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正月是周正胡安国夏时冠周月之说朱子已正之
春秋王正月，三传及三传之注，皆云周正建子之月，左氏传加一周字，云元年春王周正月，孔疏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视听，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三代异制，正朔不同，正是时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时王之正月也，左氏之增一字，可谓一字千金，孔疏解释详明，自宋以前，皆无异义，胡安国春秋传，始有夏时冠周月之说，云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朱子曰，某亲见文定家说，文定春秋说夫子以夏时冠周月，以周正纪事，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时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证得个行夏之时四年字，据今周礼有正月，有正义，则周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谓行夏之时，只是为他不顺，欲改从建寅，如孟子说七月之间旱，这断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这分明是九月十月，黄泽曰，近世士大夫，多辟春春秋用周正之说，以为时不可改，甚者至以为月亦不可改，如七八月之间旱，与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赵岐释以周正，晦亦从赵岐，而近世说者以赵岐为非，则是并晦皆非之矣，此是本无所见，而妄生事端，以疑惑圣经，为害不细，前世士大夫学问，囗未见有如此者，锡瑞案春秋本鲁史旧文，鲁史奉周王正朔，王正月之为周正，无可疑者，孔子作春秋述时事，必不擅改周历，以致事实不明，春秋之书无冰皆在春，此周正也，若夏正则春无冰何足为异，又书冬十月陨霜杀菽，此周正也，若夏正则十月陨霜，何足为异，十月亦未必有菽，僖公三年自去冬十月不雨至春，书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至六月雨，若夏正则六月建未之月，历三时不雨，至六月不得耕种矣，惟六月为周正建已之月，得雨犹可耕种，故春秋是年不书旱，亦不书饥，传曰，不为灾也，此显有可据者，乃胡氏诸人，好逞异说，此宋人说经，所以多不可从，朱子不以胡传为然，此朱子在宋儒之中，所以为最笃实，乃其弟子蔡沈解尚书，以为商周不改月，不守师说，殊不可解，春秋为后王立法，汉儒以为素王改制，实有可据，而后人必不信，春秋虽为后王立法，不能擅改时王正朔，宋儒以为夏时冠周月，实不可据，而后人反信之，是末师而非往古，岂非颠倒之甚。
论三传皆专门之学学者宜专治一家又各有所从入
汉十四博士今文之学，今多不传，施孟梁邱京易，欧阳夏侯尚书，齐鲁韩诗，皆已亡佚，惟公羊春秋犹存，梁亦存全书，此天之未丧斯文也，而自左氏孤行，二传虽存若亡，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已云二传近代无讲者，恐其学遂绝，故为音以示将来，幸而唐人虽以左氏列于五经，而公羊为中经，梁为小经，亦用之以取士，故士子习者虽少，见李元璀杨所奏，而书犹不至亡，啖赵陆兼采之以作纂例，宋人沿啖赵陆之派说春秋，多兼采公，故未至如韩诗之亡于北宋，惟宋尚通学，不主专门，合三传为一家，是合五金为一炉而冶之，合三牲鲁腊为一鼎而烹之也，春秋是一部全书，其义由孔子一手所定，比诗书易礼不同，学春秋必会通全经，非可枝枝节节而为之者，若一条从左氏，一条从公羊，一条从梁，一条从唐宋诸儒，虽古义略传，必不免于春秋失乱之弊，故春秋一经，尤重专门之学，国朝稽古，汉学中兴，孔广森作公羊通义，阮元称为孤家专学，然其书不守何氏义例，多采后儒之说，又不信黜周王鲁科旨，以新周比新郑，虽有华路蓝缕之功，不无买椟还珠之憾，惟何氏解诂与徐疏，简奥难读，陈立书又太繁，治公羊者可从通义先入，再观注疏，常州学派多主公羊，庄存与作春秋正辞，传之