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二次偿款届期，常熟为大司农，仰屋无策，求计于恭邸及合肥相国。合肥与俄使议，密约借罗布一万万，南海张樵野侍郎曰：“一万万何济？若得二万万，将三次兵费一次偿之，既省借息，且免日军驻费。”合肥以为难。既而谋之英使，欲影射俄事以动英，而俄约渐泄。英使中俄交密，昌言曰：“中国借款，列强利益均沾，何独偏于俄？此约果行，中国铁路应借英款，且另辟通商口岸以为报。”俄使又以泄漏密约相诘，总署甚窘，南海居间调停，两国分借，迄无成议。时中国通商银行方创始，总办盛宣怀，与海关欧人某订草约，借五千万两，通商银行作保。电告总署，合肥、常熟皆喜。南海曰：“此必无之事也。通商银行资本号称百万，尚不敷借款一年之息，何能担此重任？”已而果然。其他各国商人，纷纷奔走合肥之门，百计承揽，一经查核，转瞬皆虚。南海谓常熟曰：“公毋与合肥谋矣。吾师外交如宁武子，愚不可及。”常熟曰：“如之何而可？”南海曰：“欲借英款，莫如用赫德。赫德我雇用人也。”乃以盐税、厘金作抵，筹借商款。将户部暨总署全案，查交赫德，议乃定。从来洋债有回扣，二公秘密不可知，然媒孽者藉此为词，而祸自此伏矣。
张樵野侍郎患慈眷之衰，使英时，立豫甫为之谋曰：“归宜有珍奇之献。”及反，献祖母绿宝石嵌金钢钻镯于太后，献红宝石嵌金钢钻于皇上。祖母绿以重价购于法官，旧皇室御用物也。红宝石为洋匠伪制，光彩夺真。先献上，上谕命并献太后，由立豫甫介总管李莲英以进，蒙恩赏饭。惟豫甫觉其伪，常谓人曰：“樵野竟于上前鱼目混珠，可谓一身是胆。”
丁酉秋，各部尚书九卿，皆以别故，难与总裁之选。李文忠欣羡得一试差，以补生平之缺憾。时于晦若侍郎方在其幕，曾为拟策题五道备用。善化瞿相国方简詹事，惧不得学使，而知来年会总之无望，颇有希冀之意。一日，当孟秋之末，善化在文忠所，预贺其简在帝心。文忠曰：“吾老矣，纵有是事，其何能为！所望者与子同膺简命耳。”二公寒暄之辞，《梦蕉亭杂记》以为先得消息，盖传闻之误。
钦命试题，光绪年间，多寿州孙文正公代拟，以书一册折角为记上呈。《四书》文、经文以监本进，无可更改。诗题初出于《唐宋诗醇》，继改用乾隆中尹文端所编《斯文精粹》，复改用《御选唐诗》。光绪丁酉以后，帝年已长，择句无须乎人。故自壬午会榜之后，孙文正公从未膺衡文之命。洎科举末造，迭掌文衡，乃由于此。
甲午之后，各国使臣，皆彼中一时之杰。利于彼必害于我，自不待言。英使窦乐泰、法使施阿兰、德使海靖、俄代使巴布罗福，尤称魁首。滇越边界签约之日，恭邸取阅地图，施阿兰强之画诺。及章京以图进，悔已无及。不特蹙地千里，并缅甸瓯脱而亦弃之。窦乐泰大哗，予以其他地，乃已。是时，总署大臣，匪惟弗悉敌人趋势，即外人之性情、礼俗而不知。往往在我以为侮，而在彼不觉；在我以为礼，而在彼有不能堪者。海靖初见，译名曰“海静”，恭邸曰：“君来寻好，而名旁有争音，非佳象也。吾为君留静之左青为音，而加立为形，曰‘靖’可乎？”海靖大悦，自此改名。恭邸亦大悦，以为是固可以狎而玩之也。孰知德文译音之字，外人视之，何足轻重，徒费口舌而已。未几，各国使臣入觐，毕，随摈者循廊而退。海靖径自阶下，敬信挟其臂，使从行。海靖夺臂去，众宾中有从之者，于是，朝仪大紊。总署诸臣愤海靖无状，拟加诘问，南海张樵野侍郎不许。旋德使馆来书，责敬信失礼。事闻于上，屏敬信勿用。海靖气益张，卒夺胶州湾。自此而后，译署闻海靖至，几于谈虎色变矣。然德取土地，藉口于教案。俄与我有密约，继索旅顺、大连湾，巴布罗福措词为尤难，而亦如其欲。故当时说者言：海靖以刚，巴布罗福以柔，及其成功则一也。
俄之大错，莫如俄、德二主彼得黑府之会，纵德以取胶岛，俄因势而租旅大。俄主权重，大臣争之不得，遂启日俄之衅。数百载皇族，因之而覆其宗，数十世舆图，且以此而变其色。英雄能造时势，岂惟英雄能之哉，庸主之一颦一笑，固未可轻也。
