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之与经，上古元无所分。如《尚书》之尧典，即陶唐氏之史也。其舜典，即有虞氏之史也。大禹皋陶漠益稷禹贡，即有夏氏之史也。汤誓伊训太甲说命盘庚，即有殷氏之史也。泰誓牧誓武成金洛诰君牙君奭诸篇，即有周氏之史也。孔子修书，取之为经，则谓之《经》。及太史公作《史记》，取之以为五帝三王纪，则又谓之《史》。何尝有定名耶？陆鲁望曰：《书》则记言之史，《春秋》则记事之史也。记言记事，前后参差。曰经曰史，未可定其体也。案经解则悉谓之经，区而别之，则《诗》、《易》为经，《书》与《春秋》实史耳。及孔子删定六经之后，天下不复有经矣。而周天王及各国皆立史官，如周有史佚太史儋内史过内史叔兴叔服，虢有史嚚，卫有史华，晋有史苏史狐史墨，鲁有史克，世掌史事而遂有专史矣。当时各国皆有史。《鲁史》偶经孔子笔削，寓一王之法，故独传耳。汉兴司马谈、司马迁世为太史令；东汉则班彪父子世领史职，而二氏卒能整齐汉事，成一家言。今亦与六经并行矣。后世虽代有纪言纪事之官，然作史者又未必即若人也。今二十一代史具在，其得失是非，可考而知也。至于近代之事，其世道之盛衰，人物之升降，风俗之隆替，皆史之流也。其大者，则领史职者载之。若夫识其小者，则不贤者之责也。故备录以俟史氏之阙文，自五以至十四共十卷。历代之史，其不在十九代正史之数者，在古则有帝王世纪，在两汉则有司马彪续《汉书》、射承《后汉书》、华峤《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在魏则有鱼豢《魏书》、《江表传》；在晋则有王隐《晋书》、臧荣绪《晋书》、陆机《晋书》、曹嘉之《晋书》、《晋中兴书》；在宋则有徐爰《宋书》。
其编年之史，在两汉则有荀悦《汉纪》、东观《汉记》、张璠《汉纪》、袁宏《汉纪》、薛莹《汉纪》、汉晋《春秋》、献帝《春秋》；在三国则有魏氏《春秋》、魏氏《春秋异同》、《魏武帝杂事》、《魏略》、《蜀记》、《吴历》、张勃《吴录》；在晋则有孙盛《晋阳秋》、檀道鸾《晋阳秋》、干宝《晋纪》、徐广《晋纪》；在宋则有裴子野《宋略》、《南史》、《北史》。此皆载一代之事耳。至司马文正公，遂起自周威烈王迄于隋之显德，通作一史，名为《资治通鉴》，而天下始有通史矣。李焘长编，则继司马公而作者，宋七朝之史也。后又有《续长编》，朱晦庵作《通鉴纲目》，大率即《通鉴》之事而稍寓以书法。纲以法经，目以法传，盖欲以继春秋之笔也。
如应劭汉宫仪、汉旧仪、汉旧事、汉杂事、汉宫典、职齐官职仪、晋公卿礼秩、大唐六典之类，此皆杂载各代之典章，以备作史者也。
古称国灭史不灭，故虽偏霸之朝亦皆有史。古有《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蜀王本纪》；汉末有《九州春秋》，载袁绍公孙瓒诸人事；晋有崔鸿《十六国春秋》，载五胡之事；又有车颖《秦书》、《赵书》、《燕书》，有《秦记》、《凉记》；蜀李雄书；南唐有马令《南唐书》、陆务观《南唐书》，大率皆霸史也。余家旧得一抄本，乃载安禄山与史朝义时事，共三卷，又宋徽钦北狩，亦有窃愤录诸书，乃知史固未尝一日灭于天下也。
壬子冬到都，首谒双江先生。先生问别来二十年做得甚么功夫，余对以二十年惟闭门读书，虽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猎两遍。先生云：汝吴下士人，凡有资质者，皆把精神费在这个上。盖先生方谈心性而黜记诵之学故也。余口虽不言，心甚不然之。盖经术所以经世务，而诸史以载历代行事之迹。故六经如医家素难，而诸史则其药案也。夫自三代而下以至于今，越历既久，凡古人已行之事何所不有。若遇事变，取古人成迹斟酌损益，庶有依据。苟师心自用，纵养得虚静，何能事事曲当哉？寻常应务犹可，至于典章仪式名物度数，其亦可以意见处之哉。故一经变故棼集，则茫无所措。遂至于率意定方，误投药剂，非但无救于病，其人遂成〈疒兄〉痼矣。可无惧哉！
