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瓦雷里
波特莱尔是到了光荣的顶点。
这本还不到三百页的小书《恶之华》，在文士的评价中，是和那些最著名和最广阔的作品等量齐观的。它被翻译成大部分的欧洲语言：这是一个我要来谈一谈的事实，因为我相信，在法国文学史上，这是前无古人的。
一般说来，法国的诗人总是很少为国外所认识，所欣赏。人们比较容易承认我们的散文的长处，但是我们的诗的能力，人们认可的时候可就吝啬而勉强了。那从十七世纪以来在我们的语文中支配着的秩序和正确性，我们的特殊的抑扬，我们的严格的规律，我们的对于简单和直截明了的好尚，我们的对于夸大和贻笑的担心，一种在表现之中的顾虑，以及我们的气质的抽象倾向，这些都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和他国颇不相同，又往往为他国所不能捉摸的诗。在外国人看来，拉封丹（LaFontaine）是索然无味。拉辛（Racine）对于他们是不可接近的。他的和谐是太微妙了，他的构图是太纯粹了，他的词句是太优雅而太浓淡有致了，以致那些对于我国的语言没有一种亲切而根本的认识的人们，是不能感领的。
就是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也只由于他的小说而传播到法国之外去。
但是，有了波特莱尔，法国的诗歌终于走出了国境。它使全世界的人都读它；它使人不得不视之为现代性的诗歌本身；它产生模仿，它使许多心灵丰饶。像史温彭（Swinburne），加勃列莱·达农丘（Gabriele DAnnunzio），斯代方·葛奥尔格（StefanGeorge）等人那样，都卓绝超群地证实了波特莱尔在国外的影响。
所以我可以说，在我国的诗人们之间，比波特莱尔更伟大以及票赋更高的诗人们固然是有的，可是比他更重要的，却绝对没有。
这种奇特的重要性是在于何处呢？像波特莱尔那样的一个那样特殊，那么和常人远离的人，怎样能酝酿成一个那么广阔的运动呢？
这种身后之大为人爱宠，这种精神的繁殖力，这种达到了最高点的光荣，应该不仅依系于他作为诗人的固有价值，而且还依系于一些例外的状况。这些例外状况之一，便是那和诗的效能结合在一起的批判的智力。波特莱尔从这罕有的结合中得到一个主要的发现。他是生来富于官感而明确的；他是富于敏感的，而这敏感的要求便导领他去作形式的最精妙的探讨；但是，如果他并没有由于心灵的好奇，无愧于在爱德加·坡（Edgar Poe）的作品中发现一个新的精神世界的机会，那么这些天赋无疑只会使他成为戈谛艾（Gautier）的一个敌手，或是巴拿斯派的一个高手艺术家而已。明锐的魔鬼，分析的精灵，论理与想象，神秘性与筹算的最新鲜最迷人的配合的发明者，深钻并利用艺术的一切方法的文学技师，他觉得这都在爱德加·坡身上显现出来，而使他惊异。这样许多的独特的见解和异常的预期都使他迷醉。他的才能因而变形了，他的定命因而粲然改变了。
我等一下要再来说说这两个心灵的幻异的接触所生的效果。
但是现在，我应该考察一下波特莱尔之熏陶的第二个可注意的状况。
在他达到成人的年龄的时候，浪漫主义正是在全盛期；一代的才华占领着文学的王国：拉马丁（Lamartine）、雨果、缪塞（Musset）、维尼（Vigny），就是当时的诸大师。
让我们置身于一个在一八四零年达到了写作年龄的青年的地位吧。他是在受着那些他的本能所横强地命令他废弃的人们的滋育。然而他们所诱导，滋养，他们的荣誉所激起，他们的作品所决定的他的文学生存，却必然地系附于这些人的否定，推翻，代替——在他看来，这些人似乎塞满了名誉的整个空间，而且一个人使他绝了形式的世界的路；另一个人使他绝了画境的路；另一个人使他绝了深度的路。
问题是在于要在这为偶然所例外地聚于一代，又都是才思流溢的大诗人们全体之中，竭尽能力把自己显扬出来。
