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官之法不可行于后世马端临文献通考言之最晰
马端临曰，按周礼一书，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过病其官冗事多，琐碎而繁扰耳，然愚尝论之，经制至周而详，文物至周而备，有一事必有一官，无足怪者，有如阉阍卜祝，各设命官，衣膳泉货，俱有司属，自汉以来，其规模之琐碎，经制之烦密，亦复如此，特官名不袭六典之旧耳，固未见其为行周礼，而亦未见其异于周礼也，独与百姓交涉之事，则后世惟以简易阔略为便，而以周礼之法行之，必至于厉民而阶乱，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输是也，后之儒者见其效验如此，于是疑其为歆莽之伪书而不可行，或以为无关雎麟趾之意则不能行，愚俱以为未然，盖周礼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时，则非直周公之圣可行，虽一凡夫亦能行，三代而后则非直王莽之矫诈介甫之执复不可行，而虽贤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盖三代之时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过千里，公侯则自里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禄邑，分土而治，家传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给于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于其子孙，家主之于其臧获，田土则少而授，老而收，于是乎有乡遂之官，又从而视某田业之肥瘠，食指之众寡，而为之斟酌区画，俾之均平，货财则盈而敛，乏而散，于是乎有泉府之官，而从而补其不足，助其不给，或赊或贷而俾之足用，所以养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则自乡大夫州长以至闾胥比长，自遂大夫县正以至里宰邻长，岁终正岁，四时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纠其过恶，而加以劝惩，司马之任则军有将，师有帅，卒有长，四时仲月，则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阅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诛赏，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盖弊焉察察焉，几无宁日矣，然其事虽似烦扰，而不见其为法之弊者，盖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关，脉络常相属，虽其时所谓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贤，然既世守其地，世抚其民，则自不容不视为一体，既为一体，则奸弊无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变而为郡县，为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于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则诿之百官有司郡守县令，为守令者率三岁而终更，虽有龚黄之慈良，王赵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异境，积日累月方能谙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期月之后，其善政方可纪，才再期而已及瓜矣，其有疲忄Й贪鄙之人，则视其官如逆旅传舍，视其民如飞鸿土梗，发政施令，不过授成于吏手，既授成于吏手，而欲以周官行之，则事烦而政必扰，政扰而民必病，教养之恩未孚，而追呼之苛娆已亟矣，是以后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简，夫以周礼一书观之，成周之制，未尝简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为吏者不过年除岁迁，多为便文自营之计，于是国家之法度率以简易为梗，慎无扰狱市之说，治道去大甚之说，遂为经国庇民之远猷，所以临乎其民者，未尝有以养之也，苟使之自无失其养，斯可矣，未尝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无失其教，斯可矣，盖壤地既广，则志虑有所不能周，长吏数易，则设施有所不及竟，于是法立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处以简靖，犹或庶几，稍涉繁夥，则不胜其渎乱矣，周礼所载凡法制之琐碎烦密者，可行之于封建之时，而不可行之于郡县之后，必知时囗变者，而后可以语通经学古之说也，锡瑞宁马氏谓周礼可行于封建，不可行于郡县，以壤地既广，长吏数易之故，最为通论，今壤地之广，过于南宋，长吏数易，亦甚于南宋，彼时守吏犹必三岁而更，今且一岁而数易矣，使与百姓交涉，能至纤至悉乎，外国之法，所经纤悉备举者，以去封建未远，日本与德意志，皆初合侯国为一者，壤地不大，官制不同之故，今人作泰西采风记，周礼政要，谓西法与周礼暗合。
论郑樵解释周礼疑义未可信为确据
郑樵曰，周礼所以难通者有五，一曰职方之说万里，与禹贡五千里之制不同，二曰封国公五百里，与孟子王制公百里之制不同，三曰载师田税用十二，与三代什一之制不同，四曰遂人沟洫之数，与匠人多寡之制不同，五曰比闾族党之读法，无乃重扰吾民乎，今案经文分析，合而一之，以释五者之疑，禹贡有五服，各五百里，是禹之时地方五千里，职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则周之时地方万里矣，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而而数之，周职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两面而数之也，周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内，王畿即禹之甸服，侯甸即禹之侯服，男采即禹之绥服，卫蛮即禹之要服，镇夷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当一服，而周人镇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于禹贡五百里而已，诸侯之地，当如孟子所言，至开言之则如王制所说，薛常州开方法，百里之国，开方得百里之国四，是谓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国，开方得七十里之国四，是谓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二百八十里，举成数曰三百里，五十里之国，开方得五十里之国四，是谓子二百里，什一天下之中，正孟子所谓多则桀，寡则貉，周礼载师之职曰，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康成注匠人，亦引此谓田税轻