消瘦。此皆五藏虚劳之本症。《经》曰∶“治病必求于本。”须审其因何致损，何藏受伤，如因于色者，则知肾伤，纵有他经现症，亦当补肾为主，而兼治他症；因于酒者，又当以清肺为先（以下叙标本传乘）。
既审标本，再明传变。如肾传心，心传肺，肺传肝，肝传脾，脾再传肾，此传其所胜之藏，侮而乘之，谓之贼克，大凶之兆。《经》曰∶诸病以此相传者死，谓五藏以次相传而克遍也。《难经》曰∶七传者死。谓如病始于肾，而脾复传肾，是谓六传已尽，一藏不可再伤也。又如肾病不传心而传肺，此间一藏而传于生我之母，以母子气通也；如肾病不传心肺而传肝，此间二藏而传于己生之子，母病及子也；如肾病不传心、肺、肝而传脾，此间三藏而传已所不胜之藏，《经》所谓“轻而侮之”也。传乘不明，岂能疗病（以下辨误治）？虚劳一症，偏于阴虚者居多，而医之误治者有七，试详言之。一曰误认阳虚。命门之火，龙火也，亦谓之真阳，如果肾中阴盛，龙火不能安其位，而为上焦假热，面赤、烦躁、口渴等症，口虽渴而不欲饮，足冷过膝，小便清长，右尺脉沉小而迟，或浮大无根，此阴盛逼阳之假症。如夏至一阴生，水底冷而天上热，龙为阳物，随阳而上升，宜用八味之属，冰冷与饮，得引浮火归元，如冬至一阳来复，地中水暖，而龙归大海也。至若虚劳之症，是因肾水真阴虚极，水不摄火，火因上炎而致面赤唇红，口鼻出血，齿痛齿衄，虽亦龙火上炎，与虚阳上浮不同，纵有下部恶寒足冷，此因虚火上升所致，非真阳衰而然，故其小便必黄赤，其脉必带数，有内热的症可据，设误用引火归元之法，是抱薪救火，上焦愈热，而咳喘燥渴益甚，咽痛喉烂诸症至矣。二曰误认中寒。腹痛之属于虚寒者，绵绵痛而无增减，喜热手按，热饮食。
泄泻之属于虚寒者，水谷不化，而澄彻清冷，必有虚寒之脉证可凭，然后用之有效。今人一见胀满腹痛，食不消化，肠鸣泄泻等症，便认为虚寒，而投理中温燥之剂，再补其阳，则阳益亢而阴益竭矣。更有见其胀满泄泻，遂引《经》文“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 胀”，而用补中益气，反提阴火上逆，以致咳喘频增，吐衄交至，而立见危亡。
此其温补得售者，不过助阳之药，能使胃气一时暂壮，饮食增加，彼此相夸，至死不悟，良为可悯。三日误认外感。世之真阴虚而发热者，十之六七亦与外感无异，火逆冲上，则头胀微痛，火热壅肺，则有时鼻塞，阴虚阳陷入里，则洒浙恶寒。阴虚阳无所附，则浮越肌表而热，但其发时，必在午后，先洒浙恶寒，少顷发热，热至寅卯时，盗汗出而身凉；或无微寒而但午后发热。必现肾虚症，或兼唇红颧赤，口渴烦躁，六脉搏数，或虚数无力。此宜大剂滋阴，如保阴、六味之属。若误为外感而表之，则魄汗淋漓，诸虚蜂起。或有失血之人，表之无汗，《经》所谓“夺血者无汗”也，再强发之，必然吐衄，为下厥上竭之症，此尤孟浪之流也。四曰苦寒泻火之误。实火为病，可以直折，虚火为病，非寒可清，非惟不能清热，抑且败其胃气，食少泻多，将何疗治？甚者见其燥结，肆用硝黄以通之，不知肾主二便，肾主五液，肾液既亏，自不濡润，滋其阴，润其燥，而便自通，彼既亏之阴，岂能胜硝黄之攻伐乎？五曰二陈消痰之误。痰在脾经者，名曰湿痰，其痰滑而易出；或稀如水者，名曰痰饮。湿者燥之，半夏自为正治。若阴水不足，肺受火侮，津液凝浊，不生血而生痰，此当润剂滋阴，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宅，痰自清矣；二陈之燥，立见其殆。六曰参 助火之误。夫虚劳之可受参 者，肺必无热者也，肺脉按之而虚，必不数者也，故有土旺而生金，勿拘拘于保肺之说，古人每用之而奏功。今则火已烁金而咳矣，火蒸津液而化为浓痰矣，君相亢甚而血随上逆矣，犹引阳生阴长，虚火可补之说，漫用参、 ，因之阳火愈旺，金益受伤，所以好古有肺热还伤肺，节斋有食参必死之叮咛也。七曰治疗过时。上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如劳神者，常养其心，劳倦者，常补其脾，多怒者，常滋其肝血，多饮者，常清其肺热，好色者，峻补其肾水。