波特莱尔的命题因此可能——因此应该——这样地提出的：“做一个大诗人，却不是做拉马丁，也不是做雨果，也不是做缪塞。”我并不说这个决心是有意识的，但是它却必然存在于波特莱尔的心里——而且甚至本质地是波特莱尔。这是他的“国是”。在那也是骄傲的领域的创造的领域之中，那显扬自己的必要是和生存本身不能分开的。波特莱尔在他的《恶之华》的计划的序言中写着：“大名鼎鼎的诗人长久以来分配着诗的领域的最华彩的省份……因此我要做些别的事……”
总之，由于他的心灵状态以及种种论据，他便势必至于，便逼不得已，日益明显地去反对那人们称为“浪漫主义”的系统，或无系统。
我并不要来给这个名词下定义。如果要做这种尝试，就非得失去任何严格的情绪不可吧。这里，我只从事于把当我们的诗人和他的时代的文学对照的时候，那在“初生状态”中的他的最可能的反映和直觉恢复原状。波特莱尔所受到的某一种印象，是我们可以，而且是相当容易，重新组织起来的。的确，靠了时间的顺序和文学事件的后来的发展——甚至还靠了波特莱尔，和他的作品以及这作品的幸运——我们拥有一种简单而稳当的方法，来约略确定我们的必然空泛，有时是接受来，有时是完全专断的，对于浪漫主义的观念。这方法是在于观察那承继浪漫主义的东西，即来加之以改变，加之以矫正和反驳，而终于取而代之的东西。只要考察一下那些在它之后产生，反对它的那些运动和作品就是了，因为这些都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是它的本来面目的确切的答案。这样观察之下的浪漫主义，因此就是自然主义所反击，巴拿斯派所群起而攻之的东西；而这也正就是决定了波特莱尔的特殊态度的东西。它就是那差不多同时惹起完美的意志来反对自己的东西——“为艺术而艺术”的神秘主义——万物的观察和无个性的固定的要求；总而言之，一种更坚固的质地和一种更精巧更纯粹的形式的愿望。关于那些浪漫主义作家，除了他们的后继者们的纲领和倾向之总体以外，什么都不能给我们更清楚的指示了。
也许浪漫主义的缺点只是那和自信不可分离的过分吧？
……新奇的青春时期是夸大的。智慧，筹算，以及总之一句话，完美，是只在精力之节省的时期才显现出来的。
无论如何，精密的纪元是在波特莱尔的青年时代光景开始的。戈谛艾已经对于形式的条件的松懈，语言的贫乏和不确当加以抗议和反对了。不久，圣特·勃夫（Sainte Beuv），弗罗倍尔（Flaubert），勒龚特·德·李尔（Leconte de Lisle）的各方面的努力都将起来反对热情的轻易，作风的无恒，愚蠢和古怪的泛溢……巴拿斯派和写实主义者都将同意在表面的强度，丰富，辞锋上有所损失，因为他们在深刻，真实，技术和智力的品质上已有所获得了。
我要总括地说，这种种不同的“派别”之代替了浪漫主义，是可以作为熟思的行为之代替了自生的行为观之的。
一般地说来，浪漫派的作品是不大经得起一个苛刻而精练的读者的缓慢而处处有抵抗的阅读的。
波特莱尔就是这种读者。波特莱尔有着最大的利害关系——一种存亡的利害关系——来察出，证实并过分重视，那他在他的最伟大的人物的作品和本身之中贴近地观察到的，浪漫主义的弱点和缺陷。他那时可能心里想：浪漫主义已到了它的全盛期，因此它是要死的；他那时可能用了达莱朗（Ta11eyrand）和麦代尔尼赫（Metternich）在一八零七年左右用以奇异地注视那世界的主宰的目光，来观察当时的神和半神……
波特莱尔注视着维克多·雨果；推测他对于雨果的思想并不是不可能的事。雨果统治着；由于一种无限地更有力更精确的质地，他占了拉马丁的上风。他的字眼广大的记录，他的韵律的繁复，他的意象的充溢，压倒了一切敌手的诗。但是他的作品有时却迁就俗流，迷失在预言式的宏词和无穷尽的呼唤声中。他向群众作媚态，他和上帝对话。他的哲学的简单，种种发挥的不相称和不统一，琐节的神奇和措词的脆弱，以及整体的无定见之间的常有的对照，还有那能使一个年轻而不留神的观察者感到不舒服，因而使他得到教益而指点出他将来个人艺术的路的一切，波特莱尔大概都会将它们记在心头，并且从雨果的奇才使他不得不发生的景仰中，分辨出他作品中的驳杂，轻率，可议之处——这就是说，一位那么伟大的艺术家所容人采撷的，生存的可能性和光荣的机会。