德据胶州，使臣海靖忌李文忠为梗，致书总署，言中国威名夙著，而平素轻己之。某大员不欲与议，于是文忠摈不与闻。而常熟翁尚书、南海张侍郎受命专办胶案，尽从德人之请，唯鲁抚李秉衡获免于咎。常熟颇自幸，言：“国体所关，人材可惜。”文忠笑云：“然则川案之无人材，虽被黜，亦无关于国体，可以概见。”常熟亦笑，无以应也。
德、俄协以谋我，胶案即结未几，即有俄租旅顺、大连之事。适当戊戌会试，文忠方希冀试官，闻俄使巴布罗福有所请求，知为己任，笑曰：“衡文之事，殆无望矣。”时公方中谗，于此种外交，更无能为力。于是，俄租旅大，法租广州湾，英租威海卫，得所求而去。及慈圣临朝，意索三门湾，百计恫喝而无所得，使臣解职去。自此外人需索，戛然而止。乃知两阶干羽，威格有苗，古人并不欺我。
毕德格者，曾为天津美领事，慕文忠之名，舍官就幕。筹筑关内外铁路，为中国铁路之始基。公子伯行从之习英文，曾见曾侯《日记》中，所谓“美人白逖克”者是也。公子季皋朝夕与游，亦从问学。文忠入阁办事，居贤良寺，与闻要政，苟有事至使馆，必使之往。德据胶澳，衔朝命晤巴布罗福，俄卒无所助。此中国昧于外情，犹未知俄、德两君会于彼得黑府之事也。
常熟相国与南海张樵野侍郎生连带关系，自康案始。乙未会试，常熟披落卷，得有为而中式。有为有知己感，欲上书自见。以张侍郎为其乡人，较为亲近，乞为书，先容，常熟允之。及往，仍拒弗纳。侍郎问之，曰：“此天下之才也，吾无以处之。”及丁酉岁有为再入京。常熟知上意求新，遂荐诸朝。恭邸曰：“额外主事保举召见，非例也，不可。”无以先之，乃命于总署见。会年节伊迩，无暇及此。戊戌春正月三日，庆邸、合肥、常熟、南海见有为于总署。未几，有为上书言事，上交总署议奏。章京持以请命于常熟曰：“准乎？”曰：“不可。”曰：“驳乎？”不应。曰：“然则奈何？”曰：“择其可者而许之。”于是议准二事，曰：“商务”，曰“矿务”。总署诸公以洋洋数千言，条陈十数事，仅允其二，惧失上意，不得已，奏请军机会议，枢府诸公惟恐任咎，拟旨会同王大臣议。迨奏上，准者过半，有为自此获上。及有为得罪，常熟、南海皆列名康党，实非二公本怀。
年终密考，少则四字，至少二字，至多十六字。盖以备万几之暇，知其人之大略。非为作传，以概其生平，亦非为作论，以较其长短，固无须乎多也。向例由军机大臣资望在先者呈览，政府中新进不尽知也。丁酉年终，李文忠问翁文恭曰：“近为何事，而冗若此？”文恭曰：“日与兰孙抄录密考，不胜其繁。”文忠曰：“曷不使子密为之？”文恭曰：“子密笃于交游，惧其先以报喜也。”以当时钱侍郎之资望，尚不能预于机密，他可知已。宣统以后，则携出誊录，视之不若往日之重，朝廷每年黜陟之典，亦不尽行。滇督李仲轩制府，于每人密考，各二三百言，于是失密考之本旨，视如例事。枢臣亦公然携出录副，无复秘之可言矣。
京朝官重前后辈之礼，翰、詹、科、道、枢廷向有此称，相沿成俗。俄租旅顺、大连案，李文忠主稿。画诺后一日，遇许筠庵尚书，问曰：“旅大事奈何？”文忠曰：“与之。”尚书大诧，曰：“中堂不知译署有同官耶，而自为政也？”文忠曰：“尔足不至署，谓予能日至而家请命乎？尔无多言，他日予将至清秘堂判曲直焉。”尚书为之夺气。翰院之制，后辈无礼于前辈，直呼至清秘堂服罪。文忠盖以此窘之，尚书虽贵，未敢抗也。周镜渔廉访为军机处领班章京时，有新进传到前问其字，廉访立呼苏拉入室。苏拉者，清语仆役也。谓之曰：“汝领此君出，以我籍贯、姓字、官衔、寓所告之。予有公务，未暇与叙寒暄也。”廉访丰裁过峻，未免令人难堪。部曹之中，虽无前后辈名称，然尊卑判别，出于天然。新进到部，分司入室以后，仆役引见本司所有人员。自印稿以下，皆一揖而退，印稿略有问答，乃列之至末一座，同官籍贯、姓字、官衔、寓所，均令仆役开单记之。不敢面询也。次日按单登门往谒，或遇或不遇，不遇则再往。继而因友及友，介绍属托，渐次相习，乃择日宴请同僚，杯酒联欢。自此而后，升沈进退，皆托命于印稿。纵有年姻故旧，转相攀附，不能逾此范围之中矣。
《越缦堂日记》近日颇有盛名，常浏览一过，记之如下：
