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具体
子游、子张、子夏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晦庵《集注》：一体，一肢也，具体有其全也。又曰：体，段也。皆就身体言之。双峰饶氏曰：吾道所谓全体，仁、义、礼、智、信也，具体而微者，五者皆几焉，特未到至处，各具一体，则仁有余者或义不足，礼而得者或信而亏，盖子云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之说，视肢体之说尤明切。
《左传》纪人名
《左传》纪人名既名字并举，又或族、里、爵、邑、谥、号错布一事之事，如称士会曰随武子，又曰随季，又曰士季；称却伯曰驹伯，又曰献子；称荀林父又曰桓子；称先又曰彘子；称公子吕又曰子封；称裂又曰子帛，此类不一。后来杜子美作诗，爵、名、里、字亦备著，如曰杜陵、曰杜曲，著地也；曰臣甫、曰子美者，名字也；曰拾遗、曰省郎，著爵也。盖取法于《传》而以《诗》参之。《文王有声》诗称文王曰王公，又曰王君，曰皇王，亦备著一诗。先儒释云：词之不同，以见美之不足，反覆备咏，诗之体也。
豕虱
势不足倚曰冰山，乃唐张彖鄙杨国忠之言。李堪鄙二张复曰海市蜃楼。按蜃，大蛤也。《韩诗外传》云：蜃能吐气为楼台海中，春夏间见。《文昌杂录》著登州每晴霁，海之烟雾中有城阙、楼阁、人物、车马、鸡犬往来之状，盖蜃吐气为之，旋复消灭，登人谓之海市。东坡诗谓所见皆幻影是也。二喻本出《战国策》，曰：城狐社鼠。《庄子》复譬豕虱曰：豕虱择疏鬣、白以为广宫大囿，奎蹄、曲隈、乳间、股脚自以为安室，利处不知屠者，一旦鼓臂布草燎烟火，而己与豕俱焦也。冰山诸喻所习用，若豕虱则少援引者。
《庄子》
文章设喻则深婉，而于喻最难，至一字数喻尤难，独《庄子》百变不穷，姑即明白者著之。如喻身用之厚曰：子见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又曰：吾闻楚有神龟者，死三千岁矣。王乃舒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又曰：祝宗人临栅说彘曰：吾将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汝为之乎？为彘谋者曰：不如食以糟糠，借之牢都之中。三喻意同而事异。喻不可语道之人曰：有鸟止鲁郊，鲁君悦之，为具大牢以飨之，奏《九韶》以乐之，鸟乃始悲忧眩视，不敢饮食。又曰：《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走，鱼闻之而下。喻斫壤真性曰伯乐治马，曰陶者治埴，日匠者治木。喻陈言不可用于今，曰古人糟粕，曰已弃刍狗，曰舟不可陆，曰狙猿衣周公之服，曰丑人学西施之颦，曰迹，履所出，而迹非履。喻精一之守曰：疴瘘承蜩，曰津人操舟，曰吕梁蹈水，曰梓庆削锯。各数易说，每易每奇。若庖丁解牛事曰：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林竹溪谓如画出一屠牛人。砉然响然，奏刀砉然。如闻其离析牛体之声。导大窍，批大；技经肯綮之未尝；彼节者有间而刀刃无厚；每至族，视为止，行为迟等语则牛身之骨节理络、屠者之难易伸缩皆著之笔端，岂不为千古文章之妙。广大郭象谓《庄子》言大如鹏，徙九万里而六月怠，极天下之大；如蜗牛之角能容蛮触之战，极天下之小；言久谓冥灵以五百岁为春秋，大椿以八千岁为春秋；言近则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言古则行填填，视颠颠，卧居居，起于于，如标枝，如野鹿，无为之象可掬；言后世则蹩{薛足}、是跋、澶漫、摘僻、屈折、悬是、结卓、鸷脔、卷抢，囊作为之态备尽；言子贡之富则轩车不容巷；言曾子之贫则正冠而缨绝，捉矜而肘见，纳履而踵决。各臻其妙，自谓瑰伟ㄈ诡可观，信哉！但陋仁义礼乐而偏道德，诋訾尧舜以来之圣人而崇老子，舍弃人事一付自然，所以得罪名教，为异端之学。