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诸人，凌曙作董子繁露注，其从陈立作公羊义疏，治公羊者，当观凌曙所注繁露，以求董子大义，乃刘逢禄所作释例，以求何氏条例，再鉴陈立义疏以求大备，斯不愧专门之学矣，许桂林作梁释例，柳兴恩作梁大义述，钟又囗作梁补注，亦成一家之言，梁不传三科九旨，本非公羊之比，惟其时月日例，与公羊大同小异，详略互见，可以补公羊所未及，治梁者，先观范解杨疏，及许桂林释时月日例，许书简而有法，如公子益师卒传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晋也，何休废疾，已引公子牙季孙意如何以书卒难之，郑君所释，亦不可通，许据左氏公不与小敛，谓不与小敛即是恶，乃得其解，柳兴钟文囗皆据梁谨始，谓隐公之让，为不能正始，柳兴恩至以乱臣贼子斥隐公，夫以让国之贤君，而斥为乱贼，则篡弑之桓公，将何以处之乎，春秋善善从长，必不如此深刻，梁恶桓而善隐，其义亦不如此之刻也，梁义例，多比附公羊，故治梁不如治公羊，治公羊乃可兼采梁，如梁桓二年传或曰，其不称名，盖为祖讳也，孔子故宋也，是比附公羊故宋而失其旨之证，成九年传不言战，以郑伯也，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是比附公羊为亲者讳而失其旨之证，春秋为亲者讳惟鲁，昭二十一年传，东者东国也，曰东，恶之而贬之也，是比附公羊讥二名而失其旨之证，若左氏不传春秋，亦有讥二名之说，云先名武庚，乍名禄父，则尤不知而强说者，治左氏者，先观杜解孔疏，再及李贻德贾服辑述，以参考古义，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以综览事实，然亦只是左氏一家之学，于春秋之微言大义，无甚发明。
论俞正燮说春秋最谬乃不通经义不合史事疑误后学之妄言
近人说春秋者，俞正燮为最谬，其公羊传及注论曰，公羊传者，汉人所致用，所谓汉家自有法度，奈何言王道，公羊集酷吏佞臣之言，谓之经义，汉人便之，谓之通经致用，锡瑞案汉家自有制度，乃宣帝之言，宣帝好梁，非尊公羊者，通经致用，乃西汉今文之学，简明有用，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之类，非止春秋一经，俞云公羊集酷使佞臣之言，酷吏似指张汤，佞臣似指公孙宏，史记酷吏列传曰，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不狱，欲传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又曰，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宏数称其美，又平准书曰，自公孙宏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据史记则宏汤希世用事，见公羊传有贬绝之义无将之诛，傅会之以行惨酷之法，要非公羊所能逆料，俞氏以为公羊罪案，则庄子云，儒以诗礼发冢，可以发冢归罪诗礼，王莽动周官，可以王莽归罪周官乎，公羊传由胡毋生著竹帛，公孙宏受学胡毋生，则公羊成书，必不在宏汤用事之后，据俞氏说，似作公羊传者集宏汤之言为之，年代不符，甚不可通，若酷吏佞臣不指宏汤，则胡毋生之前，酷吏佞臣为何人，更无可据，汉书董仲舒传曰，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后汉书应劭传曰，故胶西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三事，动以经对据，此则张汤用法尝询仲舒，《汉·艺文志》董仲舒治狱十六篇久亡，《通典》、《六帖》、《御览》共载六事，引《春秋》义以断当时之狱，多以为某人罪不当坐，盖以汉法严酷，持议多归仁恕，与宏汤之惨刻异趣，《繁露·郊祀》封仲舒答张汤问凫鹜之类，亦不尽属刑法，则不能以张汤之法，归咎仲舒，尤不能归咎公羊矣。三科九旨，《繁露》书明言之。