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施蒂格勒于1911年1月11日生于美国华盛顿州雷登的西雅图郊区。
施蒂格勒从华盛顿大学毕业后，来到西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这时他结识了科尔曼·伍德布里。此后，他开始对学术生涯产生强烈的兴趣。毕业后，施蒂格勒进入芝加哥大学，开始了他成为经济学家的基本训练。他在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指导下进修博士学位，他们是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雅各布·维纳。奈特的专业是经济思想史，是一位强有力的怀疑论哲学家，他喜欢揭示一些像大卫·李嘉图这样早期著名经济学家的谬误。
维纳和奈特教育他们的学生不要只注重学术声望和头衔，而应对所提出的观点进行批判性的验证。3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学术空气活跃，有一批经济学造诣很深的学者和老师，施蒂格勒尊崇并受其强烈影响。施蒂格勒的学位论文《生产与分配理论：形成时期》，内容是关于1870-1915年的生产和分配理论史，是在奈特指导下完成的。这篇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学术成就概论的论文完成于1938年，并由麦克米兰公司于1942年出版。施蒂格勒现在常因当时他的一些极端和不成熟的观点而感到遗憾。
在完成了除学术论文之外的全部博士课程之后，施蒂格勒于1936年离开芝加哥来到艾姆斯地区的依阿华州立大学任助理教授。
施蒂格勒始终对经济学保持兴趣。他几十年来不间断地购买和收集这方面及其他有关的书籍。他说自己是一个“勤奋的书籍收集者”。
在施蒂格勒的早期学术生涯中，他对经济学的许多领域都感兴趣。在1938年，他着手于价格理论方面的研究并发表著作。他在芝加哥大学负有盛名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社会福利和差额价格》。不久，他就着手撰写他的第一本专著《竞争价格理论》（1942）。1946年，他又推出了《价格理论》。
当时，他刚刚定居于艾姆斯，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于193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这时，他已在衣阿华州立大学任教两年。这时，弗雷德里克·加弗邀请他去明尼苏达州大学任职，他接受了。在这里，他与弗朗西斯博士和阿瑟·马吉特共事。
1942年，已是副教授的施蒂格勒请假赴纽约的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他受聘在美国经济产出、就业和生产率趋势研究项目中研究服务业这一部分。在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时，他与阿瑟·伯恩斯（后来成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杰弗里·穆尔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合作。在施蒂格勒离开之后，研究局仍给于他极大的支持，对于他进行的制造业中，特别是在寡头垄断状况下的价格行为及收益率的经济研究，曾拨款进行资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施蒂格勒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统计研究小组，他对这个小组应用统计分析来解决军事问题做出了贡献。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施蒂格勒返回明尼苏达，但不久就去了布朗大学，在去之前，他已获得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职称。1946年，施蒂格勒接到芝加哥大学的邀请，但是后来他说，在一次面谈中，他与当时的校长欧内斯特·科尔弗尔疏远了。在其后的11年间，他一直没有再得到在此工作的机会。施蒂格勒在布朗大学做了一年的教授，便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1947年，施蒂格勒开始了在哥伦比亚大学长达11年之久的教学生涯。他教授的课程为产业组织、经济思想史和经济理论。他的同事有阿瑟·伯恩斯、威廉·维克里、艾伯特·哈特、雷格纳·纳斯克和卡尔·肖普。当他在哥伦比亚工作将满一年时，弗里德里希·A·冯·哈耶克曾邀请他参加一个有自由市场倾向的学术团体，并在瑞士的维伊集合。在这里，他帮助建立了蒙特·皮莱林协会，这是一个致力于保护自由社会的团体，1976-1978年，施蒂格勒曾担任该协会的主席。在第一次会议上，他结识了艾伦·J·雷克托，并与他保持了多年的密切联系。施蒂格勒在一本书最后的献辞中，曾承认J·雷克托对他产业组织和管理观点上的影响。
1958年，也就是在发表《生存方法》论文的同一年，施蒂格勒被认命为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美国制度查尔·R·沃尔格林讲座的教授。这样，他就开始了在这所大学的长期任职生涯。在此期间，他与米尔顿·弗德里曼一道，帮助领导了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芝加哥学派，这个学派由于重视货币主义和降低政府作用而闻名于世。