古铜代金
《舜典》金作赎刑，《吕刑》罚百锾，皆释铜。汉罚用金，赎死为铜四百一十六斤，唐赎死为铜一百二十金。按《禹贡》：扬州贡金三品。铜与其一，故铜罚例曰金。汉赐臣下诚用金者，直书黄金。考古金多无如汉高祖予陈平四万金，赐家令五百斤，慎夫人赐袁盎五十斤，宣帝赐韦贤、黄霸各百斤，赐疏广受二十斤，太子加赐五十斤，赐高祖功臣后百三十六人各十斤，岂为天下国家用，故亦不为天下国家惜乎？若饰土木言金，无往《西都建章赋》曰觚棱栖金爵，《三辅故事》：著金爵铜凤长安门，《甘泉赋》曰金铺交映，杨雄《解嘲》曰历金门，注亦曰：门旁立铜马，因号金门。古帝者富有天下，犹以铜代饰土木，后世琳宫梵宇，例饰赤金，何也？
龙门
禹凿龙门导河，意穿其山之遏水者而已。水李氏记其事则不然，谓同州韩城县北有安国岭，东临大河，上建禹庙，乃禹凿山通河水出处也。河自古长城外南注中国，至安国岭下凡千馀里，两岸尽壁峭立，大河盘束怒郁石硖间，至此方山间喷风扬雾，如万雷鼓天而下。《庄子》“悬水三千仞，流沫四千里”盖写此。禹像冕服豕首，祭讳用豕，用则大风拔木发屋，灾被百里，观此则暴鳃点额，亦见鱼力之上莫支水力之猛，而禹所以神也。若上流乃古朔方，处党项之里。宋苦西夏，尝有陈熙河据西夏上流，于舟顺流下，出会州腹攻灵夏者。朝廷下其议，熙河漕臣李复奏曰：契勘黄河过会州，所见精山石峡，险穿自上，垂流直下，高数十尺，船岂可行至西？妥州之东大河又分散流，谓之南山逆流，数十里方再合，逆流水浅滩碛，不胜舟载。朱文公谓《禹贡》言贡赋之路曰：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则古来此处河道固通舟楫矣，又若此何也？余窃谓兴灵以外之河古当狄境，自《书》记雍州贡道之后，狄之窥中国者何限，曾未闻有导河入渭、者，则龙门上流行舟必难，复之说疑有据（按河出葱岭、于阗，合流东注菖蒲海，去玉门、阳关三百馀里，潜行地下，至积石出，故禹导自积石，自积石千里而东，千里而南，至龙门凡三千余里）。
战国说士
叶水心曰：周之盛时京师有学，比、闾、族、党、乡、遂皆有学，三岁资兴，诸侯贡士，进得仕天子，退得臣诸侯，故其时有秀士、进士、俊士、造士等。自厉王无道，周法浸坏，宣王之复未几，又乱以幽王，驯至平王东迁，京师之学先隳，诸侯贡士之典亦阙，士绝望于王都，下者为商贾负贩，高者俯首为陪臣，然尚用于诸侯也。其后诸侯亦不取士，士之无归者降为大夫、家臣。孔门弟子皆为之，独颜、闵以不仕见推。至战国诸侯互相吞灭，日寻干戈，及遭离乱，为家臣既无主，退又无以自业，于是放荡四出，仗口舌以要时君，虽孟子大儒，亦千里见梁，且语勾践以游重轻，平原辈资士以重其国，几数千人，士之变诈纵横辈至，以口舌重轻人国，列国之主为之拥先驱，侧行避席，时可知矣。至秦此习未改，于是坑夷之祸起焉，其实皆因于士之无归也。
乡举里选
封建不复，里选难行，缘古者王畿外其地皆以封诸侯，王城二百里外又责之都鄙，天子所治只六乡六遂二百里之间，诸侯封国乡、遂、比、闾、族、党之内，塾、庠、序之教行，故行艺之考察可知，耳目之采取亦易。《周礼》选举之说曰：闾胥（立此为闾中士为之），凡春秋祭祀役政丧纪众众庶书其恭俭任恤者，族师（上士为之），月吉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党正（下大夫为之），正岁书其德行道艺，州长（中大夫为之），正月之吉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纠其过恶而戒之，乡大夫（命乡举之），三年大比则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盖人之贤否，非久与居莫辨真伪，久与居者惟邻里乡党，故党庠序乃审察人才之要（按：古<广羊>、序皆乡民行射、饮读、教法之所，事已则反于学塾。汉学校不立，士与讲论者令肄业太常，后世以来始有越乡违家、群居聚食就学者）。