近重远之失，周公制法，不当于十一之外，又有二十而税三，二十而税五者，今案载师文曰，凡任地谓之地，则非田矣，又曰，园廛谓之园廛，则亦非田矣，又曰，漆林则漆林，又非田之所植矣，岂得谓之田税，盖园者不种五谷，其种杂物，所出不赀，廛者工商杂处，百货所聚，其得必厚，圣人抑末之意，以为在国之园廛，可轻之而为二十而一，如自郊以往，每增之不过十二，若以其地植漆林，则非二十而五不可也，遂人云，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万夫有川，若案文读，则一同之地，有九万夫，当得九种，而川浍沟洫，不几太多欤，匠人云，井间有沟，成间有洫，同间有浍，若案文读，则一同之地，惟有一浍，不几太少欤，郑氏求其说而不得，注遂人则曰，此乡遂法，以千夫万夫为制，注匠人则曰，此畿内之采地制，井田┆于乡遂及公邑，考寻郑意，以二处不同，故谓乡遂制，田不用井画，惟以夫地为沟洫法，采地制田，则以田画而为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为二矣，匠人之制，举大概而言，遂人之制，举一端而言，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有有一沟，直，一列凡九井，计九个沟，横，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沟，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为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万夫，一孔为一成，中有九洫，直，横一列凡有十成，计九十洫，直，通一大浍，横，九浍而两川周其外，是谓九万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间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间有浍，是一同有九浍，匠人遂人之制，无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未尝有乡遂采地之异，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达于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州长每岁属民读法者四，党正读法者七，族师读法者十四，闾胥读法者无数，或者以为是日读法，即于州长，又于党正，又于闾胥族师，且将奔命而不暇，予谓此法亦易晓，如正月之吉读法，州长党正族师咸预焉，至四孟吉日读法，则族师党正预焉，州长不预，至每月读法，惟族师职焉，此注所谓弥亲民者，其教亦弥数，正如今之劝农，守ヘ令佐皆预焉，其职各带劝农二字，不必谓之更来迭往也，锡瑞案郑氏弥缝牵合，具见苦心，惟周官一书，与诸经多不相通，如九服公五百里之类，是，考工记亦与周官不相通，如匠人遂人之类，是，欲强合之为一，虽其说近理，未可信为确据。
论周官并非周公未行之书宋元人强补周官更不足辨
尚书大传曰，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又曰，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白虎通礼乐篇曰，太平乃制礼作乐何，夫礼乐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饥寒，何乐之乎，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为且用先代之礼乐，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书曰，肇修称殷礼，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礼，必复更制者，示不相袭也，书洛诰疏引郑注云，王者未制礼乐，恒用先王之礼乐，伐纣以来，皆用殷之礼乐，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礼乐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礼，仍令用殷礼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职，然后班行周礼，班讫，始得用周礼，故告神且用殷礼也，锡瑞案据此则周公制礼，极其慎重，既已优游三年，乃敢制作，又待营洛之后，乃始班行，所以不能不慎重者，观后世如汉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皆请制礼而未能定，曹褒定礼而未能行，唐显庆开元礼，宋政和礼，其书具在，迄未行用，周公盖虑及此，故必慎之于始，其始既如此慎重，其后必实见施行，今之周官，与周时制度多不符，则是当时并未实行，其非周公之书可知，孔子所谓吾学周礼，亦非周官之书，北宫问周室班爵禄，周官言班爵禄极详，孟子乃云其详不可得闻，而所谓尝闻其略者，又不同周官而同王制，若周官为周公手定，必无孔孟皆未见之理，其书盖出孔孟后也，后人知周官与周时制度不合，乃以为未成之书，又以为未行之书，困学纪闻引九峰蔡氏云，周公方条治事之官，而未及师保之职，冬官亦阙，首尾未备，周公未成之书也，黄氏日钞引孙处之说曰，周礼之作，周公居摄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尝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武成周官皆伪书，可不引。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凡此皆豫为之也，而未尝行也，许宗彦本其说，谓武王既有天下，其命官或由商旧或仍周初侯国之制，其时未有周礼，而官名职掌固已皆定，及夫周礼之成，周公盖将举其不合者，徐徐更之，以为有周一代之定制，然而周公则已老矣，传尚书者谓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七年致政成王，其间才一年耳，周礼之不能遂行，时则然也，故谓周礼为周代未行之书可矣，必以一二事疑之，谓非周公所作，不亦过乎，案，此欲以周官强归周公，乃以后世苟简之法例周公，伏传云，制礼方致政，正是制礼必行之证，何得反据伏传以为不能遂行，显庆开元作礼书，饰太平，而不能实行，后世苟简之法则然，岂有周公制礼亦如是者，孙处引显庆开元为比，见郑樵周礼辨引，故之，虽欲强为傅会，要无解于孔孟未见也，若考工记本别为一书，河间献王，以周官阙冬官一篇，购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记合成六篇奏之，宋俞廷椿作复古篇，谓司空之属，分寄于五官，王与之又作周官补遗，邱葵本俞王之说，取五官，所属归于冬官，六属各得六十，著为周礼定本，吴澄礼叙录，以尚书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杂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后，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记别为一卷附之经后，又与俞王稍异，要皆宋元人窜易经文之陋习，不足辨，吴氏不信伪古文，此又执伪周官为说，更不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