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大圭以后世猜防之见疑古义宋儒说经多有此失
吕大圭曰，公羊论隐公之贵贱，而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夫谓子以母贵可也，谓母以子贵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长后世妾母陵僭之祸者，皆此言基之也，梁论世子蒯聩之事则曰，信父而辞王父，则是不尊王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启后世父子争夺之祸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赵鞅归于晋，公皆曰，其言归何，以地正国也，后之臣子，有据邑以叛，而以遂君侧之小人为辞者矣，公子结媵妇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辞，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之可也，后之人臣，有事异域，而以安社稷利国家自诿者矣，祭仲执而郑同，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则以为合于反经之权，后世盖有废置其君如奕棋者矣，圣人作经，本以明其理也，自传者学不知道，妄为之说，而是非易位，义利无别，其极于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为仇，为大臣而称兵以向阙，出境外而矫制以行事，国家易姓，而为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无所愧，君如武帝，臣如隽不疑，皆以春秋定国论，而不知其非也，此其为害甚者，不由于叙事失实之过哉，故尝以为三传要皆失实，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为说，而说之缪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略举其二，而何休之缪为尤甚，元年春王正八，公羊不过曰君之始年尔，何休则曰，春秋纪新王受命于鲁，滕侯卒不日，不过曰滕微国而侯不嫌也，而休则曰，春秋王鲁，隐公以为始，黜周王鲁，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唱之，其诬圣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称弟，母兄称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从为之说曰，春秋变周之文，从商之质，质家亲亲，明当亲厚于群公子也，使后世有亲厚于同母弟，而薄于父之枝叶者，未必不由斯言启之，公羊曰，立囗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此言固有据也，而何休乃为之说曰，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使后世有惑于质文之异，而嫡庶互争者，未必非斯语祸之，其释会戎之文则曰，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谓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释天王使来归之义则曰，王者据土与诸侯分职，俱南面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谓有不纯臣之义可乎，锡瑞案宋儒不信古义而好驳难，是一时风气，不足怪，其最不可训者，则误沿当时猜防疑忌之习，反以古训为助乱之阶，非止上诬古人，且恐下惑后世，胡安国春秋传，发明尊王攘夷之义于南宋初，切中时势，而解帅师之类，以权臣主兵为大戒，王夫之论之曰，王之尊，非唯喏趋伏之可尊，夷之攘，非一身两臂之可攘，岳侯之死，其说先中于庸主之心矣，王氏之驳胡传诚非苛论，宋惩黄袍加身之事，首夺将帅之权，子孙传为家法，贤者限于习俗，南宋之初，欲雪国耻，王赖师武臣力，乃诸将稍稍振起，秦桧夺其兵而杀之废之，胡氏与桧薰犹不同，而误加推荐，盖由于议论之偶合，而实因经义之不明，岳侯之死，虽未可以咎胡，而解经不精，以致误国，亦有不得辞其咎者，吕氏此论，多以后世之乱，归咎汉人，不知汉人但解经义，何能豫防后世之乱，奸人引古籍口，何所不至，曹丕自比舜禹，岂得以舜禹禅让为非，王莽自比周公，岂得以周公居摄为误，废君者自比伊尹，岂得疑伊尹为篡，反上者自比汤武，岂得疑汤武为弑乎，若以僭上陵尊，相夷为仇，归咎公，孔子作春秋时，已有弑君父者，亦公为之乎，黜周王鲁，变文从质，母弟称弟，母以子贵，亲亲立弟，尊尊立孙，公羊虽不皆有明文，董子当公羊初著竹帛之时，其书已有明文，吕氏但责何休，而不知其本于董子，是董子书并未得见，何足以言春秋义乎，来者勿拒，去者勿追，并无语弊，吕以为非，将来者拒之，去者追之乎，王者诸侯分土，有不纯臣之义，封建时本如是，岂可以一统时世并论乎，容斋随笔有二传误后世一条，以左氏大义灭亲公羊母以子贵并论，与吕氏所见同。
论黄泽赵汸说春秋有可取者而误信杜预仍明昧参半
黄泽曰，春秋以前，礼法未废，史所书者，不过君即位，君薨葬，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无年，天时之变，郊庙之礼，诸侯卒葬，交聘会朝，大抵不过如此尔，无有伐国围城，入某国某邑等事也，其后礼法既坏，史法始淆乱，如隐公元年除书及邾宋盟，公子益师卒外，其余皆失礼之事，如不书即位，是先君失礼，为鲁乱之本，郑估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归仲子之，则失礼显然，祭伯来则不称使，举一年如此，则二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则夫子春秋安得不作，锡瑞案黄氏之说甚是，据此可见春秋凡例，必不出自周公，周公时天子当阳，诸侯用命，必不容有伐灭围入等事，故柳宗元陆淳皆有此疑，黄氏所见，与柳氏陆氏同，而说加详，然则韩宣之单辞，杜预之谬解，不当以汨乱春秋明矣，乃黄氏既知此义，又曰，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遗法，故韩宣子囗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书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公之所以王，此时未经夫子笔削，而韩宣子乃如此称赞者，见得鲁之史，与诸国迥然不同故也，案黄氏前后之说，大相矛盾，谓凡例本周公遗法，然则伐灭围入，周公之时已有之乎，鲁史与诸国迥然不同，然则孟子云，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又何说乎，此等皆由惑于杜预之说，先人为主，故虽于春秋有所窥见，而其说半明半昧，凡经学所以不明者，由为前人之说所压，不知前人与前人说各不同，有是有非，所当审择，其审择是非之法，当视前人之年代先后，与其人之贤否，如杜预解春秋，与孟子全然反对，以年代论，则孟子在五年余年之前，杜预在一百余年之后，以贤否论，则孟子为命世亚圣，杜预为党逆乱臣，其所说之是非，自不待辨而决，而自杜解孤行之后，学春秋者误守其说，尽反孟子之说以从之，黄氏于春秋，自谓功力至深，亦未能免此失，所以一知半解，间有所窥，而大义微言，终不能喻也，其徒赵汸说春秋，亦得失互见，大率本其师说。