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孔子言：「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人物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成是性斯为是材以生，可原始而知也；形敝气散而死，可以反终而知也。其生也，精气之融以有形体，凡血气之属，有生则能运动，能运动则能知觉。知觉者，其精气之秀也，是谓神灵。《左氏春秋》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魂魄非他，其精气之能知觉运动也。至于形敝而精气犹凝，是谓游魂，言乎离血气之体也。精气为物者，气之精而形凝，品物流行之常也；游魂为变者，魂之游而存，其后之有蔽有未蔽也，变则不可穷诘矣。彼有见于游魂为变，而主其一偏，昧其大常，遂以其能盗天地生生之机者为己之本体，非圣人不知不言，独彼能顿悟得之也。彼之以神先形气者，圣人所谓游魂为变中之一端耳。
问：宋儒以理藏于心之内而为性，与老聃、庄周、释氏以神居于心之内而为性相似。朱子又谓「心为神明之舍」（朱子云「理无心则无着处。」又云：「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虚，人心亦然；只这此虚处，便包藏许多道理，推广得来，盖天盖地，莫不由此。此所以为人心之妙欤！理在人心，是之谓性。心为神明之舍，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天而具于心者。」）所谓「神明」，即老、庄、释氏目之为性者矣，其于理与神明何以别？
曰：朱子所谓「神明之舍」者，非谓以心为舍，神明居之也。神明即指心而言，以神明之心甚虚，天下之理咸具于中为性，而心特其舍耳。对性言之，故谓之舍；然非空空无知，故称为神明之舍。宋儒于性与心视之为二，犹荀子于礼义与性视之为二也。荀子以礼义圣人之教，常人必奉之以变化其性，宋儒以性专属之理，「人禀气而生之后，此理堕入气质之中，往往为气质所坏，如水之源清，流而遇污，不能不浊，非水本浊也，地则然耳；必奉理以变化气质，使复其初，如澄之而清，乃还其原初水也。」荀子之所谓礼义，即宋儒之所谓理；荀子之所谓性，即宋儒之所谓气质。如宋儒之说，惟圣人气质纯粹，以下即实〔质〕美者亦不能无恶；荀子谓必待学以变化此性，与宋儒〔谓〕必待学以变化气质，无二指也。但荀子指为待学以变化者，仍其性之本然名〔言〕；宋儒因孟子论性善，于是学〔举〕古今来如孔子言「成之者性」，言「性相近」，孟子言「忍性」，言「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各不同」，悉目之曰「此气质之性待变化者」也。荀子推崇礼义，直归之圣人；而宋儒因「孟子道性善」，于是谓理为生物之本，使之别于气质，曰「惟此无不善」也。试问：以理为我乎？以气质为我乎？设以理为我，以气质为理所寓于其中，是外气质也，如老聃、庄周、释氏之专以神为我，形骸属假合是也；设以气质为我，以理为气质所受，是外理也，如荀子以礼义属圣人之教是也；二者皆我，则不得谓纯乎善者一我，杂乎不善者又一我矣；苟非两我，则不得一譬之水，一譬之地矣。况天下古今之君子小人，未有非以血气心知为我者也。小人狗〔循〕我而悖理，君子重我而循理。悖理者亦自知其非也，是「性无有不善」也，长恶遂非，故性虽善，不乏小人。循理者非别有一事，曰「此之谓理」，与饮食男女之发乎情欲者分而为二也，即此饮食男女，其行之而是为循理，行之而非为悖理而已矣。此理生于心知之明，宋儒视之为一物，曰「不离乎气质，而亦不杂乎气质」，于是不得不与心知血气分而为二，尊理而以心为之舍。究其归，虽以性名之，不过因孟子之言，从而为之说耳，实外之也，以为天与之，视荀子以为圣与之，言不同而二之则同。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荀子推以礼义与性为二本，宋儒以理与气质为二本，老聃、庄周、释氏以神与形体为二本。然而荀子推崇礼义，宋儒推崇理，于圣人之教不害也，不知性耳。老聃、庄周、释氏，守己自足，不惟不知性而已，实害于圣人之教者也。
问：凡读书穷理，此理之得于古圣贤者，与理之得于天者，非皆藏于心欤？