后世井邑既亡，学校又废，郡大者绵地千里，如汉委郡国察孝廉，郡守拜罢不常，不能熟其人之贤否，往往滥举者多。魏郡置中正九品一人考德行，亦只取信口耳。其后任爱憎、通货赂、取阀阅，职名中正，实为奸府。元魏惟简年劳，才否不辨。然汉公府辟举之法，尚近古郡县，属吏掾曹许各辟于其长，经郡县辟者，五府吏辟，经五府辟者，公卿始得推选。故士修于家，声闻达于乡闾，则辟书交致，至县令以上始赴尚书选调，一人之身阅历者众，汉吏多得人（周官人之法：论之乡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以王庭，示不取信一人）。隋唐来易以词华设科，行艺已阁置矣，然犹察时望录之。至宋置棘糊名，则德行才否一切不辨，士之得失权衡于命之有无，特假词华彰施之尔。愚谓科举流泛，封建不复，选举难行，若只徇时论取人，则王莽未得汉柄，折节为恭俭，虚誉隆洽；嚣殷浩未出，天下皆谓深源不起，如苍生何；王安石初年，天下推其文行莫与为比，堪充选举，虽国皆曰贤也，而竟如此，又何哉？要之毁誉难凭，苏湖以经义治事，边防、水利、置斋，实取人之规，虞廷、纳言、试功一节，实审才之实。盖人各有能有不能，就其能之著而取之，真才出矣（按孔门四科论人，赐达，由果，亦不专主文章德行，则偏徇岂不谬与）。后世取人但言语一科，不知世固有坐谈则胜，行之实事则阙者，礼乐、讼狱、财赋、兵机素未尝经，则选以官，事多废，而岁月淹久，循资格又付以断国论，谋王室，当方面，而人之堪不堪乃不问也，所以政以人弊，国以人亡。
老彭
事惟近于人情者可信。传记述彭祖、老耽，各有诡异难凭之说，年皆数百。今撮识始终，彭祖姓名铿，封彭城，故号彭祖，以斟雉养性事尧，仕夏为大夫，仕商为老彭，事周为柱下史。《彭祖传》云商世已传三百岁，《列仙传》云丧四十九妻，亡五十四子，寿七百。又云八百。而《书》独以为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其谬盖易知也。如《列仙传》所云，彭祖但寿其一身，不能延长其妻子，其仙亦陋矣。老耽，皋陶后，《说苑》著皋陶士师为理官，因以理命族，古字理、李通用，故《左传》行李、行理无二。夏商时已有李氏。姓氏书李，新旧《唐书》乃皆谓老子生李下，遭乱，饥食木子得生，因姓李。葛洪《神仙传》又谓：老子无父母，姓李皆附会妄说也。按老子生周宣王四十二年，母名之曰元禄，字伯阳，甫生能言，生时皓首，方瞳长眉，干九尺，耳七寸而参漏，故复名耳，字耽，邑于苦之赖（亳州卫贡县，县东有赖乡，即老子生地，有桐。《汉志》以老莱子、老耽为二人。按《庄子》书孔子问礼于老耽。《高士传》云孔子至楚见老莱子，时已二百馀岁，班衣戏母侧，所问皆礼事。二老传皆曰楚人，又莱，先贤以为老声之转，窃疑只是一人）。仕桓、庄，出为柱下史，仕简、灵，世为守藏吏，平王世著《道德》，孔子没后十九年西入秦，历流沙，化胡成佛，见秦献公，又后孔子百馀年。其寿以为二百七十，又曰四百四十，又曰不知所终，然县柳谷水面有老子墓（余按：老子著《道德经》，清净无为，外无半语及神仙，《庄子》之书致尊老子，亦不言其为仙，至晋葛洪著《神仙传》始列老子于仙。昔之推黄帝者曰寿三百，大戴《礼》述宰我问孔子云：黄帝人也，何以能三百年？孔子曰：生而民利其德百年，死而人期其神百年，久而人用其教百年。窃疑彭、老子寿犹孔子论云，特传记神异焉尔）。
治贵审时
论秦政、王莽曰：秦焚《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殊途同归，俱用灭亡。盖谓书不适用读书与不读书也。魏鹤山尝叹孔孟著书未及行，尽其辙辕历聘，熟谙世故，又洞识前古，使其获用，弛张必当。至秦大肆暴，经皆出于汉儒，掇拾先王制度，杂以秦汉，汉舛谬甚则胡制，即王贾马笺注多是以后王仪文臆说三代令典。故经著义理纲常，万古不易，其建置纤悉，随时之宜可也。夏礼而杞不足征，殷礼而宋不足征，孔子时二王之后犹存而皆云然，后乎孔子者文献又可知矣。