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氏传所歌诗皆传家据已定录之非孔子之前已有此据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然则夫子未正乐之前，雅颂必多失次可知，而左氏传载季札观乐在夫子未正乐之前，十五国风雅颂，皆秩然不紊，学者多以为疑，此在汉人已明解之，周礼春官大师疏引郑众左氏春秋注云，孔子自卫反鲁，在哀公十一年，当此时雅颂未定，而云为歌大小雅颂者，传家据已定录之，言季札之于乐，与圣人同，又诗谱序疏引襄二十九年左传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岁，当时雅颂未定，而云为之歌小雅大雅颂者，传家据已定录之。李贻德曰，是时孔子尚幼，未得正乐，歌者未必秩然如是，传者从后序其事，则据孔子定之次追录之，故得同正乐后之次第也。诗孔疏以服说为非，引郑司农春官注，与郑同以为风雅先定，非孔子为之，不知春官贾疏引郑司家左氏周官两处之注，明有两解，服虔以为传家据已定录之，正本司农左氏之注，是司农虽据周官而解左氏，知其说不可通，故注周官用周官义，注左氏用左氏义，周官左氏皆古文，注者皆郑司农而不能专持一义解之，以孔子反鲁正乐有明文，不敢背其说也，凡古人注经前后不合者，皆于经义有疑，未能决定，意在矜慎，并非矛盾，疏家不明此旨，但主一说而尽弃其余，即一人之说，前后不符，亦专取其一，举先儒之疑而未定者，臆定以为决辞而反相难，或且去取乖缪，舍其是者，而取其不是者，于是先儒矜慎之意全失，虽有异义，无从考见，其或于他处散见一二，皆学者所宜标出以备参考者也。康成注多歧异，其答第子，明见郑志，孔疏郑志，专取一书之注，非康成之意。郑司家在东汉之初，服子慎在东汉之末，二人之说递相祖述，皆以传家，据孔子所定雅颂，言季札之于乐与圣人同，盖当时古文虽盛行，犹未敢以左氏周官，显违论语之义，不若唐以后人之悍，专主一经，而尽废群经也，左传疏曰，此为季札歌诗，风有十五国，其名皆与诗同，唯其次第异耳，则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删削，盖亦无多，记传与诗亡逸甚少，知本先不多也，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盖马迁之谬耳，案孔疏据季札所歌以删诗之说，犹之可也，若据季札所歌，而疑孔子以前诗与今同，并无定诗正乐之事，则断乎不可，据郑服两说，足见左氏一书，多以阙里之绪论，为当时之实事，季札歌诗既从后定，其余诸大夫之断章取义，其义或亦出于孔子之后，而非出于孔子之前，未可尽以春秋之断章，为诗人之本旨也。左氏引易礼论语，皆当作如是观，国语楚子引曹诗不遂其媾，乃当时刺曹共公诗，或谓侯人即为恶公子作，何以遽传至楚，而楚子引之，殊不可信，俞正变强护国语，谓晋公子从者，挟其诗以示人，尤为臆说无据。
论赋比兴豳雅豳颂皆出周礼古文异说不必深究
诗有风雅颂，人人所知也，而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序据其说，谓诗有六义，于是风雅颂之外，有赋比兴，而传专言兴，不言比赋，孔疏曰，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又曰，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郑志张逸问何诗近于比赋兴，答曰，比赋兴，吴札观诗，已不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篇中义多兴，据此则比赋兴难以摘别，与风雅颂大小同，郑孔亦明知之，特以毛义不敢，毛又本于周礼，是古文异说，今文三家诗，无是说也，十五国风有豳风，人人所知也，而周礼章掌土鼓豳，龠豳颂，郑注，豳诗，豳风七月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举趾，饣盍彼南亩之事，是亦歌其类，谓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豳颂，亦七月也，七月又有获稻作酒，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之事，是亦歌其类也，谓之颂者，以其Ａ１２岁终人功之成，郑笺诗，则以殆及公子同归以上，是谓豳风，以介眉寿以上，是谓豳雅，万寿无疆以上，是谓豳颂，孔疏云签章之注，与此小殊，彼又观章之文而为说也以其歌豳诗以迎寒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当之，吹豳雅以乐田，故取耕田之事以当之，吹豳颂以息老物，故取养老之事以当之，就彼为说，故作两解也，诸诗未有一篇之内，备有风雅颂，而此篇独有三体，据此则分七月诗为风雅颂，本无定说，一篇不应分三体，郑孔亦明知之，特欲引据周礼，不得不