仲景曰∶凡人有病，不时即治，隐忍冀延，必成痼疾。所以终罕得愈者，以内热之症，人多易忽，自恃饮食如常，起居如旧，仍纵恣酒色，迨至病已成而后药之，譬之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以下三大治法）然而治之最难，有三大要法，不可不讲也。一曰补肾水。《经》云∶“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精藏于此，气化于此，精即阴中之水也，气即阴中之火也，故命门之水火，为十二脏之化源。火不畏其衰，水则畏其少，所以保阴、六味、左归之属，皆甘寒滋水添精之品，补阴以配阳，正王太仆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丹溪所谓滋其阴则火自降，譬之灯残火焰，添油则焰光自小也。然须制大其剂，长久服之，以阴无速补之法也。至若因于酒者，清金润燥为主，而保阴之属仍不可废，盖补北方，正所以泻南方而救肺也。因于思虑者，清心养血为主，而佐保阴之属，所谓水壮而火熄，勿亟亟于清心是也。因于劳倦者，培补脾阴为主，而佐保阴之剂。《经》曰∶有所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渴则阳气内伐，内伐则热舍于肾。”故知劳倦伤脾内热者，必及肾也。若忿怒伤肝动血，保阴、六味大为正治，盖水旺则龙火不炎，雷火亦不发，乃肾肝同治之法也。二曰培脾土。脾胃为后天根本，《经》曰∶“安谷则昌。”盖精生于谷，饮食多自能生血化精，虽有邪热，药得以制之，久则火自降而阴自复也。若脾胃一弱，则饮食少而血不生，阴不能以配阳，而五藏齐损，故越人归重脾胃而言，一损损于肺，皮聚而毛落，二损损于心，血脉不能营养藏府，三损损于脾，饮食不为肌肤，四损损于肝，筋缓不能自收持，五损损于肾，骨痿不能起于床。从上而下者，过于胃则不治，至骨痿不能起于床者，死；从下而上者，过于脾则不治，至皮聚而毛落者，死。所以仲景治虚劳，惟用甘药创建中气，以生血化精，一遵“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之旨也。味、非独药也，补以味而节其劳，则积贮渐富，大命不倾。《经》云∶“阴阳形气俱不足者，调以甘药”，故中气不足者，非甘不可。况土强则金旺，金旺则水充。又男子以脾、胃为生身之本，女子以心、脾为立命之根，故治此者，当以调养脾胃为主。三曰慎调摄。虚劳之因，因于酒色者固多，其因于忧愁思虑、抑郁多怒者亦不少，所以童子室女，不生欢笑，及鳏寡僧尼，易犯此病，经谓非针药之可治，必须消遣情怀，随遇皆安，然后疗治，庶能愈病。乃今之患此症者，徒仗诸草木，奉为复元之品，外则疲劳形体，内则沉湎七情，不知心有妄动，气随心散，气散不聚，精逐气亡，故广成子曰∶“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斯言真可为虚劳调摄之良法也。予今所论虚劳致病之因，次及方书之混列，更推真阴易虚之故，以及标本传乘，并误治之弊，而终之以治要，非敢矫当世之偏，实本诸先哲发明治要，予又自验之而不爽者，故特立说以识之。
保阴煎（自制） 熟地黄 生地黄 天门冬 麦门冬 玉竹 龟版 茯苓 山药 牛膝 桂圆肉 人乳上药或水煎，或用石斛煎汤代水煎。内热有汗，加地骨皮。内热无汗，加壮丹皮。腰痛，加杞子、杜仲；或加猪腰、猪脊髓。盗汗，加枣仁、五味子。忡怔不寐，加枣仁。咳嗽，加桑白皮、枇杷叶、百合。有痰，加贝母。有血，加藕汁、童便。食少，加薏苡仁。泄泻，去生地、天冬，加山萸肉、白芍、大枣、莲肉。肺脉按之无力者，量加人参。