黄氏谓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见国史，盖鲁之史官，以孔子是圣人，乃禀君命使其刊正，又谓公羊氏五世传春秋，左氏增年传文，亦当其子孙所续，故通谓之左氏传，二说皆有思想，而无所依据。
论赵汸说春秋策书笔削近是孔广森深取其书而亦不免有误
赵汸春秋集传序曰，策书之例十有五，而笔削之义有八，策书之例十有五，一曰，君举必书，非君命不书，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礼不书，三曰，纳币逆夫人，夫人至，夫人归，皆书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丧不书，葬不用夫人礼则书卒，君见弑则讳而书薨，五曰，囗子生则书之，公子大夫在位书卒，六曰，公女嫁为诸侯夫人，纳币，来逆，女归，娣妇，来媵，致女，卒葬，来归，皆书，为大夫妻，书来逆而已，七曰，时礼时田，苟过时越礼则书之，军赋改作逾制，亦书于策，此史氏之录乎内者也，八曰，诸侯事有命告则书，崩卒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九曰，虽伯主之役令，不及鲁，亦不书，十曰，凡诸侯之女行，惟王后书，囗诸侯，虽告不书，十一曰，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则告，告则书，此史氏之录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无不书，王臣有事为诸侯，则以内辞书之，十三曰，大夫已命书名氏，未命书名，微者名氏不书，书其事而已，外微者书，十四曰，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尊师众称某帅师，君将不言帅师，十五曰，凡天灾物异无不书，外灾告则书之，此史氏之通录乎内外者也，笔削之义有八，一曰存策书之大体，凡策书之大体，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孙，曰夫人归，曰内女卒葬，曰来归，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会，曰出师，曰国受兵，曰祭祀狩，越礼军赋，改作逾制，外诸侯卒葬，曰两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类，其书于策者，皆不削也，二曰假笔前以行权，春秋拨乱经世，而国史有恒体，无辞可以寄文，于是有书有不书，以互显其义，书者笔之，不书者削之，其笔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异，公行不书致之类也，或略常以明变，释不朝正内女归宁之类也，或略彼以见此，以来归为义，则不书归，以出奔为义，则杀之不书之类也，或略是以著非，诸侯有罪及劝王复辟不书之类也，或略轻以明重，非有关于天下之故不悉书是也，三曰变文以示义，春秋虽有笔有削，而所书者皆从主人之辞，然有事同而文异者，有文同而事异者，则予夺无章，而是非不著，于是有变文之法焉，将使学者即其文之是非详略以求之，则可别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实之际，亦变文也，正必书王，诸侯称爵，大夫称名氏，四夷大者称子，此春秋之名也，诸侯有王而伯者兴，中国无伯而夷狄横，大夫专兵而诸侯散，此春秋之实也，春秋之名实如此，可无辨乎，于是有去名以全实者，征伐在诸侯，则大夫将不称名氏，中国有伯，则楚君侵伐不称君，又有去名以责实者，诸侯无王，则正不书王，中国无伯，则诸侯不序君，大夫将略有恒称则称人，五曰谨华夷之辨，亦变文也，楚至东周强于四夷，僭王猾夏，故伯者之兴，以攘囗为功，然则自晋伯中衰，楚益侵陵中国，俄而入陈围郑平宋，盟于蜀，盟于宋，会于申，甚至伐吴灭陈蔡，假讨贼之义，号于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书楚事，无不一致其严者，而书吴越与徐，亦必与中国异辞，所以信大义于天下也，六曰特笔以正名，笔削不足以尽义，而后有变文，然祸乱既极，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异，虽变文犹不足以尽义，而后圣人特笔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变文虽有损益，犹曰史氏恒辞，若特笔则辞旨卓异，非复史氏恒辞矣，七曰因日月以明类，上下内外之无别，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尽见，则又假日月之法区而别之，大抵以日为详，则以不日为略，以月为详，则以不月为略，其以日为恒，则以不日为变，以不日为恒，则以日为变，甚则以不月为异，其以月为恒，则以月为变，以不月为恒，则以月为变，甚则以日为异，将使属辞比事以求之，则笔削变文特笔，既各以类明，而日月又相为经纬，无微不显矣，八曰辞从主人，主人谓鲁君也，春秋本鲁史成书，夫子作经，唯以笔削见义，自非有所是正，皆从史氏旧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见，故曰辞从主人，此八者实制作之权衡也，锡瑞案赵氏分别策书笔削，语多近是，春秋属辞，本此立说，孔广森深取其书，惟其收学非专门，仍有未尽是者，如隐公不书即位以成公意，桓公书即位以如其意，公薨以不地见弑，公夫人出奔曰孙，凡此等皆春秋特笔，未必鲁史有此书法，赵氏以为存策书之大体，是犹惑于杜预之说又信其师黄泽臆撰孔子奉君命修国史之文，不知圣人口授微言，实是私修而非官书，不信古义，而臆造不经，故其所著集传属辞，仍不免有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