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至晋后而尽亡开元遗声不可信
困学纪闻曰，大戴礼投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首，鹊巢，采蘩，采囗，伐檀，白驹，驺虞，八篇废不可歌，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歌，上林赋扌群雅，张揖注云，诗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谓八篇可歌者，唯鹿鸣白驹在小雅，首今亡，郑氏以为射义所引曾孙侯氏之诗，余皆风也，而亦谓之雅，岂风亦有雅欤，刘氏小传，或曰，首鹊巢也，篆文似之，此有首又有鹊巢，则或说非矣，张揖言大雅之材未知所出，阎若璩按小雅除笙诗自鹿鸣至何草不黄，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数言也，屠继序按文当云八篇废不可歌，史辟史义史见史童史谤史赞拾声挟，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数间歌也，合二十六篇之数，又按伐檀即小雅伐木也，意三家必有作伐檀丁丁者，杜夔传琴操仍其异文，困学纪闻又曰，汉人乐食举十三曲，一曰鹿鸣，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琴操曰，古琴有诗歌五曲，曰鹿鸣，伐檀，驺虞，鹊巢，白驹，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十四，诗乐十二，诗谱雅诗六，鹿鸣，四牡，皇华，鱼丽，嘉鱼，南山有台，黄钟清宫俗呼正宫，风诗六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无射清商，俗呼越调，朱子曰，今按大戴礼颇有阙误，其篇目都数，皆不可考，至汉末年止存三篇，而加文王，又不知其何自来也，其后改作新辞，旧典遂废，至唐开元乡饮酒礼，其所奏乐，乃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声今亦莫得闻矣，此谱乃赵彦肃所传，曰，即开元遗声也，古声亡灭已久，不知当时工师何所考而为此也，窃疑古乐有唱有欢，唱者，发歌句也，和者，继其声也，诗词之外，应更有叠字散声以欢发其趣，故汉晋之间，旧典既失其传，则其辞虽存，而世莫能补，为此故也，若但如此谱，直以一声叶一字，则古诗篇篇可歌，无复乐崩之欢矣，夫岂然哉，又其以清声为调，似亦非古法，然古声既不可考，则姑存此以见声歌之仿佛，俟知音者考其得失云，锡瑞案汉食举奏鹿鸣，则鹿鸣犹通行，明帝二年幸辟雍，诏曰，升歌鹿鸣，下管新宫，新宫乃逸诗，不知何从得之，杜夔传四曲有文王，亦不知何从得之，伐檀变风，诚非伦次，屠氏以为伐木则非是，上林赋云，悲伐檀，乐乐胥，伐檀云悲，当同毛序贤者不遇明王之义，若是伐木何悲之有，夔传四曲皆古声辞，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驺虞伐檀文王更自作声节，其名虽存，而声实异，唯因夔鹿鸣全不改易，每正旦大会，东厢雅乐常作者是也，至泰始五年，荀勖乃除鹿鸣旧歌，更作行礼诗，于是鹿鸣亦亡，若开元所奏赵彦肃所传十二篇，皆不知所自来，朱子疑之，以一声叶一字为非，可谓至论，而通解仍载十二诗谱，不得已而存饩羊之义耳。今学宫歌诗，正以声叶一字者。
论诗教温柔敦厚在婉曲不直言楚辞及唐诗宋词犹得其旨
论语言六经惟诗最详，可见圣人删诗之旨，而不得其解，则反致囗葛，如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毛序已纠缠不清，郑笺改哀为衷，朱注论语又以忧易哀，后人更各为臆说矣，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本讽，圣人恐人误会，故以无邪正之，毛郑解诗，于此义已不尽合，朱子以郑卫诗为淫人自言，王柏乃议删郑卫矣，惟言小子何莫学夫诗一章，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本末兼该，钜细毕举，得诗教之全，而人亦易解，其大者尤在温柔敦厚，长于风谕，困学纪闻曰，子击好晨风黍离而慈父感悟，见韩诗外传，韩诗以黍离为伯奇之弟伯封作，言孝子之事，故能感悟慈父，与毛诗以为闵周者不同。周磐诵汝坟卒章，而为亲从仕，王裒诵蓼莪，而三复流涕，裴安祖讲鹿鸣，而兄弟同食，可谓兴于诗矣，焦循毛诗补疏序曰，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自理道之说起，人各挟其是非，以逞其血气，激浊扬清，本非谬戾，而言不本于性情，则听者厌倦，至于倾轧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寻，以同为党，即以比为争，甚而假宫闱庙祀储贰之名，动辄千百人哭于朝门，自鸣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祸于其国，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读明史，每欢诗教之亡，莫此为甚，夫圣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无邪，圣人以诗设教，其去邪归