读先祖保阴煎谨记
予先祖学舟公，治虚劳有自制保阴煎一方，其意旨所存，盖即固本丸、集灵膏之制而加减者也。二地为君，壮水以制亢越之火；二冬为臣，保金以滋生化之源。惟固本丸有人参，兹去参者，恐肺中有热，反致助火也；代以龙眼、葳蕤，一以悦脾而生金滋水，一以润肺而益肾养肝，二味代参，非独较参为稳当，抑且贫富可以通行。集灵膏有枸杞、牛膝，兹去杞者，恐其性温助阳；用膝者，取其引药下行，一汰一存，权衡适当。至人乳补血液，为润燥之妙品，龟版补心肾，实养阴之良药。统而计之，即“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之意也。然群聚沉阴静味，得无过于凝滞，上阻胃纳，下妨脾运欤？故佐以山药、茯苓，一培一渗，调和脾胃，使无偏胜之虞。且备拟加减之法，以治病之变化，毫无遗漏焉。壮水制火，补精养阴，较之钱仲阳之六味，张景岳之左归，不能多让，而或更胜之。乃或有议其平庸者，是未筹劳者养之，惟宜王道，不尚霸功也。先祖当年，先叶香岩、薛一瓢两先生而著名，制此方以疗虚劳者千百人，不仅为独创之奇，实上探古人之精奥，世虽多高明之士，而治虚劳者，谁复能舍此而别求良法哉！予也痛先人之已邈，幸旧笈之犹传，思济美于后先，有惭学术，读祖书之良善，敢秘遗编？用是梓此新方，附于《汇讲》，非徒求行世，亦以祈活人也。
六味地黄丸方解
此为补阴之主方，补五藏之阴以纳于肾也。藏阴亏损，以熟地大滋肾阴，壮水之主以为君。用山萸肉之色赤入心，味酸入肝者，从左以纳于肾。山药之色白入肺，味甘入脾者，从右以纳于肾。又用三味通府者，恐府气不宣，则气郁生热，以致消烁藏阴，故以泽泻清膀胱，而后肾精不为相火所摇；又以丹皮清血分中热，则主血之心，藏血之肝，俱不为火所烁矣。又以茯苓清气分之热，则饮食之精，由脾输肺以下降者，亦不为火所烁矣。夫然后四藏之真阴无所耗损，得以摄纳精液，归入肾藏，肾受诸藏之精液而藏之矣。从来囫囵看过，未识此方之元妙，至于此极。今将萸肉、山药二味分看，一入心肝，一入肺脾，既极分明，而气味又融洽。将熟地、萸肉、山药三味总看，既能五藏兼入，不致偏倚，又能将诸藏之气，尽行纳入肾藏，以为统摄藏阴之主，而不致两歧。至泽泻、茯苓、丹皮与三补对看，其配合之妙，亦与三补同法。制方妙义，周备若此，非臻于神化者，其孰能之？惟其兼补五藏。故久服无虞偏胜，而为万世不易之祖方也。
八味地黄丸方解
此方用附子、肉桂补两肾之阳，非补两肾中之命门也。附子补气中之阳，由肺以入于肾，故阳虚肺气喘急者，服之即止，乃右肾之阳药也。肉桂补血中之阳，由肝以入于肾，故阳虚肝火上浮者，服之则纳，乃左肾之阳药也。夫从左从右，非两肾之中，可知命门居中，是以一而神，非以两而化。附子、肉桂，一气一血，两相对待，故非命门药也。如以附为补命门，则以命门属气，桂不得为补命门矣；以桂为补命门，则以命门属血，附不得为补命门矣。总之，命门为先天之气，本于始生，为生气、生血之根本，非草根树皮所能补者；药饵入口，从胃气敷布，然后输入肾藏，即系后天饮食之气所化，但能补益藏腑，不能补益先天。故前人加入地黄丸者，不特附、桂一气、一血，即车前、牛膝亦是一气、一血，知母、黄柏亦是一气、一血。一气、一血者，俱入两肾，而非命门也。以命门为阳者，此命门与两肾分阴阳，则命门为阳，两肾为阴。命门为始生之根本，即是万物资始之干元，故为元阳，象坎中之一画也，非以火为阳也。如以两肾分析而论，则左血为阴，右气为阳，亦非以水火分也。如专以一肾而论，则左肾不独有精，气亦有之，右肾不独有气，精亦有之，精即为阴，气即为阳，此两肾各有阴阳，故八味地黄丸各补其阴阳也。
司天运气征验