如果我们放一点恶意和些微过度的智巧进去，那么便太诱人把维克多·雨果的诗和波特莱尔的诗作一个对比，存心要表彰出后者的确是前者的补足。我不想多说下去。我们已足够看出，波特莱尔曾经探索过维克多·雨果所未曾做到的；看出他避开维克多·雨果所独擅胜场的一切效果；看出他又回到一种较不自由而又小心地远离开散文的格律；看出他追求着而且又差不多总追上那赓续不断的魅力的产生，那就是某几首诗的难以估价而又好像是超绝的品质——但是在维克多·雨果的浩漫的作品中，这种品质是很少碰得到的，而所碰到的少数也是难得纯粹的。
再说，波特莱尔没有认识，或仅认识一点点，最后的雨果，那绝端的错误和无上的美丽的雨果。《世纪的传说》是在《恶之华》出版之后两年出版的。至于雨果后来的作品，那是在波特莱尔死后长久才出版的。我认为这些后来的作品，有着一种比雨果一切其余的诗高到万倍的技术上的重要性。这里不是适宜的地方，而我也没有时间，来发挥这个意见。我只要略略说一说一段可能的枝节吧。在维克多·雨果身上，那使我吃惊的便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生命力。生命力，那就是说配合在一起的长命和工作能力；为工作能力所乘的长命。在六十余年之中，这个异乎寻常的人每天从五时工作到中午！他不断地激起语言的配合，要它们，等它们，听它们回答他。他写了十万或是二十万行诗句，而从这无间断的练习得到了一种奇特的思想方式——这奇特的思想方式是那些肤浅的批评家所勉强地加以判断的。可是，在这长长的生涯之中，雨果努力不倦地在他的艺术中完成自己而坚强自己：无疑地，他愈来愈在选择上犯毛病，愈来愈失去匀称的感觉，他用了那些模棱、空泛而眩晕的字眼使他的诗句胶着，而且他又那么多那么轻易地把“深渊”、“无限”、“绝对”放进他的诗句中去，竟致这些巨大的字眼连习惯赋予它们的那种深奥的外表也都失去了。然而，在他的生活的最后一个阶段，哪样神奇的诗句他不曾写过啊！那些诗句，在广阔方面，在内部组织方面，在共鸣方面，在充实方面，是任何诗句都不能比拟的。在《铜弦》中，在《上帝》中，在《撒旦之末日》中，在《悼戈谛艾之死》的诗篇中，这位看见了自己一切敌手的死亡，这位可能看见一整系代的诗人从自己那里产生，而且甚至还可能利用弟子可能给予大师的可贵的教益（如果大师还活下去）的七十岁的艺术家，这位盛名一世的老人，达到了诗的能力和琢句巨匠的崇高之学的最高点。
雨果没有停止以实践来学习；那寿命仅及雨果的一半的波特莱尔，却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发展。我们可以说，他可以生活的这短短的时间的可能的短促和预觉的不足，他应得以我方才说过的那种批判智力的应用去补偿。他只能有二十年光景的期限来达到他自己的完美之点，来视察他个人的领域，并且来确定那将来建立并保存他的姓名的特殊的形式和态度。他没有时间，他将没有时间，用大量的试验和多数的作品的方法，悠闲地去追求文学意志的那些美好的对象。应该取最短的路，着眼于摸索的节省，避免重说的话和分歧的企图：因此要由分析的路去寻求自己是怎样的人，能够做什么，意欲什么，并且在自己心里把一位批评家的锐敏、怀疑、注意力和推理力，集合于一位诗人的自发能力。
就因为这个原故，那虽则出身于浪漫派，而且甚至在趣味上也是浪漫派的波特莱尔，有时可能显着古典主义者的面貌。给古典主义者下定义，或以为下定义，是有无穷的样式的。我们现在采用下面的这一种：古典主义者是一位在自己心头带着一位批评家，而且又把他和自己的工作密切地联系着的作家。拉辛心头有一个布阿罗（Boileau），或是一个布阿罗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