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那些事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指导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创办第一所兵工学堂，开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家训：忍小愤，求大谋
在清廷中，一个汉人要坐到高位，不仅需要一流的才智，更要具备勇毅果敢的品质，因为这一路的艰难险阻是旁人难以想象的。这种勇毅，就是坚忍；不是鲁莽地死扛到底或逞强斗狠，而是带有韧性的自立自强。
每个人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很多人或者被艰难险阻所吓倒，或者咽不下一时之气而作出无谓的牺牲，最后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曾国藩自拟谥号为“文韧公”，不难看出其中对自己处事诀窍的自得。他认为，唯有坚忍之人能够走得更远。
一是对生理上的痛苦的承受。曾国藩生下来就患有顽固性皮肤病，俗称牛皮癣，发作时痛痒难忍，他几乎每天都要忍受这种折磨。然而，就在疾病的煎熬中，他仍然南征北战，丝毫不影响治军作战，惊人的承受能力令人敬佩。对此他谈笑自若，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给李续宜的信中说：“敝疮亦小愈，然手不停搔，颇以为若。郑板桥有言：‘隔靴搔痒，赞亦可厌；入木三分，骂亦可感。’阁下既吝此‘隔靴’之赞，鄙人当自为‘入木’之爬。何如，何如？”其言诙谐幽默，而所受之苦绝非别人可想象，由此更显示出他的“挺”字功夫。
二是对于各种政治上的挫折和官场上的失意都能挺住。曾国藩在仕途上并非一帆风顺，如咸丰七年（1857年）被迫家居，同治六年（1867年）因剿捻不力而被撤职，对他都是很大的打击，但他并不气馁，仍以“挺”字坚持，静待时机。
三是军事上的挫败。他对付军事上失败的办法也是“挺”，即坚忍。四次惨败，他都靠顽强的意志挺了过来，再重新振作，转败为胜。
在湘军与太平天国的作战中，曾国藩从衡阳出师到打下武汉，七八个月里经历过兵败投水、湘军溃逃四散、湖南军政两界的讥讽、长沙城闭门不纳等羞辱，直到打下武汉才一雪前耻。经过短暂的胜利，曾国藩来到江西后很快又陷入低迷的状态。在征战的五六年里，曾国藩又遭遇了江西官场的排斥、湖南官场的指责、朝廷的不信任、友军的不配合，还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胜负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辱是男儿”，忍无可忍，从头再忍，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也就不会有日后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皆备的曾国藩了。
曾国藩在后来说：“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句话是我生平咬牙立志的秘诀。我在庚戌、辛亥年间被京城的权贵们所唾骂，癸丑、甲寅年间被长沙的权贵所唾骂，乙卯、丙辰年间又被江西人所唾骂，以后又有岳州、靖江、湖口三次大败仗，都是打脱牙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是和着鲜血往肚里咽。”
困境不能改变，就只能改变自己的态度，等待时机重新振作起来。曾国藩经常举自己平生四次受人讥笑之事来说明成功皆从挫折中来：“我平生吃了几次大亏：第一次是我做秀才的时候，学台公开指责我写的文章文理不通；第二次是我做翰林的时候，在给皇上讲课的时候，画了一个十分丑陋的图，王公大臣们没有一个人不笑话我；第三次是我初次带兵时，在岳州、靖港战败后，全省官绅没有一个看得起我；第四次是九江战败，我厚着脸皮走入江西，弹劾了江西的巡抚、按察使，结果当我被围困在南昌，全省的官绅人人都喜笑颜开。”
面对责难，曾国藩总是一笑置之，不仅自己如此，他还时常劝慰自己的家人。
曾国藩曾对儿子曾纪泽说：“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下工夫。”以此告诫初入官场、历练不够的曾纪泽要在“耐劳忍气”上多下工夫，要对这四个字进行深刻的理解。曾国藩也对弟弟说：“兄在外年余，唯有‘忍气’二字日日长进。”由此鼓励弟弟，教育后辈。
有一次，他的弟弟曾国荃曾因弹劾官文而陷入极大的困境中。事已至此，曾国藩写信开导弟弟说：“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我平生的进步全是在受挫受辱的时候。你一定要咬牙立志，积蓄自己的斗志，增长自己的智慧，千万不要因此气馁，大丈夫应当把挫折看成长进的机会。”