余曾撰《司天运气赘言》，已镌入是编第七卷矣。愚意以每岁每候必有岁运与司天、在泉，及分五运之主客，六气之主客，六者杂聚，变化靡穷，吾侪在医喻医，譬如一方中纯寒纯热，其剂自峻，若苦辛相制，寒热杂陈，即有所偏，盖亦微矣。故《天元纪》、《六微旨》二篇，论至天符、岁会，则有中其病者速而危、徐而持、暴而死之别，天符、岁会如此，可知五运六气亦须参合，以类推矣，《内经》未言及此者，提其纲而难于尽数其目也。抑更有释天符、太乙者，谓当以得病之一日为言，如戊子日亦称天符，戊午日亦称太乙之说。兹嘉庆元年丙辰，乃统一岁者，太羽水运，上半岁又值太阳寒水司天，已为天符矣，而初之主运值太角，初之客运值太羽，初之主气又值厥阴风木，则是六者之中，三寒二风，惟初之客气值少阳相火，一火孤立，几为群水所掩，初之运气，天候应寒也。正月初九日丙辰，又天符之日，水寒会聚。
余于去冬曾与邻金子东屏、胡子诚斋、谢子由乔，暨同道唐子迎川、周子思哲、朱子涧溶，以及门人王文海辈，谈及是日防受寒邪。不意至期，果于鸡鸣时，烈风震屋，积雪盈庭，及午、雪益密，红炉不暖，缯纩无温，抵夜风更壮，即重毳幕，不啻大荒冰窖矣。迨诘朝，风少息，然寒威凛冽、吹气成冻，不独贮水缸坛，插花瓶击，一旦都为冰泐，甚至烟筒酒瓮，无不凝冰，耄耋之老，皆云有生以来，未遇如此严寒，诸邻友谓余曰∶推之何精也？余亦未料如此其验也。
因而追溯乾隆三十八年癸已，夏炎暑酷烈，中 而死者，难以仆数，试亦以运气推之，乃少征火运，而值巳岁，所谓岁会也。大暑后少阳相火在泉，所谓同岁会也。维时乃三之运，四之气，客气又值少阳相火，则是七者之中，火居其四，至于主运少宫，客运少商，主气太阴湿土，五行中全未见水，有阳无阴，可谓亢害之至矣。于是益知运气之说，不可执一而论，当以六者之中，角、征、宫、商、羽与风、火、湿、燥、寒，互相参究，自无不验，纵不必偏甚若此，始能获应，亦须以此六者主客太少何胜？何逊？何远？何近？穷究其微，必有曲验，即此癸已、丙辰二岁可征也。再试以本年他运他气推之，除五行错杂，不甚偏乖者，无庸琐述，小满后交三之客气，乃太阳寒水与岁运司天相合，且主客运气之中，客气最为切近，是时应有寒征。又小雪后交终之气，主运太羽，主气太阳寒水，与岁运之太羽三水会聚。惟是主运主气不过时令之常，非比客运客气加临，变化显有异征耳。十一月十五日丙辰，益以天符之日，寒应倍之，兹乃时当夏仲，衣必纩绵，三之气亦己验焉。前撰赘言，可诩未谬，试再观终之气何如？（五月望日识）
三焦说
三焦有形、无形之说，越人、华佗、王冰、东垣皆曰有名无形；余则或言无状，或言有形，纷纭无定。愚意当以无形之说为是，非若五藏五府各自成形，可以定其象也。《营卫生会篇》云∶“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此三焦定论也。以其无形，故举功用之相似者以比拟之也。雾、类乎气，《决气篇》所谓“若雾露之溉”是也。考沤、渎二字之义，沤、渍也，渐也，渐渍之使柔烂也。则沤者状“腐熟水谷”之义，谓渐渍以化也。渎、浊也，通也，所以通垢浊也。则渎者状分别清浊，即“决渎之官，水道出焉”之义也。其“三焦”字义，亦属无形，盖火灼则焦，火即是气，以少阳为相火，即取“焦”字之义也。上、中、下、有分司之任，故曰“三”也。《营卫生会篇》云∶“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隧，命曰营气。……下焦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故水谷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而成下焦。”又云∶“营出于中焦，卫出于下焦。”《五味篇》云∶“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藏，别出两行，营卫之道。”细玩《经》文，曰“出于胃上口”，“出上焦之后”，曰“成下焦”，曰“胃之两焦”，皆见无形体之意焉。而细绎《经》旨，即营、卫之气所从出，其职司功用，莫非气之所为，故《中藏经》曰∶“总领五藏六府、营卫经络、左右上下之气也。”至《本藏篇》有浓、薄、缓、急、直、结之说者，孙东宿谓五藏、五府、五行，正配合者也，独三焦无合，故附膀胱而言，非谓三焦有物如是也。若《论勇篇》理纵、理横之说，不过言其人之躯壳上下通体如此，故以“三”字贯之，而借“焦”字助语成辞，与《五味篇》所云“胃之两焦”句法相仿耳。再以《背俞篇》五焦、七焦之文观之，则三焦纵横之句，亦可不必拘泥矣。使必以无形之说为误，岂越人、华佗其才智反在后人下耶？