曰：否。人之血气心知本乎天者也，性也。如血气资饮食以养，其化也，即为我之血气，非复所饮食之物矣；心知之资于问学，其自得之也即为我之心知。以血气言，昔者弱而今者强，是血气之得其养；以心知言，昔者狭小而今也广大，昔者闇昧而今〔也〕明察，是心知之得其养也。故人之血气心知，本乎天者不齐，得养不得养，则至〔于〕大异。人之问学犹饮食，则贵其化，不贵其不化。记问之学，食而不化也。自得之，则居之安，资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化而为我之心知也。大致善识善记，各如其质，昔人云「魂强善识，魄强善记」。凡资于外以养者，皆由于耳目鼻口，而魄强则能记忆，此属之魄者存之已尔。至于无取乎记忆，问学所得，非心受之而已，乃化而为我之心知。我之心知，极而至乎圣人之神明矣。神明者，犹然心也，非心自心而理藏于中之谓也。心自比而理藏于中，以之言学，尚为物而不化之学，况以之言性乎！
问：《春秋传》曰：「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而〔然〕后生。」屈原赋《天问》篇曰：「阴阳三合，何本何化？」所谓阴阳者，指男女而言；所谓天者，别而言之。岂即如老、庄、释氏以吾之神得于天而受形以生者欤？抑如宋儒以吾之理得于天而存于气质中者欤？
曰：否。人物之初，何尝非天之阴阳絪缊凝成？及气类滋生以后，昆虫之微，犹有絪缊而生者，至人禽之大，则独天不生矣。然男女之生生不穷，以内之生气通乎外之生气，人在生气之中。如鱼在水之中，其生也何莫非天！天之阴阳，父母之阴阳，同为化气〔气化〕自然而不可分也，此之谓「三合而后生」。
问：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状》云：「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吕与叔撰《横渠先生行状》云：「范文正公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以为未足，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返而求之《六经》。」《朱子语类》廖得明《录癸已所闻》云「先生言：二三年前见得此事尚鹘突，为他佛说所〔晓〕相似，近年来方看得分晓。」（癸已，朱子四十四岁。）朱子《答汪尚书书》云：「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后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夫〕前后缓急之序，于是暂置其说而从事于吾学。其始盖未尝一日不往来于心也，以为俟卒究吾说而后求之未为甚晓〔晚〕。」「而一二年来，心独有所安，虽未能即有诸己，然欲复求之外学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考朱子慕禅学在十五六时，年二十四见李愿，教以看圣贤言语，而其后十余年，有《答何京叔》二书，意见乃与释氏不殊，信彼为有实得，此为支离，反用圣贤言语指其所得于释氏者。（朱子《答何京叔书》云：「向来妄论持敬之说，亦不自记其云何，但因其良心发见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即是做工夫本领。本领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矣。若不察良心发见处，即渺渺茫茫恐无下手处也。」「所谕多识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来所见亦是如此。近因返求，未得个安稳处，始知此未免支离。如所谓因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圣人，是隔几重公案。曷若默会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鉴耶！」又一书云：「今年不谓饥歉至此，夏初，所至汹汹，遂为县中委以赈粜之役」，「百方区处，仅得无事。」「博观之蔽，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多闻博观而得，则世之知道者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发处，如『鸢飞鱼跃』，明道以为与『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晓然无疑。日用之闲，观此流行之体，初无问断处，有下功夫处，乃知目〔日〕前自诳诳人〔之罪〕，盖不可胜赎也。此与守书册、泥言语，全无交涉，幸于日〔用〕间察之，知此则知仁矣。」）及五十内外，所见渐定，不惑于释氏。合观程子、张子、朱子皆先入于释老，亦可知老与释之易惑人矣。究之能觉寤其非，何也？