强傅会，是古文异说，今文三家诗，亦无是说也，至宋以后，异说尤多，朱子诗传，以兴比赋分而为三，摘毛传不合于兴者四十九条，且曰，关雎兴诗也而兼于比，绿衣比诗也而兼于兴，弁一诗兴比赋兼之，愈求精愈，游移无定，究不知比兴如何分别，胡致堂引李仲蒙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索物以情谓之比，触物以起情谓之兴，亦属空言，王质郑笺，谓一诗如何分为三，章所谓豳诗，以鼓钟瑟琴四器之声合也，礼笙师龠竽笙埙箫篪オ管舂牍应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声合也，礼氏了播鼗击颂磬笙磬，凡四器，以颂器之声合也，朱子有三说，一说豳诗吹之其调可风可雅可颂，一说楚茨诸诗，是豳之雅，噫嘻诸诗，是豳之颂，一说王介甫谓豳自有雅颂，今皆亡矣，黄震谓楚茨诸诗，于今为刺幽王之诗，噫嘻诸诗，于今为成周郊社之诗，未易遽指以为豳，若如介甫谓豳诗别自有雅颂，则豳乃先公方自奋于戎狄之地，此诗安得有天子之雅颂耶，惟前一说得之，以王质，考订为精详，锡瑞案王质之说尤谬，舂牍，先郑以为一器，后郑以为牍应雅教，其舂则笙师所教，止十一器而无十二，颂磬笙磬，郑注在东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颂，颂或作庸，庸，功也，引大射礼为据甚确，则颂磬非颂器之声，王质引周礼，又不用周礼之义，改乱古注，以就其说，宋人习气固无足怪，而周礼亦不可为据，汉人古说自周礼外，无言豳雅豳颂者，自周礼毛传外，无言赋比兴者，郑注孔疏，强为傅会，而心不能无疑，宋人又不信注疏，而各自为说，实则皆如孔广森之论尚书，孔蔡谬悠，议瓜骊山，良无一是者也，周礼一书，与诸经本不相通，后人信之，反乱经义，如孔子所定之易，周易是也，周礼太卜，有连山归藏周易为三易，后人不求明易，而争论连山归藏，于是有伪连山归藏，孔子所定之书，尚书是也，周易外史有三皇五帝之书，后人不求明书，而争论三皇五帝之书，于是有伪三坟书，孔子所定之诗，风雅颂是也，周礼有武比兴豳雅颂，后人不求明诗，而争论赋比兴豳雅颂，此等皆无裨经义，其真其伪，其是其非，可以不论，治经者先扫除一切单文孤证疑似之文，则心力不分，而经义易晰矣。
论南陔六诗与金奏三夏不在三百五篇之内
洪迈容斋续笔曰，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邱由仪六诗，毛公为诗诂训传，各置其名，述其义，而亡其辞，乡饮酒燕礼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奏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邱，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采蘩，切详文意，所谓歌者，有其辞所以可歌，如鱼丽嘉鱼关雎以下是也，亡其辞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仪是也，有其义者，谓孝子相戒，以养万物，得由其道之义，亡其辞者，元未尝有辞也，郑康成始以为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礼升歌鹿歌下管新宫为比，谓新宫之诗亦亡，按左传宋公享叔孙昭子赋新宫，杜注为逸诗，则亦有辞，非诸篇比也，陆德明音义云，此六篇盖武王之诗，周公制礼，用为乐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删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内，及秦而亡，盖祖郑说耳，且古诗经删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独列此六名于大序中乎，束补亡六篇，不可作也，左传叔孙豹如晋，晋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纳夏，工歌文王大明绵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夏者乐曲名，击钟而奏，亦以乐曲无辞，故以金奏之，若六诗则工歌之矣，尤可证也，锡瑞案洪说是也，汉初史迁王式诸人皆云诗三百五篇，无有云三百十一篇者，是不数六笙诗甚明，毛诗故训传不以六笙诗列什数，则序云有其义而亡其辞，亡字当读有无之无，郑君以为亡逸之亡，笺云，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时俱在耳，篇第当在于此，遭战国及秦而亡之，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云，又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