命门说
命门者，人身之真阳，肾中之元阳是已，非另是一物也。后世立论，有谓在两肾中间者，有误引“七节之旁，中有小心”为命门者；至谓其形如胡桃，尤为荒诞！夫越人倡右肾命门之说，而后人非之，抑思不有越人，又何从有命门之说乎，其意以阳气为重，人身左血右气，故归之右也。人之每藏每府，各具阴阳，肾为一身之根柢，元阳为人身所尤重，故特揭之也。自古命门治法，亦惟温补肾阳而已，别无他法也。故虞天民两肾总号命门之说，最为近理。景岳亦有分而言之，则左水右火，合而言之，为水火之府，阴阳之宅，及命门总主乎两肾，两肾皆属于命门之论。至以子肠当之，又于理未安也。孙东宿以生气立论，其意颇合，竟指为先天之太极，亦非也。近时灵胎徐氏，谓肾之有两，则皆名为肾，不得名为命门，盖肾为牝藏，其数偶，命门之义，惟冲脉之根柢，其位适当两肾之中，真可称为命之门，不得以右肾当之也。夫以牝藏释两肾，其说最的；以冲脉当命门，倡论似甚新奇，细按亦非确当，不过执两肾中间之语，而另开一说耳。窃以为两肾为立命之门，命门穴在中间，似因肾而得名，越人以肾为命门，又因穴而名之也。总之、《三十六难》曰∶“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此真上补《素》、《灵》之未及，惟“非皆肾”、“知肾有一”二语，不免词病，以致后人辨论纷纷也。
阴阳常变论
阴阳者，一气所分，宜平宜合，忌偏忌离。或为对待，或为流行，有会处，有分处，本相生，亦相克，天地万物无一可以去之，其理之精微，实非易言者也。考之医籍，或谓阴易亏而阳易亢，务以益阴为先；或谓阴主杀而阳主生，必以扶阳为重。若此之类，各有至理，而均非定论，何也？以未分常与变耳。试以四时昼夜核之，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两分焉而毫弗参差；夜则为阴，昼则为阳，总计焉而纤无多寡，此阴阳之常也。以大地之变论之，时或亢旱，即阳盛阴虚之象，必有待于甘霖；时或久阴，即阳衰阴盛之征，是有赖于皎日，此各执其说者，亦有至理也。以人之病论之，水亏火旺，非清凉无以救其燎原，既不可专以阳为重；气脱神霾，非温热无以消其阴翳，亦不可独以阴为先。非偏执之见，均非定论乎？考之先儒，语其大纲，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是为流行；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则为定位。言其体用，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惟两故化合而后能遂也。以阳为用则尊阴，以阴为用则尊阳，随时变易，迭相为用也。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唱。阴阳相生也，体性相须也，是以阳去则阴竭，阴尽则阳灭。顾阴之为道，利于从阳，不利于抗阳；阳之为性，宜于潜藏，不宜于发泄。若夫阳主进而阴主退，阳主息而阴主消，进而息者其气强，退而消者其气弱。阳刚温浓，居东南，主春夏，而以作长为事；阴柔严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敛藏为事。