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他怒气冲冲地说，“我非和她说清楚不可。”
他愤怒地拍打着马莎小姐的柜台。
“你把我给毁啦！”他嚷道，蓝眼睛在镜片后面喷出火来。“我对你说吧。你是个让人恶心的老猫！”
马莎小姐虚脱一般地倚在货架上，一只手按着那件小蓝点儿背心。
年轻男人抓住艺术家的衣领。
“你也骂够了，走吧。”他把那个气急败坏的人拖到门外，自己又转回来。
“夫人，我应当把这场吵闹的原因告诉你，”他说，“他姓布卢姆伯格，是个建筑图样设计师。我们在一个事务所里工作。”
“他正在绘制一份新市政厅的平面图，辛辛苦苦地干了三个月。准备参加有奖竞赛。他昨天刚勾上墨。您知道，制图员总是先用铅笔打底稿的。勾完墨之后，再用陈面包擦去铅笔道儿。陈面包比橡皮好用多了。”
“布卢姆伯格一直在您这里买陈面包。今天——嗯——你明白，夫人，面包里面的黄油……布卢姆伯格的图样成了废纸。现在只能用它来包三明治啦。”
马莎小姐走进内室。她脱下小蓝点儿的绸质背心，换上那件穿旧了的棕色哔叽衣服。接着，她把美容用的神秘煎汁也倒进了窗外的垃圾箱里。
二十年后
〔美国〕欧·亨利
一个警察昂首挺胸地在大街上巡视，他的这种引人注目的行走姿势是多年来养成的职业习惯，而不是装装样子给别人看的，因为街上并没有多少行人。此时接近夜里十点钟，瑟瑟的寒风夹杂着浓浓的雨意，把街上的行人撵得都差不多了。
他一边走，一边随手挨家挨户地试着推推门，看是否已经拴好，同时灵活熟练地转动着手中的警棍，那动作让人有些眼花缭乱。他还不时转过头去，警觉地回望一眼越来越寂静的大街。这位警察，身材高大，气度不凡，俨然一个和平的卫士。这个地区的居民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偶尔可以看到烟店或通宵营业的便餐窗口的灯光，但大多数的商店都已经关门上板了。
走过某条街的一半的时候，警察突然放慢了脚步。他发现，有一个男人，嘴里叼着一支没点火的雪茄，靠在一家五金店的幽暗的门洞里，下意识地向街上张望。
警察走上去，那人急忙解释道：“这里没事，长官，”他说，“我在等一个朋友，这是二十年前定下的约会。听起来有点好笑吧？如果你想知道前因后果的话，我可以从头讲给你听：这个地方，从前是个餐馆，叫大乔·布雷迪餐厅。”
“五年前还是餐馆，”警察说，“后来拆迁了。”
站在门洞里的那个人划着一根火柴点燃雪茄。亮光下出现了一张苍白的方下颌的脸和一双多疑的眼睛，右眼眉旁边还有一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变白了的疤痕。他的领带别针上镶嵌着一块样式古怪的大钻石。
“二十年前的今晚，”那人说，“我在这儿的大乔·布雷迪餐厅同我的密友，世界上最好的人吉米·威尔斯一起吃饭。我们俩都是纽约长大的，从小就亲如兄弟。那时我十八，吉米二十。第二天早晨，我要动身到西部去碰碰运气，吉米不愿意离开纽约，在他心里，纽约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地方。那天晚上我们约好，二十年后，不论对方混得如何，也不管路途多么遥远，都要赶回来，在此地、此日、此时再次会面。我们认为，二十年后，我们的命运和生活已经基本定型了。”
“听起来很有意思，”警察说，“不过，两次见面的时间跨度可真够长的了，自你走后没有收到过你朋友，就是那个吉米的信吗？”
“啊，收到过，开始我们通过一段时间信，”那人说，“不过一两年后通信就中断了。你知道，西部可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地方，我也从来没有浪费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我相信，只要吉米还活着，他肯定会来赴约的，因为他是我最忠实可靠的朋友，我赶了一千多里路，就是为了见他一面。”
这个等朋友的人掏出一块漂亮的表，看了看时间。警察注意到，那表盖上镶着几块小钻石。
“还差三分钟，”他说，“我们那次在这里分手时是十点整。”
“这么说，你在西部混得不错吧？”警察问。
“不错！但愿吉米能赶得上我，哪怕赶上一半也好呀！他人倒是不错，只是有点死板。为了发迹，我不得不同一些最狡猾的家伙长期明争暗斗。在纽约，人总是过于守规矩，我要用西部的机敏把吉米武装起来。”
警察转动了一下手中的警棍，若无其事地走动了一两步。
“对不起，我得走了，希望你的朋友能如约而至。如果按约定时间他没有到，你就不等他了吗？”
“不！”那人说，“我至少多等他半个小时。只要他还在人世，一定会来的。再见，长官。”
