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维利害之端，相乘而不相并者也；苟除其害，利可立见。台北煤务，人尽知其害；然以愚观之，实为台湾之大利；尤不仅为台湾之大利，且能夺外人利权而还之中国者也。当日创斯议者，宏谋硕见，诚足包举众善。然善其始，尤必善其终；免其害，斯能见其利。此中措置，固在筹办得人，尤在我宪台之真知卓见，因时制宜，以全其美耳。职道今春许退煤师，委帮办，议新章，不过就局中之小害约略除之，而正本清源之至计则未也。
夫台北开煤，以中国海隅旧无大矿，驶船造器，动向外洋购煤，外人屯货居寄，独持利柄；且又觊觎基隆之煤，欲以中国所产还取中国之利。其时若不禁阻而听其开采，利权彼操，我无有也。故议以为中国之煤，中国自行开采，供中国轮船之用。其拒绝外人之意，至明且决。诚以利之所在，不得不争。
今中国之煤已自开采矣，轮船之用已有余矣，利权在我矣；然且岁耗巨帑，不见其利，转见其害者，何也？官井每年出炭一百数十万石，官中止用二、三十万石，所用之煤少，所存之煤多。用者价固廉，所省者小；存者货太多，所折者大也。虽无求于外人，而外人之利权仍未夺还中国，害未免而利不见，所谓善始犹未善终也。
或曰：『中国矿务为历代末季之弊政，今又用夷变夏而效之，是自取其害，宜乎不利』。是不揣其本而未识时务之论也。夫历代之矿，皆委之寺宦小人，利未见而害相乘矣，故为政之弊。不必远观，即台北矿可以类推矣。该矿祇开一处，每年已见煤百数十万石，能值银二十余万元，局用不过数万两；徒以存煤不销，筹销而未得其道，是以坐视上等之煤渐化为次等，次等之煤更化为下等，下等之煤一火自焚，不值一文，而更累及全埕之煤，且又添出盘弃搬运一切无名之费，指不胜屈；是本有大利，而转为大害。苟能及时运筹，分别成色，广其销路，以每年出煤之数，衡厥用款。人不负矿，矿究何负于人？所以外洋因矿而富国，不闻其害；中国因矿而耗帑，未见其利。何也？用夷变夏，皆相率而出于伪也。今通商之事既有明法，通而两利，自可救弊。若彼利而我不利，则彼长处乎胜；而我无所敌，则败矣。刻下日本、英、美各国之炭，销于上海、香港各口者数十倍于台湾。查上年上海一口，销英煤一万八千吨，日本煤四万八千吨，台湾煤八千吨。苟拘拘于用夷变夏之说，而以袭历朝之弊政为嫌，则此八千吨之利，亦为外人专之矣。且我不变夷，我终不能不用夷。今中国既有火轮，不用夷而开煤，必买夷人之煤而用之，尽我之利以予之，所谓夺外人之利以还之中国者，更无望矣。独不观乎北洋乎？北洋之矿曰荆门、曰金州、曰开平，所以孜孜矻矻惟恐弗及者，何哉？推其心，亦曰夺彼一分之利，即杀彼一分之权；我中国利权自操，则我胜，而彼不胜耳。
今台北之煤非不多也，夺彼之权非无具矣；久囤尽折，利少害多，且以不夺其权，反致于莫可如何也！然而地方官或守从前禁销之密谕，谓卖煤与洋人是赀其所利，与从前供中国轮船之用原案不符，仍不卖。便不知从前禁销，以中俄未定约也。今中俄之事已靖，仍不能不求变通，坐视漏卮而不救也。洋人行船，虽以煤为大端；从前未通商时，而洋船能来。今中国即不卖煤与之，洋船亦未必不来。何也？各国之煤多，中国之煤尚不敌其十一，彼不赖有此煤而后其船可行也。苏松刘道从前遵旨密查，谓东洋之煤价值既平，取用亦易，俄人向长崎办煤五十万元，在马而白斯洋行办煤一万吨。堂堂之论，可为明证。可见中国纵不卖煤与洋人，而洋人无所损。中国自弃其煤，而洋人且得售其煤于中国各海口，以专通商之全利，使彼胜而我馁矣！
职道位卑识浅，鳃鳃焉为国家计，或以为过虑。然台湾为职道分巡之区，利弊所关，亦属责无旁贷。缅往哲之用心，体宪台之爱国，不敢惮烦发为谬论。伏祈宪台趁此中外无事可以权宜缓急之时，将台煤不可不开，尤不可不力图畅销，与夫销路不必分别中外，不可使洋人专收通商全利情形，详细奏明；则台湾之煤可以销畅而无窒。存煤尽，新煤出，不惟可裕台湾之饷，且可协省垣之饷；不惟可协省垣之饷，并可夺还洋人利权，为中国富强之一助。至于船厂轮船之利用无穷，特其小焉耳。此善始善终之谋，非我宪台之位与权不足言之。若不然，听其囤积，而终滞数十万之赀本，终成一炬，甚可惜也。纵宪恩高厚，不以旷职责僚属，而抚躬自问，实增惭悚。理合详请宪台察核，批示祇遵！除详抚、军宪外，为此备由。
再销炭不分中外，或有奉旨禁销之时，自应遵旨停销。前此「包销总炭议」中，有『官中给价留用，非局信招之来运，不能自行发船前来』，正为此也。「包销粉炭议」中，有『限令新井不开，或暂停之事；不能为该商独开粉炭，该局祇得静候』云云，亦为此也。至于业已买运之炭与业已做砖之炭，本是商家之物，苏松刘道原有『官中广为购储或与税务司密商设法阻运』等等办法，皆有成案可依，尚不足为虑。是否之处，合并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