莼客记所读之书全无宗旨，嫌其太杂。经史子集，无一不有，读之未毕，随手札记，难免首尾不贯。如经学之《禹贡锥指》、《尚书古文疏证》、《诗毛传疏》、《左通补释》、《左传贾服注辑述》，小学之《骈雅》、《说文佚字》，史学之《纪载类篇》、《野获编》、《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小腆纪年》，金石学之《金石史》、《石墨镌华》，别集之《道古堂全集》、《味经堂遗书》、《焦氏丛书》、《蛾术堂全集》、《景紫堂丛书》。多长篇巨帙，或专门名家，在他人毕生精力所在，仅看一序，以一日了之，便加评语，谓之读书，孰能信之。最可笑者，丛书目录抄写多种，连篇累牍，视为珍秘。其至《缙绅录》亦删节记入，无复著书之体。同光以来，文人不笃志于学，咸以书籍作谈柄，为欺人之计，悉是类也。
点阅之书，《日记》中仅见三种：一《周礼注疏》，一《吴梅村集》，一《戴东原集》。皆一二日即止，揆厥情形，恐未终卷。又，一日读杜氏《春秋经传集解》，于惠氏、马氏、焦氏《补注》、高氏《地名考略》、江氏《地理考实》、邵氏《南江札记》、王氏《经义述闻》、邵氏《规过持平》同时并进，一日而终。虽精力过人，恐无此理。
论诚字工夫须自然，不须逼促。惟学问之道，苟非上智，无不从勉强而行之始者。莼客平生近于放浪，皆此说误之也。莼客于小学未识门径，始讥陈珊士、孙莲士作字从篆体，同治五年四月以后《日记》，摹仿《说文》，则诚之谓何？谓酒垆之垆，《史记》作钅卢，《汉书》作“卢”。按，卢为本字，钅卢、垆为后加偏旁之字，何足深论。谓天数一，故引伸为专壹。按，一字不作壹解，又不知壹本从[1234]，且误壹为[1234]，益生纷纠。《爻山诗话》据《博古图》，“单疑生”即“散宜生”。按，单、散，疑、宜，古字通用，抑何足记。其邑人陈致英之《书契原指》莫非盲说，津津乐道，尤为无识。
《读史札记》较有可取，然多单辞片证，盖于顷刻之间，逐卷寻觅而得之。非若王西庄、赵云崧辈，有所见而录之，积少以成多也。明季杂史，略有考据，亦皆细故，无关宏旨。谓“柳如是归钱牧斋后，遇宴客，仍出劝觞。”虽载全绍衣《鲒亭集》及计六奇《南略》，抑何足记。谓梨洲涂泽学术，以相炫耀；苦贫不免请托，以冀沾润；吕晚村托买祁氏书，梨洲择其奇秘者自买，而以其余归晚村；梨洲晚年，烛笼上题“召试翰林”；傅青主印章，有“征辟博学鸿词”；陆清献与吕晚村投分最契，不啻一人。云出于钞本，国初人传，虽不知其真伪，然何必隐善扬恶。
读国朝人集，常数十种，不伦不类，莫名其意。诗宗七子，故推崇明人甚力，一隅之见，姑不必论。至近人诗词摘句图，不免明季山人之习，数数见之，尤足令人生厌。然在此书中，犹为上乘。盖莼客一生学问，惟词章差强人意耳。
生性好揭人短，论经学则以焦里堂为偏谲，论古文则言方、姚之陋，诋曾文正之未纯，而茅鹿门并不菲薄，可谓别有肺肠。臧氏《拜经文集》有《妾服议》，引《礼》君为贵妾服缌，以贵妾为妾长有子者。按，臧氏之解，诚有未妥。辰嬴生公子乐，又为秦女五人之一，而赵盾谓之贱，则妾之称贵，不以有子，亦不因侄娣，明矣。盖丧服之制，论其报施而已，本无亲疏贵贱之别。故子为父三年。父亦为子三年，夫为妻三年，妻亦为夫三年。同爨互为缌，即君臣主仆初无有分，以示哀戚，非以辨等差也。虽书缺有间，其详不得而闻，然以理推之，子于父在不为母服三年，则妻于夫在亦必不为子服三年。君为贵妾服缌，则贵妾亦必为君服缌。君不为他妾服，则他妾亦必不为君服。盖夫人薨，曾为继室，始谓之贵，此可断言者。莼客泥于贵妾为侄娣之说，以妾服为后世所不应有。谓臧氏之议，献媚于阮文达之死妾，何其诞与！
于时人谩骂殊甚。谓左湘阴为“耄昏”，李高阳为“要结取名”，阎朝邑为“兽心狗冠之徒”，张南皮为“佥壬祸首”，张丰润为“妄人”、为“宵人”，陈闽县为“轻险之士”。又谓南皮、丰润为“鼠辈”，闽县之劾张靖达为“狐埋狐扌骨”，王湘绮为“江湖亻危客”，吴{客心}斋为“吴下书画清客”，赵叔为“妄子”，于晦若为“风狂”，周星诒兄弟称为“周蜮”，犹以为有怨也。他如戴子高、杨海琴、鲍子年、何子贞、李山农、陈寿卿、吴平斋，皆致不满，或加丑诋，适成其为无忌惮之小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