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天爵
法者，天下之公，所以辅乎治也。律者，历代之典，所以行乎法也。故自昔国家，为治者必立一代之法，立法者必制一定之律。盖礼乐教化，固为治之本，而法制禁令，实辅治之具。故设律学以教人，置律科以试吏，其所以辅乎治者，岂不详且密欤？
我国家自太祖皇帝戡定中夏，法尚寛简，世祖皇帝混一海宇，肇立制度。列圣相承，日图政治。虽律令之未行，皆因事以立法。岁月既久，条例滋多。英宗皇帝始命中书定为《通制》，颁行多方，官吏遵守。然自延佑至今，又几二十年矣。夫人情有万状，岂一例之能拘？加以一时官曹，材识有高下之异，以致诸人罪状，议拟有轻重之殊。自以烦条碎目，与日俱增。每罚一辜，或断一事，有司引用，不能徧举。若不类编，颁示中外，诚恐远方之民，或不识而误犯，奸贪之吏，独习知而舞文。事至于斯，深为未便。宜从都省早为奏闻，精选文臣学通经术、明于治体、练达民政者，圜坐听读，定拟去取，续为《通制》，刻板颁行。中闲或有与先行《通制》参差抵梧，本末不应，悉当会同斠若画一。要在详书情犯，显言法意，通融不滞于一偏，明白可行于久远。庶几列圣之制度，合为一代之宪章。民知所避，吏有所守，刑政肃清，治化熙洽矣。 【（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六，《适园丛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