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则情得，情得则两相感而不疑，故示之于民，则民从，篱之于僚友，则僚友协，诵之于君父，则君父怡然释，不以理胜，不以气矜，而上下相安于正，无邪以思致，思则以嗟欢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诗，刘向曰，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流，流然后发，诗发于思，思以胜怒，以思相感，则情深而气平矣，此诗之所以为教欤，又补疏曰，循按兼葭考囗，皆Т世高隐之辞，而序则云，考囗刺庄公，兼葭刺襄公，此说者所以疑序也，尝观序之言刺，如氓静女刺时，简兮刺不用贤，芄兰刺惠公，匏有苦叶雄雉刺卫宣公，君子于役刺平王，叔于田太叔于田刺庄公，羔裘刺时，还刺荒，著刺时，不亲迎，葛履刺褊，汾沮洳刺俭，十亩之间刺时，伐檀刺贪，蟋蟀刺晋僖公，山有枢椒聊刺晋昭公，有囗大之杜刺晋武公，葛生采苓刺晋献公，宛邱刺陈幽公，蜉蝣刺奢，尸鸠刺不壹，祈父白驹黄鸟刺宣王，宾之初筵卫武公刺时，鱼藻采菽黍苗隰桑匏叶刺幽王，抑卫武公刺万王，求之诗文，不见刺意，惟其为刺诗，而诗中不见有刺意，此三百篇所由温柔敦厚，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也，后世之刺人，一本于私，虽君父不难于指斥，以自鸣其直，学诗三百，于序既知其为刺某某之诗矣，而讽味其诗文，则婉曲而不直言，寄而多隐语，故其言足以感人，而不以自祸，即如节南山雨无正小弁等作，亦恻缠绵不伤于直，所以为千古事父事君之法也，若使所刺在此诗中，即明白言之，不待读序，即知其为刺某人之作，则何以为主文谲谏而不讦，温柔敦厚而不愚，二语李行修说，人之多辟，无自立辟，泄治所以见非于圣人也，宋明之人，不知诗教，士大夫以理自持，以幸直抵触其君，相习成风，性情全失，而疑小序者遂相率而起，余谓小序之有裨于诗，至切至要，特详论于此，锡瑞案诗婉曲不直言，故能感人，焦氏所言甚得其旨，三百篇后得风雅之旨者，惟屈子楚辞，太史公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而楚辞未尝引经，亦未道及孔子，宋玉始引诗素餐之语，或据以为当时孔教未行于楚之证，案楚庄王左史倚相观或许射父白公子张诸人，在春秋时已引经，不应六国时犹未闻孔教，楚辞盖偶未道及，而实兼有国风小雅之遗，其后唐之诗人，犹通比兴，至宋乃渐失其旨，然失之于诗，而得之于词，犹诗教之遗也。
论三百篇为全经不可增删改窜
汉书艺文志曰，诗三百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班氏据汉博士之说，诗遭秦为全经，汉时所传之三百篇，即圣人所谓诗三百，非有不完不备，待后人补缀者，汉时今尚书家以二十九篇为备，古尚书家以为有百篇，二说不同，而诗则三家与毛今古文皆以为全经，无不同也，王柏乃疑今日之三百五篇，岂果为圣人之三百五篇，秦法严密，诗无独全之理，窃意夫子已删去之诗，容有存于闾巷浮薄者之口，盖雅奥难识，淫俚易传，汉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撺杂，以中三百篇之数，柏此说与汉志相反，柏以前无为此说者，果何所据而云然乎，吴师道引刘歆言诗始出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以证王氏之说，案刘歆但云雅颂相合，未云撺杂足数，且班固既著此语于歆传，而艺文志以诗为全经，是班氏未尝以歆所云疑诗为不全也，王氏因朱子以郑卫为淫诗，毅然删去三十二篇，且于二南删去野有死一篇，而退何彼矣甘棠于王风，圣人手定之经，取加删改，后人以其渊源于朱子，而莫敢议，金履祥许谦从而和之，不知朱子之说，证以左氏，已难据信，朱子曰，今若以桑中濮上为雅乐当以荐何等鬼神，接何等宾客，案桑中诗虽未见古人施用，而郑卫风三十二篇，朱子所指为淫诗，王氏所毅然删去者，如将仲子褰裳风雨有女同车兮野有蔓草六诗，明见于左氏传，用以宴享宾客，左氏传虽难尽信，然必非出于汉以后。朱子之说，已未可信，王氏所疑，岂可信乎，自汉以后，学者不知圣人作经，非后人所敢拟议，王通续诗有四名五志，或云伪作，朱子曰，王通欲取曹刘谢之诗为续诗，曹刘沈谢又那得一篇如鹿鸣四牡大明文王关雎鹊巢，刘迅取房中歌，至后庭斗百草临春乐少年子之类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拟雅章，又取巴渝歌白头吟折杨柳至谈客娘，以比国风之流，亦属僭，邱光庭兼明书曰，大中年中，毛诗博士沈朗进新添毛诗四篇，表云，关雎后妃之德，不可为三百篇之首，盖先儒编次不当耳，今别撰二篇为尧舜诗，取虞人之箴为禹诗，取大雅文王之篇为文王诗，请以四诗置关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后后妃，尊卑之义也，朝廷嘉之，明白，沈朗论诗，一何狂谬，不知沈朗自谓新添四篇，为风乎，为雅乎，为风也，不宜歌帝王之道，为雅也，则不可置关雎之前，非唯首尾乖张，实谓自相矛盾，其为妄作，无乃甚乎，案沈朗妄添诗，罪在刘迅之上，王柏妄删诗，罪亦不在沈朗之下，四库提要斥之曰，柏何人斯，敢奋笔以进退孔子哉，程敏政茅坤信王柏二人非经师，毛奇龄已辨之，阎若璩深于书而浅于诗，亦误信王柏，皆不足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