俞云，董仲舒未敢言而心好之，故陷吕步舒之狱，以俞氏之博，似并未见繁露，殊不可解，何休解诂曰，自王者言之，屈远世子在三公下，引礼丧服为证，何氏解礼即不当，亦无关春秋大义，俞以此为何氏罪案，谓以己得公府掾之故，论古人当平心静气，不当锻炼以入人罪，必欲深文锻炼，谓何氏因己为公府掾，故崇重三公，亦安知俞氏非因己为时相所扼，故卑抑三公乎，俞为董诰所扼，不得进士，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公羊家说与孟子合，若左氏家说经承旧史，无素王之法，则天子之事安在，曰，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如其说，则君无道，而弑君之臣无罪，传文于殉君之礼父荀息，并无褒辞，而弑君之赵盾栾书，反加称许，且有君臣无常位之言，左氏据事直书初无成见，杜预张大其说，与春秋之义相反，是春秋成而乱臣贼子喜矣，如俞氏说，不亦可云左氏集乱臣贼子之言，谓之经义乎，俞乎曰，左氏，万世之书也，公羊传，汉廷儒臣通经致用干禄之书也，何休所说，汉末公府掾致用干禄之书也，请为更正之曰，公羊传，经学也，一字褒贬，孔子作春秋之义，本如是也，左氏传，史学也，据事直书，不立褒贬，虽不传春秋，而书不可废也，俞氏所说，乃不通经义，不合史事，疑误后学之妄言也。
论春秋明王道绌诈力故特褒宋襄而借以明仁义行师之义
尝读春秋而有感焉，春秋据乱，而作乱莫甚于战争，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今据公羊之传，推孟子之义，而知孟子之善说春秋也，春秋始于隐，隐二年无骇帅师入极，传曰，何以不氏，疾始灭也，然则后之灭人国者，皆春秋之所疾矣，四年莒人入杞，取牟娄，传曰，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疾始取邑也，然则后之取人邑者，皆春秋之所疾矣，桓七年焚咸邱，传曰，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然则后之以火攻者，皆春秋之所疾矣，春秋战例时，偏战日，诈战月，左氏凡例，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即诈战，皆陈曰战，即偏战，桓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犁，获莒，僖十五年十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文七年夏四月戊子，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晋人秦人战于河曲，传皆以为偏战，是彼善于此者，犹愈于诈战也，宋楚战泓传曰，偏战者日尔此其言朔何，春秋辞繁而不杀者也，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是宋襄战泓，为善之善者，故夫子特笔褒之，董子繁露王道俞序篇，史记宋世家赞，淮南泰族训，白虎通号篇，何氏梁废疾，皆褒宋襄，锡瑞案司马法曰，逐奔不过百步，从绥不过三舍，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明其义也，据此，则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禽二毛，本古军礼之遗，古礼不行，而老子有以奇用兵之言，谈兵者谓兵不厌诈，宋襄独行古礼，宜世皆迂之矣，梁左氏不以宋襄为是，狃于后世诈力之见，左氏书之，善在明典礼，详事实，而浅人武夫，但以为善言兵，故隗禧以左氏为相斫书，左氏述子鱼之言，訾宋襄者以为口实，不知宋世家亦载子鱼兵以胜为功之言，而史公作赞，必褒宋襄之礼让者，以春秋拨乱之旨，具在此也，当其时战祸亟矣，独有一宋襄公能明王道，绌诈力，故春秋特褒之，而借以明仁义行师之义，以为后之用兵者，能如宋襄之言，则战祸少纾，民命可保矣，春秋时，宋华元向戌皆主弭兵，其后墨翟宋以禁攻寝兵为务，似闻宋襄仁义之风而兴起者，左氏载子罕之言以斥向戌，似近正，然不得以弭兵为非，兵虽不能终弭，弭一日，缓一日之祸也，痛乎何劭公之言火攻也，曰，征伐之道，不过用兵，服则可以退，不服则不可以进，火之盛炎，水之盛冲，虽欲服罪，不可复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今之战事，专尚火攻，其暴而不仁，又百倍于东周之世，西人近讲公法，开弭兵会，似得墨子兼爱非攻之旨，若进之以春秋之义，明王道，绌诈力战祸庶少瘥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