曾国藩认为，忍不是懦弱无为，而是在暗中做好屡战屡败的准备。前进的方法不可能一成不变，而自己在失败中汲取教训，这就是挫折给人的馈赠。
家训剖析
曾国藩在忍耐的时候不会想自己受了多少委屈，自己多做了多少无谓的事情，而是想着忍过了这个坎，自己能够得到什么，自己会取得怎样的进步，正是这种心态帮助他成功。
忍人之不能忍，方能成人之不能成。为人应该有足够的忍耐，不显不露，但是心中有大志。今日的忍耐，是为了他日的辉煌。
家训：一个“稳”字，仕途通达
轻浮之人说话总是缺斤少两，旁人听见当做耳旁风，不会太在意；而稳重之人所说的话则丁是丁卯是卯，不由得让人往心里去。掷地有声是来自于他自身的稳重。一个稳重的人总是具备稳如泰山、坚如磐石的品质，能在风雨之中屹立不倒。一个人的稳健不仅能从为人处世中看出，就连外表也能体现。俗话说“相由心生”，曾国藩是一个不论内在还是外在看起来都很平稳的人。
民国时，易宗夔曾如此描述曾国藩的仪容：曾涤生年逾六十，精神奕奕。身长约五尺，躯格雄伟，肢体大小咸相称；方肩阔胸，首大而正，额阔且高，眼三角有棱，光极锐利；两颊平直，髭髯甚多，鬈鬈直连颌下，披覆于宽博之胸，盖增威严。
曾国藩的门人描述他的形象时也说：“行步极厚重，言语迟缓。”从这些记载中可以想见曾国藩在举手投足之间有着怎样的威仪。
古今中外，虚怀若谷、胸有大志的人非常多，但是真正能够流传千古、建业立功的又有几人？虽然一个人的成功和天赋、时势、机会相关，但是也同他如何实现志向分不开。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提出“不扫一屋，难扫天下”，这话的确中肯。一个想成功的人如果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的道路踏踏实实地走下去，通常就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曾国藩就是按照这样不断完善自己的方法取得成功的。他自幼接受祖父和父亲的教导，之后又师从唐鉴，开始专攻程朱理学。从这位理学大师身上，他学到很多，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鉴教导他，学习的过程应该从识字明义开始，一字一句，积少成多，逐渐长进，最后就可以明白一篇一经，一经通则其他诸经可以旁及。除了唐鉴，他还师从倭仁，倭仁也是当时的理学大家。从这位老师身上，曾国藩学到的是检身功夫。这两位老师的教导也是曾国藩后来提出的很多思想的源头。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初三起，曾国藩开始记录自己每天做的事情，以求自省。在他的日记、书信中，曾多次谈及“稳”字。无论是在为官之道、军事战略还是取才标准上，他都极看重一个“稳”字。
他曾对曾国荃说：“我前年在作战上之所以松散没有成效，也是太过焦躁的缘故，应该心平气和、心态平稳地去办事情。”
湘军在拔营的时候有两个特点：一是队伍整齐，哨探严明；二是不追求速度之快，但一定要稳妥。对此，李鸿章说：军营规定，无论把军队调到何处，去支援何处，无论事态紧急与否，都要遵守原来的方法，每天行军三四十里，每天半日用来赶路，另外半日用来筑营。粮食和药物随军携带，这样就可以处处立脚。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曾国藩的带领下，求稳已经成为湘军集团的共识。与推崇“重”相对，曾国藩认为人不应当轻薄，他说：“大抵激之而变薄者，吾辈之通病。此后请默自试验，若激之而不薄，则进境也。”大概受到别人的讥讽就变得不稳重是大家的通病，以后应该做到暗自默默地承受，如果受到刺激也能够保持稳重，境界就已到了另一层面。
一个人在遭遇挫折或者失败之后往往会愤世嫉俗，言辞激烈，因此他再三告诫，人不要因为世事变化而远离稳重。他在家书中对儿子曾纪泽说：“你在读书方面天赋很高，但是文笔不够劲挺有力，说话举止上都太过轻浮。”由此可见曾国藩悟出的“求稳”之道，只有稳扎稳打，万事才有成功的可能。
家训剖析
曾国藩做事从不求快，宁愿慢工出细活，将事情一件一件办好。世上本就没有一步登天的好事，若想取得成功，必须做脚踏实地的准备，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走稳每一步。冒险精神虽然可贵，但前提是要有充分的准备。一稳一慎，是无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应该掌握的素质。
家训：造势养才，诚心待人
