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中折射出的中医养生思想
儒家学说是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文化的总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几千年来，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宗教、哲学，甚至于对整个民族心理的塑造，它都起着任何一种文化所不可取代的作用。同样，儒家养生思想对中国传统养生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首先就是儒家的中庸思想。中庸思想为孔子建立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方法论，其自身又体现了一种清醒的、现实的理性精神和态度。中庸即是不偏不倚，以“中”为常道，倡导的是和谐、均衡、统一的状态，这与中国传统医学中的阴阳平衡论不谋而合，它们都是强调要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养生以“中和”为贵，不论养形与养神，都勿过与不及，而这正是养生的关键和根本。
其次，儒家孝文化对老年医学的影响深远。儒家孝文化由养亲、敬亲、谏亲和全体、贵生等多重内涵构成。注重忠爱之心，这是儒家孝文化之精华所在。儒家孝论不仅仅是一伦理价值观念，实际上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老年医学的发展。老年医学的某些特点，往往与注重老年自养而提倡子女护养、注重自幼防老而力求尽享天年、注重现实生活而着眼于日常起居、注重道德修养而强调养性防老等密切相关。这些特点体现出儒家积极的入世态度和理性的探索精神。可以说，中国传统老年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更多的是受儒家文化，特别是孝文化影响的结果。
最后，儒家“仁爱”观对养生学的影响。“仁”的观念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施行仁政，是儒家修齐治平的完美结合，体现在养生上，珍视生命就是儒家仁德和孝行的根本体现。清代的袁枚更是将医术视为儒家“仁”学的具体实践，将医术提高到与“仁”学同等的地位，充分体现了医儒两家的人本思想。故此，医家把治病、救人、济世的功能，称为“仁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是一句儒家典语。相者治世，医者救人，治世救人，是儒家的人生追求。
养生以准备在现实社会中有所作为，这就是儒家养生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区别于道、佛养生学说的基本特征。儒家养生的根本目的，是所谓“修己以安百姓”，生命的价值与养生的必要，就被统一在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种信念之中。生命的“养”与“用”的关系，在儒家这种主张中得到了辩证的统一。这也是儒家思想对于中国古代养生学所作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
儒家养生文化精要
儒家的养生思想是极宝贵的养生经验，因而为历代养生家所遵循、完善和发扬。时至今日，其实用价值仍可与现代养生学相媲美。在讲儒家养生学之前，我们一定要先了解儒家学说的精髓。其实，儒家学说的全部内容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了，那就是“三纲八条”。
“三纲”就是：“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告诫人们要发扬自身的美德，坚定信念，克服私欲，努力提高和完善自己，努力使自己达到一种理想的境界，求得真知正道。“道”就是修身养性的制高点。
“八条”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核心是修身。“格物”、“致知”就是通过研究，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的知识。“诚意”就是指一个人任何时候都能自律，有明确的价值观和坚定的信念，做人表里如一。只有正心，才能修身，修身才能齐家，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俗话说：“心不正则邪侵耶。”因为心是人们行为的主宰，所以只有不断地净化自己的心灵，才能做到有好的修养，“此谓修身在正其心”。这与“养生先养心”的观点是一致的，而调摄精神正是修心的关键。
孟子是儒家修心养性思想的奠基人，“养心莫善于寡欲”正是他所崇尚的养心方法，认为只有少私寡欲才能够保全人的善性良知；反之，则容易丧失许多做人的基本原则。人生存在着欲望是正常的，然而只能在社会许可的条件下实现欲望，不可有过分的要求，这就需要遵循“礼”的原则。孟子还具体阐述了健康的道德情志对人的精、气、神的影响，强调了精神情志的主导地位。因为乐观通达才能使人拥有健康的身心。
注意衣食住行也是儒家养生思想的一个方面。合理安排生活、注意起居有时、劳逸适度、饮食有节等，是护养身体的基本原则；反之，如果不注意这些原则，“寝处不适，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这是需要予以注意的。
另外，儒家的休闲文体养生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孔子一生崇尚和倡导“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实就是以游乐活动为主的休闲文体养生。其中，射和御属于体育活动，而打猎、射箭、游泳、驾车、登山、钓鱼等，更是孔子及其弟子的日常必修课。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就是要以水的灵动来使人头脑聪慧，以山的娴静来使人以“仁德”为怀，从而达到养生延寿的目的。
守静、坐忘之儒家功
所谓儒家功，就是儒家学者及其信徒所修习的一种养生功法。关于儒家功的记载，主要见于《论语》、《孟子》、《荀子》等儒家经典文献之中。
儒家功的最大特点是将正常的社会生活、道德修养与练功融为一体，它不像道教那样以出世为目的，而是把“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最终目的，也就是说，儒家学者修炼儒家功是为了更积极地入世和更好地治国。其实，如果按照佛家的看法，儒家功尚未挣脱“我执”的束缚。但儒家练功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入世，所以这种功法本身就是对于绝对自由的一种约束。
相比其他功法而言，儒家功是比较简单的，主要以守静的心斋、坐忘为代表。孔子的弟子颜回问他什么是心斋，孔子回答：“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神），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可见，孔子的心斋就是通过意念专一，呼吸细长，耳之不闻，唯心能觉，进而神气合一，进入清静纯一的境界。
孔子还认为，心斋之类的功法是修身的关键，坚持练习此功不但可以使人不出户而知天下，还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抱着这一养生思想，孔子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求自己保持一种宁静的心态，哪怕是遇到危险。据《史记·孔子家史》载，在孔子63岁时，曾两度被鲁国驱逐；到了宋国，司马桓又砍倒大树威胁他；到卫国后又因误会而遭受牢狱之灾；后来，在陈国和蔡国之间又被楚军围困了七天七夜，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七天都没有东西吃，最后饿得他那些弟子都爬不起来了，而孔子却安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这中间了）。可见，孔子的意志是非一般人可比的，而这也得益于他常年练习心斋的结果。
后来，孟子继承了孔子守静的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了内观养心养气的功法。这种功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求放心或存夜气。所谓“求放心”，就是把被外物迷惑的心收拾起来；“存夜气”就是把人在子夜到清晨这段时间内未与外界事物接交时的清明之气存养起来。孟子认为这是保养真气的有效方法。第二阶段是思诚和养浩然之气。思诚就是悟道，浩然之气，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一种“最广大、最刚强，用正义去培养它，而不去伤害它，它就会充满天地四方之间”的宇宙元气。
孔孟之后的儒家学者们大部分都继承了孔孟静坐的功法，特别是到了宋代，当时的理学家们更是把静坐同读书、做学问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但是，儒家的静坐功法一直都没有具体的理论和功法，直到明代儒士高攀龙参考了程颢、程颐和朱熹的理学思想后，又吸取了道家、佛家的功法精华，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经过长期探索，最终才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静坐理论和方法。高攀龙说：“静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默默静坐。”可见，他的这种儒家静坐法，虽然平淡朴实和纯正，却仍是一种大众化的静坐法，属于一种比较初级的功法。
儒家功传承了几千年，但总的来看，这些儒家后来者们的功力比起先圣孔子，还是差得很远，也没有人能够超越他。这与儒家功“重入世，轻出世”的思想不无关系。不过，即使儒家功不像道家功、佛家功那么高深，也没有达到它们的境界，但它帮助人们静心养性、培养意志力和忍耐力的作用同样是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