1957-1958年，施蒂格勒离开了芝加哥大学赴加利福尼亚斯坦福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他与肯尼思·阿罗、梅尔文·里德、米尔顿·弗德里曼和罗伯特·索洛一起渡过了他在回忆中所称的“辉煌的一年”。这些人中除里德外，后来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施蒂格勒在1971-1974年担任安全投资保护委员会副主席，1969—1970年担任尼克松总统的法规管理改革顾问，这使他有机会将他在法规管理上的学术成果应用于公共政策上。施蒂格勒是主张放松控制的最早也是最具有雄辩力的学者之一。福特和卡特总统后来在他们执政期间把法规管理改革作为最优先考虑的事，这种放松控制的做法在里根总统雄心勃勃的计划中也占有重要位置，这些都要追溯到施蒂格勒的最初努力。
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系列重要的学术任命和职务头衔接踵而来，这是由于他的成就被世人认识而致。1964年，他被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主席。1974年，他成为享有盛名的《政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任职至今。一年后，他被选为美国全国科学院成员。
1977年后任芝加哥大学国家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自1947年开始，一直兼任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高级研究员。1982年，施蒂格勒获得了经济学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奖的盛名给施蒂格勒提供了大量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在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进行的这次会见中，他指出，如果货币供应中像1982年出现的那种大幅度的动荡能够被控制，经济稳定时期就会到来，但是，施蒂格勒更坚定地坚持政府不干预的立场。
施蒂格勒是芝加哥学派在微观经济学方面的代表人物，他是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消费者在获得商品质量、价格和购买时机的信息时成本过大，使得购买者既不能、也不想得到充分的信息，从而造成了同一种商品存在着不同价格。施蒂格勒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市场和市场现象，并不需要人为的干预。施蒂格勒的观点更新了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理论中关于一种商品只存在一种价格的假定。在研究过程中，施蒂格勒还把这种分析延伸到劳动市场。这些研究建立了一个被称为“信息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瑞典皇家科学院评价说，这些工作“为近年的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最具鼓舞作用的冲击，并为现代研究失业和膨胀的最终原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他的另一贡献是对社会管制政策的精辟批评，他力图论证“看不见的手”在当代仍可获得良好的效果，而政府管制则常常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施蒂格勒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目的是要验证他事先做的一个假设：自己做不到的，让国家替你做。研究中，他发现经济法的目的是有益于特殊生产者或集团的利益，而不是服务于公众。简言之，特定的集团的成功影响了立法及实施。因此，他主张实行自由市场制度，反对垄断和国家干预。他的名言是“最好的政府是管的最少的政府”。施蒂格勒这些工作的贡献并不在于他的观点如何，而在于“激发了对管制立法的效果及其背后的驱动力的大规模研究”。他是被称为“管制经济学”的新的重要研究领域的主要创始人。弗里德曼赞誉施蒂格勒是“以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与政治问题的开山祖师”。
他最有创见的文章《劳动市场信息》把失业解释为寻求最佳工资率的最佳工作的无偿轮换时间，从而提出了以后所有继续研究失业的“寻求模式”的出发点。施蒂格勒证明：劳动市场的某种工作不可能只有惟一的工资率，甚至在工作很明确的时候，它们也是在一段工资率变动区域内可得到的，因此，工作寻求者就要解决一个信息问题。
同样，施蒂格勒在《寡头独占条件下卷曲的需求曲线与刚性价格》中从经验上批判了认为少数几个厂商控制的行业将很少改变价格的这一看法。此后，围绕这个主题涌现出大量的文章。1971年，他在另一篇文章《经济调节理论》中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假设：一般认为政府机构是基于消费者利益为调节公共设施的投资政策及价格政策而建立的，但最好认为它们是为生产者利益行事，这并非出于恶意，而是由于政府调节的必然结果。此后，施蒂格勒和其他人继续研究了这种假设对逐个美国调节机构的意义。最后，施蒂格勒在《政治经济学家的政治》这篇文章中指出，经济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导向保守主义。这引起无休止的争论。
拉斯·魏林教授代表瑞典皇家科学院高度概括了施蒂格勒教授在经济学中的贡献。他在颁奖仪式上对施蒂格勒教授说：“您的系列的研究工作扩大和丰富了我们对市场、产业结构和组织、经济立法和管制所起作用方面的知识……您也开辟了新的、重要的经济研究领域。由于这些突出贡献，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您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