如果没有贤才，国家如何治理？曾国藩说过：“人才无求于天下，天下当自求人才。”曾国藩知道人才需要一个能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但是人才有自己的骄傲和自尊，所以求贤之人要在求贤时表达出对人才的尊重和求贤若渴之意。曾国藩说人才不会主动提出来帮助治理国家，言下之意就是求贤者应当像刘备三顾茅庐那样恭敬有礼地去请贤才出山。
曾国藩确实是这么做的。他曾说求才就应当“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白圭是战国时著名的商人，善于迅速捕捉赚钱的商机；猛禽猎取食物同样也是敏捷准确，因此求才也要准确迅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才。
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台端如高山大泽，鱼龙宝藏荟萃其中，不觉令人生妒也。”又说：“庄子云：‘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阁下以一省为笼，又网罗邻封贤俊，尚有乏才之叹。鄙人仅以营盘为笼，则雀且远引高翔矣。”意思是你在一省之内选人才，还有邻省的贤才前去投奔，依然觉得人才不足，更何况我在营盘里搜罗人才呢？
很多才华过人者都有自己的脾气，有自己的人生和追求，并非都会为了一个职位而喜不自禁，因此曾国藩所言的“人才无求于天下”不无道理。
郭良焘是清政府驻外使节郭嵩焘的三弟，曾国藩非常赏识他的才华，认为论学问则嵩焘第一，论才华则良焘第一，二弟仓焘则皆居其中。曾国藩多次邀请郭良焘至湘军任职，但郭良焘极爱他的妻子，不愿意为此而两人分离，所以总是婉拒不就。曾国藩为了得到这位贤才，特意写了一封信说：“知公麋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临，奉商一切，并偕仙眷同行，当饬人扫榻以俟。”此信言辞谦和，满纸诚意，终于打动了郭良焘。他接到信后不仅来到湘军幕中，而且为表示敬意，并没有携带妻子同行。
很快曾国藩又写信说：“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此亦事之可行者也。”曾国藩体谅他与妻子的恩爱之情，让他回去与妻子相聚。郭良焘于是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并很快成了曾国藩的得力助手。此后曾国藩依然对他关怀有加，或准他的假，让他多回家，或者命他将妻子接来，尽量不因为供职之事而影响夫妻的关系。郭良焘自然对曾国藩更为忠心，做事也更加尽职尽责。
一个人总是和与自己水平相当者交往，贤才的朋友自然也不是可以小觑之辈，因此曾国藩不仅亲自选才，还通过其他人才的推荐来网罗更多的人才。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的人很多，郭嵩焘推荐李善兰，李善兰又荐张文虎，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
清代外交家薛福成评论曾国藩的求才之事说：“曾国藩知人之鉴，超逸古今。在风尘之中，只要遇到人才，立刻纳为己用，而且经常对这些人大力提拔，恩赐奖赏，不得不说曾国藩相当了得。”薛福成不仅肯定了曾国藩在识别人才上的才能，还赞扬了曾国藩不遗余力地搜罗和培养人才的精神。
曾国藩如此不遗余力地广罗人才，使得各路人才慕名前来，一时间幕府之中人才济济，湘军也成为当时唯一能和太平天国对抗的军事力量。
家训剖析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名利只能引诱追名逐利者，要真正让贤才对自己忠心耿耿，情感是最好的纽带。曾国藩以诚恳的心待下属，与将士共享名利，终得到下属的忠心耿耿，获得了双赢的发展。
在实际生活中，以诚待人极为重要，如果总是与人虚与委蛇，便很难交到真心的朋友，更妄论得到生死之交。只有“诚”能动人，同时也能得到他人富有诚意的回馈。
家训：贵在顺势而动
世界千变万化，人心难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原则，但是原则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而是要追求外圆内方的智慧。曾国藩身处复杂的官场，要与不同的人和各方利益打交道，只有通权达变，处事圆通，在不违背自己原则的同时协调好各类关系才能够稳居高位。
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说：“这些年来，我的人生和40岁之前完全不一样。自己渐渐能够自立自强，对待别人也不怨天尤人。”其中所说的能自立的人，就是懂得发愤图强，能够在官场之中站得稳，办事也越来越圆滑，能够在官场之中做成事。
可见，曾国藩并不是一开始就懂得变通之道的，他给家人或者子弟的每一个教诲都是由亲身历练而得。