韩魏公规荆公新法曰：古今异制，贵于便时，《周礼》所载，有不可施于今者非一（程子曰：经焚，礼书多出，汉儒不可一一追复），后世眩于太平六典之名，执于周公制礼之说，一用于王莽，再用于后周，三用于熙宁，而治卒不可致，不知三五制作皆出圣人，而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忠质文异尚，子丑寅建立已各不侔，何尝殷必循夏之迹，周必袭殷之制，况事久必弊，弊久则更，岂有执而不通之理？汉崔《政论》曰：济世拯时之术，岂必体蹈尧舜乃理哉？期于补疑阙壤、支柱倾邪、随形裁割、措斯世于安定之域而已。孔子对叶公、景公、哀公问政各不同，所急异务也。俗人奇伟所闻，简忽所见，焉可与论国家大体哉（后世言三代永固以封建，不知禹之天下非无封建，不三世而太康失国，幸而再集者，少康之贤明也。幽王之天下非无封建，一无道而四夷交侵，幸而复国者，宣王之修攘也。春秋诸侯之弊极矣，周以微弱乃载柞数百，岂诸侯于周真有一日之力哉？徒以各争强大，不能相质，周幸而传尔。秦变以郡县，而弊以苛暴。汉易以宽仁，而制于权臣。晋弊于权臣，隋弊于盗贼，唐弊于藩镇，往往国之亡皆有弊，善治者亦惟救偏补弊而已，无拘说也）！又曰：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矣，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知弊也。此论足以尽美三代之蔽矣。余尝谓唐虞治道，万古冠冕，究其设官，惟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职之可纪。昔禹平水土，稷教播种，契敷五教，皋陶为士，与夫垂工、夔乐、伯夷秩宗而已，何尝琐屑如《周礼》哉？矧治道贵安静，设官既冗则巧拙杂进，天下始病矣。司马温公曰：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王之治谨择忠贤而任之，法制不繁而天下治，及其衰也，百官之仕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防闲益密，上下劳扰而天下乱。汉唐而下，君道虽不尽纯，而汉文景以恭俭致太平，唐太宗以仁义致太平，有宋以儒道致太平，则亦惟其人而已，不在尽循古制也。《酌》颂成王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安天下。汉吏称其职，民安其业，而宣帝曰：汉家自有制度。苏子曰：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俗所不安，人所不悦，纵有礼典明文，无补于怨。故履不必同要之适足，治不必同要之通时。又曰：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
将老
秦始皇取荆，初疑王翦老而怯，后卒将翦而克。汉宣帝将七十馀之赵充国遂平羌。光武将铄翁之马援遂定蛮。晋邓艾平蜀，王平吴，年皆七十。他如吕尚八十遇文王，百里奚七十干秦缪，晋重耳六十二反晋国，郦食其六十二遇汉高帝，裴度、郭子仪身益者，国益重。盖经历多，思虑精，举措审，往往以老得之。张南轩尝评充国之将曰：将之失从负勇而愎谏。充国曰：兵难喻度，愿至金城，图上方略。其不忽事如此。将之病患急近功，充国屯田为久计，图其万全；将之病患好杀，不恤百姓，充国图坐消西戎，使百姓安焉。此岂少年尚气贪功者所及哉？
帅职
南轩帅荆，遗晦庵书曰：某受任上流，军卒责都统，财赋责总司，吾帅臣专以固结人心为本，使人有尊君亲上之心，则以守固，以战克矣。兵、财，帅大务也，而民又最焉，其论识可谓约而事要矣。
服食为本
禹别九州，冀为王都，独不言贡篚，近王畿曰甸服，甸为天子治田，赋专出谷。盖王畿地大人众，四方根本所在，急在衣食，故畿内百里赋纳总（禾本全曰总），二百里纳钅至（刈禾器），三百里纳秸《半藁去皮），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凡以食为重也。兖、豫、青近王畿，兖贡蚕丝，豫贡绵、、纤、纩，青贡盐、、丝，凡以衣为重也。馀州之贡宝玉玩好而已。《洪范》八政先食货，《豳囗七月》周公陈先公风化，公刘召康公戒成王以民事，皆谆谆农务，以此见王者富有天下，亦不可一日忘情于衣食。