太史公《史记》，为历代帝王作十二本纪，为朝廷典章作八书，为年历作十表，为有士者作三十世家，为贤士大夫作七十列传。其凡例皆以己意创立，而后世作史者举不能违其例，盖甚奇矣。《史记》起自五帝迄于汉武，盖上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中，而为诸人立传仅仅若此。今观书中诸传欲去一人，其一人传中欲去一事，即不可得。真所谓一出一入，字挟千金。春藏之石室副在人间，实不为过。若后人作史，无秽冗滥，去一人不为少，增一人不为多。今宋元史中，苟连去数十传，一传中削去数事，亦何关于损益之数哉。
魏其武安，其事相联，故并作一传，然终始只一事。
范蠡列在《货殖传》。本传只载货殖事，若霸越诸谋画与越事相联者，则附见越世家中。其救中子杀人事，亦附其后。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
人谓太史公为孔子立世家非是。盖以为论道德，则孔子为帝王师，不当在诸侯之列；语其位，则孔子未尝有封爵，不当与有土者并，是大不然。盖方汉之初，孔子尚未尝有封号，而太史公逆知其必当有褒崇之典，故遂为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以土者土去则爵夺，以德者德在与在。今观自战国以后，凡有爵土者，孰有能至今存耶？则世家之久，莫有过于孔子者。《史记》又以孔门七十二弟子与老子、孟子、荀卿并列为传，则其尊之至矣。孰谓太史公为不知孔子哉？
《史记》序六家要旨，进道德，绌儒术，诚有如班孟坚所讥者。然其述六家之事，指陈得失，有若案断，历百世而不能易，又其文字贯串，累累如贯珠，粲然夺目。文章之奇伟，孰有能过此者耶？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其尧舜纪全用二典成篇。中间略加点窜，便成太史公之文。左氏之文口非不奇，但嫌其气促耳。至《史记》季札观乐一段，全用《左传》语，但增点数字，而文字便觉舒徐。乃知此者胸中自有一副炉〈韦冓〉，其点化之妙，不可言也。
《史记》游侠传序论，至取季次原宪，读书怀独行之君子，义不苟合当世者。以此两者相形以较短长，似为太过，世亦以此非之。然其文章之抑扬出入，若神龙变幻，有非人之可能捉摸者，盖甚奇矣。《汉书》游侠传序，其说稍近正，文章则去太史公远甚，二篇不可并观矣。
《史记》游侠传序论，此正是太史公愤激著书处。观其言，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世主，功名俱著者为无可言，而独有取于布衣之侠。又以虞舜井廪，伊尹鼎俎，传说板筑，吕尚卖食，夷吾百里桎梏饭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见缓急人所时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侠士济而出之，使拘学抱咫尺之义者，虽累数百何益于事？又引鄙语，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盖言世之所谓有德者未必真有德也。故窃钩者非，诛之是矣。而窃国者天下之大非也，则宜为诛首矣而为诸侯。夫为诸侯，则天下之为仁义者争趋之。仁义所往遂谓之仁义，不复计其昔之大非矣。此不曰侯之门仁义存耶。故曰，已享其利者为有德。然则世之所是者，果真是耶？世之所非者，果真非耶？此正如庄子之ㄈ诡博达，谬悠其说以舒其轻愤不平之气。而世之不知者，遂以为此太史公之庄语也。岂所谓痴人前说梦耶？
班孟坚书，虽无太史公之奇，然叙事典赡，亦自成一家之言。故世之言史者，并称史汉，盖以为《史记》之后便有《汉书》。
《汉书东方朔传》，不承袭褚先生之语而自立论，其序董偃事，亦周匝顿挫，宛如画出，能用太史公法。其取设客难与非有先生论二篇，文章亦甚奇伟。如谏罢上林苑与对武帝朕何如主诸语，其剪裁去取皆妙，便可与《史记》角立。
班固书杨王孙传，汉以后未必有如此人。纵有之，作史者亦未必能为之立传。盖此事虽无大关系，然能达大道之本，不可使后世不知此等议论。