“再见。”警察说完，又继续向前巡逻去了。
这时，雨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风也越刮越紧。偶尔几个行人，立起衣领，双手插在兜里，默不作声地匆匆走过。
在五金店门洞里的那个千里迢迢来赴二十年前定下的约会的人，感到重逢的希望已渺茫到了近乎荒唐的地步。
大约又过了二十分钟，一个身材魁梧，穿着长大衣，领子翻到了耳朵边的男人，匆匆地从马路对面向他走来。
“是你吗？鲍勃？”他疑惑地问道。
“你是吉米·威尔斯？”门洞里的人叫了起来。
“啊呀，我的天！”来的人双手紧紧地握住那人的手惊呼起来，“是，鲍勃，一点没错，我一直坚信，只要你还在人间，我准能在这儿和你重逢。二十年，时光如白驹过隙，我们都老了。你看，餐馆也拆了，如果没拆，我们一定会痛饮一番的！怎么样，你在西部？！”
“非常好，一切如我所愿，吉米，你又长个子了。”
“是吗？二十岁后我又长了两三寸。”
“过得还不错吧？”那人问。
“还可以，我在市政府的一个部门做事。走，鲍勃，我们找一个熟悉的地方，好好叙叙旧。”
两个人沿街走着，亲热地挽着胳膊。鲍勃因成功而踌躇满志，开始简略地述说起自己发迹的过程，而另一个人，则把头缩在大衣领子里津津有味地听着。
到了街的拐角处，有一家药店，橱窗里灯光明亮，他们不约而同地转过头来，互相注视着对方的脸。
鲍勃突然松开了伙伴的胳膊。
“你不是吉米·威尔斯，”他又紧张又气愤地说，“二十年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它不足以使一个人容貌全部改变。”
“可是，二十年的时间却有可能使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你已被捕十分钟了，‘狡猾’的鲍勃！芝加哥警方已经料到你会来这个城市的，所以打电话告诉我们，说想要跟你谈谈。你考虑一下是不是该老老实实地跟我走。在咱们还没有去警察局之前，巡警威尔斯叫我交给你一张条子，你可以凑到灯光下看看。”
鲍勃打开了那张小纸条。刚看的时候，他的手还是平稳的，但当他看完后，手便开始颤抖起来了。
条子很短：
鲍勃：我准时到了约会的地点。当你划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就是那个芝加哥警方正在通缉的人。我不忍心亲自抓你，所以我走开了，找了个便衣来办这件事。你的老朋友：吉米。
外国佬
〔美国〕弗朗西斯·斯蒂格穆勒
要不是我打电影院出来时正在下雨，我早就走路回家了：我住的公寓就在附近，路也很容易走——顺着大道一直走，过两条街，在第三条街右转就是格伦奈路，往前走一半就到家了。可是，因为下雨，我拦了辆计程车，上去不到半分钟，我就感觉到这名司机——.一个红光满面的老头子，好像有股乖戾与焦躁之气随时要发作似的。
“不对！不对！”看他开始往第一条街圣多明尼可路上转弯时，我叫了出来：“还有两条街呢！”他口中咕哝了几声，又摇摇晃晃地朝大道驶去，不一会儿又转入了第二条街凯沙斯路。
“不是！不对呀！”我又喊道：“下一条，拜托了！下一条街才是我住的地方，格伦奈路！”他听了，转了回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向前疾驶，根本没有转入我住的街路，却一去不返似的飞速驶上了大道。
“你看，现在你又开过头了！”我嚷道，“你应该按我说的，往右转呀！请掉头开到格伦奈路三十六号。”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这老头子一个回转，车子吱的一声，驶上了湿滑的人行道，猛地往后一倒，越过大马路，一个急刹车，停在我住的街角上。
“下去！”他简直是吼了起来，满脸气得通红，“立刻滚出我的汽车！我绝对拒绝再载你一步！三次了，你把我当作白痴！三次你毫不留情地侮辱我！我的汽车是不载外国佬的，我告诉你！立刻给我下去！”
“这么大的雨？”我喊道，火气也上来了，“我才不干呢！我一次也没侮辱你，别说三次了，先生。你心里有数，我只是拜托你载我回家，可是显然是白费工夫了。现在请你好好载我回去，我会给你小费的。”我又低声下气地加了一句，“大家好聚好散。”
我话还没说完，他又吼了起来：“下去，滚出去！我告诉你，你侮辱我太过分了！你非下去不可！”我瞟了一眼外头的大雨。
“我绝不下去。”我说。
他的态度阴险地平静了下来。
“你要么走出我的汽车，”他镇定却嘶哑着嗓子说道，“要么我把你带去派出所，要求你赔偿对我的羞辱。你自己选择吧！”
“在这样的天气下，”我答道，“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尽管去派出所吧。”