江河淮汴
天下转漕之水其大有四，曰江、河、淮、汴。河可聚西北之漕，江可聚东南之漕，汴引河入淮，实江湖脉络，可聚中原之漕（按洛以入河溢为荥。《史记正义》。曰：荥水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即官渡水屯。详此则汴古已有，后世以为始隋，非也。但前贤明此水不一，或谓上名鸿沟，下名官渡。张华谓鸿沟、官渡各一水。胡明仲谓汴、鸿沟、官渡为三水。张伯谓：荥引河东南。注：至大梁浚仪分二渠，一为官渡，一为鸿沟，汴别为渠。今汴自西而东，鸿沟横亘南北，但三国袁、曹相拒官渡，操曰：悠悠黄河，吾其济乎？则官渡自黄河）。其馀小水随地所出，俱达江河，备著《禹贡》。淮出桐柏山，溯汴北通河，而南不通江，故《禹贡》述江水沿于海而后入于淮。《左传》谓吴夫差始通江淮，由是四水通济（《孟子》曰：禹排淮、泗而注之江，然《禹贡》禹平水土之书，果通江淮必述之矣。兼古封国各有限域，以唐虞五服制考之，淮且居荒服外，况江表乎？故《孟子》之说可疑。春秋吴凭陵上国，至北伐齐与中国之盟会，乘便取捷，盖通江淮之始）。凡水，水力不同，舟载亦异。唐刘晏转漕给关中，初概以航运艰阻百端，后察江船不可用于淮，淮船不可用于汴，汴船不可用于河，遂随岸置仓贮载，因相水之宜用船，运遂无阻。河至龙门扼底柱险，复资陆运入渭（按唐运避三门之险，开三路于八里始济）。渭浅深不常，隋兴，凿渭自囗兴东至潼关，凡三百里，名开通河，然后关内之运通利。唐以来潼关有变，河汴不通，则江运溯汉，入武关以达长安（按：汉水、邓州计六七百里至武关，至洋川始陆运出扶风）。但汉上流滩险，不若河渭之易。唐末及朱梁初都洛，后梁以洛运艰改都汴，汴中据江河，水陆都会，资用富饶，而处势平旷，天下有事乃四战之冲，须以兵固，所以古今言王者之宅，必曰长安、金陵，盖以运便而险塞也（长安襟山带河，沃野千里，地产多可富国，古号陆海。金陵前控江淮，后引瓯越，左通荆襄，右达吴会，外则长淮沃壤千里，桑田鱼盐之利甲天下，内则交、广海错之珍尽东南贡，江左第一形胜。宋之南渡初，李伯纪、胡安国进计，皆请措置荆襄为根本。按荆襄地夷旷，胡五峰尝谓欲退守江南则襄阳不如建邺，欲进取中原则建邺不如襄阳，二公盖为进取计也）。
张道陵
《汉书》著张陵字辅汉，光武建武十年生，天目山得道，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寿元年于灵峰白日上升，该百二十岁。而邵伯温《闻见录》著汉建安一十年曹操破张鲁，定汉中，鲁祖父陵，顺帝时客蜀，学道鸣鹤山中，造作符书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升，时谓之米贼。陵子衡，衡子鲁，以其法相付授，自号师君，其众曰鬼卒，曰路酒，曰理头，大抵与黄巾相类。朝廷不能讨，就拜鲁汉宁太守，镇汉中。观此则张陵非异人也，道家今祖陵为天师，初只泛号，唐始定封也。
对独说
程子曰：天下之物无独必有对。朱文公广为一中又自有对之说，又曰：乾尊坤卑，不可并立，盖尊无二，上意也。以类推之，君对臣，必君令臣行；父对子，必父召子诺；夫对妇，必夫义妇顺；天对地，必天包地外；阴对阳，必阳生阴畜；日对月，必月受日光。此对而必归于独，可言也。若中国对四夷，君子对小人，而耳目、手足之对若之何一之？冯亿可曰：阳一阴二，邵康节有是言，然三纲之正，九畴之叙，虽夷狄小人必藉是以立，是数者非中国君子莫致之，则中国未尝不为四夷所利赖，君子未尝不为小人之也。若手足虽对，然不左如右之便。耳目虽对，而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则亦无害其为独也。于父子尊卑不并立之说有矣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