胡建传，其事亦甚俊伟，不知《史记》何故不为之立传。传中言孝武天汉中为军正丞，或者是太史公得罪以后事也。
杨子幼传，载子幼与戴长乐辨诘狱辞，仿佛魏其武安侯传。《东汉书》路粹诬奏孔融语，远不逮也。霍光传，废昌邑王一事，序得舒徐详委，亦得太史公法。
太史公以贾谊与屈原同传，故但载其吊屈原文与赋二篇而已。然谊所上政事书，先儒称其通达国体，以为终汉之世，其言皆见施用。又其所论贮积与铸钱诸事，皆大有关于政理，是何可以不传？班固取入《汉书》传中，最是。或者太史公未及整齐汉事，故但取其似屈原者附入耳。
唐子西言，太史公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亦是名言。
黄山谷言，每相聚辄读数叶《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
又云，班固《汉书》最好读，然须依卷帙先后，字字读过。久之，使一代之事参错在胸中，便为不负班固矣。
相传谓欧阳公不喜《史记》，此理之不可晓者。观苏子瞻与黄山谷亦只称班固书，不常道着《史记》，盖子瞻出欧公之门，而山谷则苏公之友也。
范蔚宗《汉书》，虽则已落宋齐绮靡之习，然子长、孟坚世领史职，故自司马谈、班彪以来，皆撰述汉事，而子长、孟坚不无所因。若蔚宗则取华峤张璠诸书而整齐之，首尾贯串，勒成一家，其叙东汉二百年事，简而不漏，繁而不芜，亦可称名史，故世以与班固书并行，似不为过。
陈寿作《三国志》，与丁梁州索米。又因诸葛武侯尝黜其父，故传中言临敌制胜非其所长。世遂称为秽史，然其叙事简严质实，犹不失史家体格。自寿之后，作史者殆无足言矣。
自唐以前诸史，唯《晋书》最为冗杂。正以其成于众人之手也，此之谓百家衣骨董羹。夫布褐虽至粗恶，然使其为完衣，则犹可适体。今或以布褐与锦绮杂缀成服，其得为观美乎？盖经五胡云扰之后，晋事或多遗漏。而王隐之书，晋人元陋其浅鄙。唐之诸公，遂以郭颁《世语》、刘义庆《世说新语》诸小说缀缉成书。其得谓之良史乎？
沈约作《宋书》，虽非当行家，然约本文士，出自一手，终是可观。
新《唐书》，欧阳公诸志序论甚好。宋子京作列传，但做自家文字。故唐事或多遗漏，世以为不如刘句之书为胜。
自陈寿《三国志》后，惟欧阳公《五代史》平典质直，最得史家之体。即欧阳文字中，亦无有能出其上者，这便是当行家。
杨升庵云：苏老泉曰，唐三百年文章非两汉无敌。史才宜有如丘明迁固，而卒无一人可与陈寿、范晔比肩，其论当矣。盖虽韩退之顺宗实录，亦在所不取也。宋之琐儒，乃以《五代史》并迁。此不足以欺儿童而可诬后世乎？然以诸史较之，《五代史》固是史笔，亦难以尽诬也。
史至宋元辽金四家而鄙猥极矣。余在南都时，赵大周先生尝议欲删改《宋史》，余以为非同志三四人不可。盖列传中有事不关于朝廷，又非奇伟卓绝之行，或武臣之业，非以劳定国以死勤事，而其功但在一方者，皆不得立传。须削去数百人，其有一事或相关数人，而彼此互载重复太甚者，当尽数抹去。或一人传中其一二事可录，而因及他事有猥琐不足纪载者，亦尽数抹去。然后以宋朝诸名公小说可以传信者，以次添人，则庶乎其书可传。大周深以为是。后大周以内艰去，余亦羁旅落拓，无可共事者，其事遂寝。
双江先生在兵部时，尝欲托某修兵部条例。盖我朝不设丞相，而朝廷之事皆分布六部，凡历朝大典章大刑政，但取六部陈年案牍查之，事事皆在。若将六部案牍中有关于政体者一一录出，修为一书，则累朝之事更无遗漏矣。余观两汉有会要，唐会要，宋各朝皆有会要，大率即此类也。王守溪笔记言我朝不设起居注，而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者皆缺，恐后代修史无所依据。殊不知今皇帝临朝，原不曾有言。凡批出旨意即为记言，所行之事即为记事也。若各部条例一修，则欲考祖宗旧制，易于检寻。且甚有关于作史，双江此举可谓极善。会余补官留都，刻日南下，遂不克就。余归后，双江尚在部中五六年，不知曾有人与之了此一事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