作长为生，敛藏为杀，似乎以阳为重，及观天不地不生，夫不妇不成，又谓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故不贞则无以为元，而非生生不穷之道也；又不必以阴为轻，则先儒之说未尝偏轻偏重也。故阴阳得其正，则平若权衡，阴阳失其和，则反如冰炭。自其变者而观之，阳主乎热，阴主乎寒，不可混而为一；自其不变者而观之，阴气流行即为阳，阳气凝聚即为阴，岂可分而为二。且阴阳互藏其宅，故伤其阳即及其阴，伤其阴亦即及其阳。阴阳消长无穷，故阳之退便是阴之生，阴之退便是阳之生，《内经》亦曰∶阴阳之道，如环无端是也。
如曰阳能生阴，阴则不能生阳，岂理也耶？且果谷草木，有生于春而成于秋者，亦有生于秋而成于春者，惟独阳则不生，独阴则不长耳。要之，论其常，则毫厘不可轻重；如其变，则刚柔大有悬殊。所以寒极则冻而死，暑极则热而毙，过则主乎杀也；晴明物亦荣，雨露物亦茂，和则主乎生也。惟今人之体，偏胜者多，在乎临证者，于向来偏执之说，毋低其短，善用其长可也。阴阳之理，非一言可以尽之也。
中道说
中之为道，无所不涵，无所不彻，推之医理，尤不可忽。盖万病由于乖戾，用药惟以调和，益其不足，损其有余，温凉攻补，必归于中而后可。夫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谓也。故中无定体、随时而在，一病有一中，不可偏向一病，而今日如此为中，明日如彼为中，慎勿固执。且同一病而此，则如此为中者，彼则如此而又非中，无穷活变。故中者，如权之称物，如镜之取火，少越焉，太过矣；少退焉，不及矣；总在死机之顺应也。医之中道，非不寒、不热，不补、不泻之谓，中病即是中，中病而毫无偏倚，毫无过不及，即是至中。是以补如参、地，泻如硝、黄，热如姜、附，寒如膏、连，散如麻、桂，毒如虻、蛭，合宜而用，何一非大中之理乎，是在平时穷理精而辨症明，则临病自生变化，能统万理于一原，自能通一心于万事也。尝怪前贤往哲，代不乏人，其聪明才辩之资，纵横反复，蹈奇入险，固皆医林之杰也，然而适中者寡矣。《书》曰，“允孰厥中。”子曰∶中庸不可能也，医虽小道，何独不然？
三百九十七法考
仲景《伤寒》书为叔和编次，已失其真，即林亿校本，亦已难得，今世所传，惟成无已注释之本而已。至三百九十七法，莫不津津乐道，而究鲜确指。汪苓友亦云∶前人所未明言，其引张孝培《伤寒类疏》桂枝汤服后至以助药力为一法，温覆至如水流漓又一法，称与诸家不同，顾吾不知其何本而有此。考前明有吾虞赵开美翻刻宋板《伤寒论》全文，其三百九十七法，于每篇之首注共几法，先则节录原文，开明第一、第二，次于原文之下，复列一、二、三之数，总计全书治法，了如也。但不知出自叔和，出自林亿，今之传本亡之者，殆为无己所删乎？后人未见宋刻，茫然不晓，如王安道亦未之见也。国朝王晋三虽于每方之下注以各法，亦不过继张孝培、汪苓友之志而爱礼存羊，究有未能悉洽者。故愚以为注书不应改移，止宜就文辨论，如朱子之贤，阙文错简，皆仍其旧，无已何人，而乃擅削，以致迄今，盈庭聚讼也。
仆先祖笠山公，精于医理，傅极群书，临症之暇，静坐小斋，手不释卷，虽至老不倦。于暮年采取诸同学高论，辑成《吴医汇讲》行世。旧存见闻篇什，及诸公送来佳作，先祖必反复细阅，再商之二三老友，考订尽善，方始付梓。是以采取者果多，存止者亦复不少，缘集行海内，同人之公论系焉，不苟采选，可见仆先祖慎且重也。选至十一卷周省吾先生佳章之后，忽抱沉 ，于辛酉岁辞世，迄今十四载矣，痛音容之已杳，幸《汇讲》之流传。庆耆仅守遗板，即以十一卷第八页省吾先生佳作为止。庆耆年幼无知，不能克承家学，医林典籍，未经探讨，虽承佳章赐教，不敢续入集内，所以遵先祖慎采之遗意也。爰书数语，附于简末。
嘉庆十九年岁次甲戌春正月孙男庆耆百拜谨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