曰：三君子皆志圣贤之志者也，其学本夫求是心，故于此于彼，期在自得，不在虚名。考诸《六经》，茫然不得性道之实体，则必求之彼矣。求之彼，而言道言性确有指实，且言夫体用一致也似神，能靡不周（如说「法周法界，净智妙图，休自空寂。」）故朱子尝驰心空妙，冀得之以为衡鉴事物之本，极其致，所谓「明心见性」，不过「六用不行」，彼所以还其神之本体者，即本体得矣；以为如此便是无欠阙矣，实动辄差谬。在彼以自然为宗本，不论差谬与否，而三君子求是之心，久之亦知其不可恃以衡鉴事物，故终能觉悟其非也。夫人之异于禽兽者，人能明于必然，禽兽各顺其自然。孔孟之异于老聃、庄周、告子、释氏者，自「志学」以至「从心所欲不踰距」，皆见乎天地、人物、事为有不易之则之为必然，而博文约礼以渐致其功。彼谓「致虚极，守静笃」，「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至于「道法自然」，无以复加矣。孟子而后，惟荀子见于礼义为必然，见于不可徒任自然，而不知礼义即自然之极则。宋儒亦见于理为必然，而以理为「太极」，为「生阳生阴之本」，为「不离阴阳，仍不杂于阴阳」，指其在人物为性，为「不离气质，仍不杂乎气质」。盖以必然非自然之极则而已，实自然之主宰、枢纽、根柢，一似理亦同老聃、庄周、告子、释氏乎所指者之生〔神〕，天地阴阳之于人物为本来面目。朱子之辨释氏也，曰：「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释氏以识为不生不灭。」在老释就一身分言之，有形气，有神识，而以神识为本；溯而上之，以神为有天地之本，遂求诸无形无象者为实有，而视有形有象为幻。在宋儒以形气神识同为己之私，而理得于天；溯而上之，于理气截之分明，以理当其无形无象之实有，而视有形有象为粗，于是就其言转之以言夫理，尊理而重学，远于老聃、庄周、告子、释氏矣。然以彼例此，而不协乎此，转指孔孟所谓道者非道，所谓性者非性，增一怳忽不可知之主宰、枢纽、根柢，因视气曰空气，视心曰性之郛郭。是彼奉一自然者之神居此空气之上，郛郭之中；此奉一必然之理在此空气之上、郛郭之中也。
问：后儒所谓太极，似老氏之所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朱子以太极生阴阳为理生气，「阴阳既生，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之内，人物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亦似老氏所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朱子以道即理之谓也，而于理气截之分明，于是言先后，言主宰、枢纽、根柢，俨然如一物，亦似老氏谓「道之为物，惟怳惟忽」，于怳忽不可名状中而有像有物。又《太极图说》言主静，注云「无欲故静」；《通书》言「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似释氏谓「六用不行，即本性自见」。何彼此相似如是？至「常惺惺」，则直举释氏之言为用功之要。今以太极两仪，在孔子赞《易》之本指，非如后宋儒之云；以曰道曰性为指其实体之名，以期于无失之谓理，乃称其纯美精好之名，亦非如后儒之云。然则宋儒明知老聃、庄周、告子、释氏之非，而及其言之，又不合于孔孟，而 转与彼相似，何也？
曰：孔子之后，异说纷起，能发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卓然异于老聃、庄周、告子而为圣人之徒者，荀子也。释氏之说盛行，才质过人者无不受其惑，能卓然知宗信孟子而折彼为非者，韩子也；尝求之老释，能卓然觉寤其非者，程子、张子，朱子也。然先入于彼，故其言道为气之主宰、枢纽，如彼以神为气之主宰、枢纽也；以理能生气，如彼以神能生气也；以理堕在形气之中，变化气质则复其初，如彼以神受形气而生，不以形气欲累之则复其初也。皆改其所为神识者以指理，故言「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岂圣贤之言！「天地之初理生气」，岂其然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