他把我载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离我住的地方隔了不过几户人家，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以前去过几次，为的都不是什么麻烦事。我与计程车司机并肩进入空洞洞的派出所时，警官孤寂地坐在办公桌后面，像熟人般地跟我打了个招呼。
“午安，××先生，”他指名道姓地对我说，“可以效劳吗？有何贵干？”可是这个老头子——警官不过对他点了个头而他却根本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是我有‘贵干’！”他嚷道，“是我对这个外国佬有意见！他三次把我当作白痴，警官！三次他毫不留情地侮辱我！我要讨个公道，警官！”警官瞪了他一眼，脸上并无表情。我觉得他与我一样正在怀疑这老头子的神智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之后，他转过头问我，是否不嫌麻烦愿意做个笔录。他取出一只蘸水钢笔，打开一本空白的大记事簿，我开始陈述的时候，他行云流水地迅速记下了我的陈述：我给了司机我的住址，他两次转错弯，一再地抱怨，错过我住的街道，他发火，又下最后通牒。这一切警官都以法国人称之为史宾塞的字体不停地记载下来。同时，一次两次地打断我的叙述，训诫这名计程车司机，而司机在我作证的不同阶段在一旁咕哝不已。我说完之后，警官继续写了一会儿，结尾处还特别华丽地挥了一笔，用吸墨纸在最后一行上蘸了一下，谢了我。然后他转身粗声地对司机说：“现在该你了。你也说说看，我好对这个烦人的问题下个决定。”
然而，这个老头子并没有什么可以陈述。
“三次！”他粗鲁、暴怒的嗓门所能喊出的也仍然是这句话，对着警官张牙舞爪的，对我仍是狠狠地瞪着。
“三次呀！警官！三次，他把我当成个白痴，三次我被这个外国佬毫不留情地羞辱！没人忍得下的，警官！”警官将他的指控一五一十地记下之后，略略看了一下，抬起头来对他说：“但是这都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的呢？把你载这位先生时发生的一切详详细细地叙述一遍。如果他刚才陈述的有不实的地方，”他带着歉意地看了我一眼，“你可以更正。”
可是，又来了。
“三次！”我的指控者能说的还是这句话。警官轻快地将钢笔放在桌上，语气十分明确地对我说：“十分明显，先生，你是这个事件的受害者，我非常愿意做个决定，要求这个人不收任何车资将你送回你家门口。如果先生不嫌麻烦大略看看这份笔录，这是法定手续，然后我立刻把这件事情结案。先生，请拿身份证给我看看。”
我的心像铅锤般地沉了下去。我在心里看见家中书桌上放着的，我忘了带出来的，法国法律规定外籍居民必须随身携带的身份证件。
“由于天下大雨，先生，”急中生智，我认为这是唯一的说词，“我把身份证件放在家中了，以免会被这种天气弄湿，说不定还会整个淋坏的。明天一早我就带给你，先生，我希望这能合乎你们的规定，我知道规定很严格，也是必要的。”
但是我已经犯了无可原谅的错，大势已去，一切都完了。
“这不合规定。”警官严峻地说，脸色像块石板，“固然明天早上你可以把身份证件带来，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我别无他策，只有依法改正我对这次事件的裁决。由于现在雨还没停，我请这位先生载你回家，但是我要求你不仅要付他从头到尾的全程车资，而且要补偿他到派出所来的时间损失。我猜想，先生，”他对老头子说，“你的车表仍然在跑吧？”司机点了点头，警官站起来身来。
“那么，再会了，先生们，”他不带笑容地说，“明天早上你不会忘记吧，先生。”
一如进入派出所时，我们并肩走了出去。当裁决改变时，我注意到我的指控者的眼中闪出了一丝喜悦，但除此之外他并未表露任何胜利的痕迹，就连此刻也始终都没有：他一言不发，开车送我回家。直到车抵家门，我仔细点算将车资如数拿给他时，他才开了口：“先生准是忘了您答应过的，好好给点小费，我们好聚好散吧？”
自信心
〔美国〕山姆·F. 修利尔
有时候，爸爸真的吓着我了。他会把一些他根本毫无一知半解的难题揽在身上，而最后，十之八九，事情都会被他解决。当然，完全是运气作祟。但你又不得不信他那一套。
“自信心，”他常说，“只要相信自己办得到，你就一定办得到。”
“任何事情吗？”我问他，“如果是脑科手术呢？”
“哦！别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