旧，自郑君为此说，陆德明孔颖达成伯，皆以为诗三百十一篇，与汉初人云三百五篇不合矣，杜子春周礼钟师注引春秋传，金奏肆夏之三，云肆夏与文王鹿鸣俱称三，谓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诗也，国语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谓三夏矣，吕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颂也，肆夏，时迈也，繁遏，执亻竟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于大位，谓王位也，故时迈曰，肆于时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禄止于周之多也，故执亻竟曰，降福穰穰，降福简简，福禄来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郑谓以文王鹿鸣言之，则九夏皆诗篇名，颂之族类也，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郑谓以文王鹿鸣言之，则九夏皆诗篇名，颂之族类也，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乐崩亦从而亡，是以颂不能具，案吕说盖以时迈思文，皆有时夏之文，而执竞一篇在其间，故据以当三夏，其说近傅会，郑君不从，是也，特以为颂之族类，乐崩亦从而亡，则犹未知金奏与工歌不同，本不在三百五篇中，非颂不能具也。
论诗无不入乐史汉与左氏传可证
史记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则孔子之时，诗无不入乐矣，汉书曰，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则孔子之前，诗无不入乐矣，墨子曰，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则孔子之后，诗无不入乐矣，诗之入乐有一定者，有无定者，如乡饮酒礼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邱，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乡射礼合乐同，燕礼间歌歌乡乐，与乡饮酒礼同，大射歌鹿鸣三终，左氏传云，湛露，王所以宴乐诸侯也，彤弓，王所以燕献功诸侯也，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亦升歌清庙。鹿鸣四牡皇华，嘉邻国君劳使臣也，此诗之入乐有一寂者也。三夏依郑说，不取吕叔玉说，为肆夏执竞思文。乡饮酒礼，正歌备后有无算乐，注引春秋襄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此国君之无算，然则左氏传载列国君卿赋诗言志，变风变雅，皆当在无算乐之中，此诗之入乐无一定者也，若惟正风正雅入乐，而变风变雅不入乐，吴札焉得而观之，列国君卿焉得而歌之乎，至宋儒乃有诗不入乐之说，程大昌曰，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其官者也，邶十三国者，诗皆可采，而声不入乐，则直以徒诗著之本土，朱子曰，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至变雅，则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时政之得失，而邶以上则大师所陈以观民风者耳，非宗庙燕享之所用也，顾炎武用其说曰，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颂也，诗之入乐者也，邶以下十二国之附于二南之后，而谓之风，鸱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之附于大雅，而谓之变雅，诗之不入乐者也，锡瑞案谓诗不入乐，与史汉皆不合，亦无解于左氏之文，古者诗教通行，必无徒诗不入乐者，唐人重诗，伶人所歌，皆当时绝句，宋人重词，伶人所歌，皆当时之词，元人重曲，伶人所歌，亦皆当时之曲，有朝脱而夕被管弦者，宋歌词不歌诗，于是宋之诗为徒诗，元歌曲不歌词，于是元之词为徒词，明以后歌南曲，不歌北曲，于是北曲亦为徒曲，今并南曲亦失其传，虽按谱而填，鲜有能按节而歌者，如古乐府辞皆入乐，后人拟乐府，则名焉而已，周时诗方通行，必不如是，宋人与顾氏之说，窃未敢谓然也。笙入金奏，本非三百五篇之诗，而说者必强以为诗，三百五篇，本无不入乐之诗，而说者又谓有徒诗，皆不可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