1853年年初，曾国藩奉命前往长沙兴办团练时，尚未领悟到变通的重要性。当时正是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湖南各地的会党活动频繁，而一般的地主不敢与之对抗，更不敢帮曾国藩筹办团练。为此，曾国藩采取了两项政策：一是坚决打击各地会党起义；二是采用就地正法的政策，还以团练大臣的身份直接插手当地的司法事务。他的越权行为导致了地方官的不满和嫉恨，他们对他处处设防刁难。曾国藩被孤立起来，举步维艰。永顺兵事件后，他意识到如果想要获得胜利，那么不仅要在战场上与之厮杀，还要在官场上做好工作。
经此事，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建议他去学习黄老之术，委婉地说明了对他过去为官之道的担心。曾国藩在读了《老子》等文章后，真正懂得了自己过去处事的缺陷。一年之后，他再次出山，昔日志向仍在，然而他已经明白仅凭自己一人之力是无法实现的。这时，他才真正懂得了变通的重要性。
曾国藩与左宗棠曾有过很深的矛盾。咸丰八年（1858年），咸丰帝看到形势又紧张起来，于是令曾国藩率兵支援浙江。曾国藩决定与左宗棠和好如初，这样力量才会强大一些。在路经长沙的时候，他专门登门拜访左宗棠。曾国藩在离左家较远的地方就下了轿，既不穿官服，也没带随从，徒步走向左家。左宗棠见状十分感动，忙以礼相待。曾国藩以无比真挚的态度与左宗棠交谈，毫无掩饰之情，使左宗棠非常感动，消除了心里的疑团，又和曾国藩和好如初。
胡林翼是曾国藩在军事上很重要的合作伙伴，但有一段时间，曾国藩很看不惯他，因为贵为湖北巡抚的他竟然会讨好官文的姨太太，以求与官文合作。曾国藩觉得胡林翼太软弱，没有大丈夫气节。但后来经过认真反思，曾国藩看到了胡林翼的高明之处，若想成大事，必须有左右逢源的手段，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而一味清高，只会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一个人若想在社会上立足，既要有真才实学，能坚守正义，又得讲究一些做事的策略，懂得人情世故的重要性。如果曾国藩一味以道义压人，不对左宗棠动之以情，势必会使两人关系更糟；如果曾国藩看不惯胡林翼而与之产生隔阂，那他将会失去一个重要的军事伙伴。
对我们而言也是如此，一个人如果过分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必将碰得头破血流，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但是一个人如果八面玲珑、圆滑透顶，也会逐渐失去别人对他的信任，最后众叛亲离。因此，我们必须方圆有度，既做一个正派的人，又懂得变换自己的角度，多替别人着想，转换一下表达方式，讲究做事的方法和策略。
李鸿章攻陷苏州、常州后，不知道应不应该去增援迟迟没有攻下天京的曾国荃，于是写信给曾国藩进行试探。曾国藩赞成这个意见，但是在前线的曾国荃一心想由自己来攻打天京，独揽大功。一方是自己的得意门生，一方是亲兄弟，如果处理不当不仅有伤和气，还会影响战况，因此曾国藩左右为难。
最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如是说：“我和弟弟都盼望着你能来增援，但是有两点担心。一是你们的军资比我们的富足，两相比较，恐怕我们这边的士气会受挫；二是两军合兵后可能会有些不必要的麻烦发生。因此，如果你们来的话，湘淮两军的军饷必须平均发放。”
在世情的历练下，他已经懂得如何通达圆融地处事。这样的措辞不是一个年少轻狂之人所能想出来的，而李鸿章同样也精通这种官场的路数，一看就明了曾国藩话中之意。
由曾、李二人的行为可以看出方圆之道的妙处。其实，方圆并非狡猾，而是通过外圆内方的行事作风，既守住自己的原则，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不屈从他人的意见，又不直接地回绝别人，为以后的交往留了后路。一个人如果能习得这种处事艺术，便可在待人接物上更加滴水不漏，应对自如。
家训剖析
“顺势而动”符合我们中国人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智慧，中国传统智慧告诉我们，“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只有顺应大势，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在我们的生活中，“人和”更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倘若处理不好人际关系，我们自己在办事时就会处处艰难。掌握正确的办法，顺应正确的形势，我们才能在生活中游刃有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