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晴了，虽还有几丝阴影，但已成不了气候。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逼近了，汪文风与同道们将先前偷偷收藏与私下传抄的天安门诗抄搜集起来，油印了近二百份，题目为《天安门革命诗抄》，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以童怀周的名义把它们张贴在天安门广场，即刻引起了轰动。“童怀周”，就是共同怀念周总理的意思，他们以这个笔名寄托情感。随后，在他们的努力下，《天安门诗抄》以汉语阅读教材的名义出版，走向了全中国人民。
汪文风简介：1929年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后入重庆社会大学学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记者，高校教室主任等职。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参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参与编辑、印刷《天安门革命诗抄》，是“童怀周”小组成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任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均当选为中纪委委员。1992年离休。
（原载《退休生活》2004年第10期）
赵启虹：长征路上唱歌、跳舞的娃娃兵
采访时间：2005年8月30日
采访地点：哈尔滨市新阳路赵启虹家中
在没了解那段历史前，我真不敢相信一个八九岁的娃娃也能爬过雪山、趟过草地，亲历七十年前那场壮烈、惊世骇俗的奇迹的实现。赵启虹，这个红四方面军中专门唱歌、跳舞以鼓舞士气的娃娃兵的故事，让我了解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那就是当时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儿童参与了战争，而在长征的队伍中还有很多“红小鬼”。
娃娃队里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娃娃，最大不过十几岁，最小不过六七岁，行军时我们给大人唱歌跳舞，活跃气氛……
“红军扩红时，新剧团的洋鼓洋号吸引了我，我就报名参加了，然后就随队参与了长征。”
参加红军时，赵启虹仅八岁，还是个混沌未开的少年。那是1935年的冬天。
其时，张国焘与中央红军在路线选择上分裂，红四方面军调头南进，准备打下成都，赤化全川。但像赵启虹这样的小娃娃是不会懂得这些大事情的，在一个八岁幼童那里，参加军队，好玩与好奇恐怕是更重要的初始动机。
赵启虹最初被分派在通江县苏维埃政府里跑腿、打杂，因为他太小，很多事情都搞不懂，在“住了三个月的政府”后，他被送到了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下的新剧团。这回赵启虹高兴了，因为这里还有很多跟他差不多大小的娃子，而且还机会摆弄洋鼓洋号。
“娃娃队里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娃娃，都是被新剧团的洋鼓洋号吹来的，一共吹来了四五百个娃娃，最大的不超过二十岁，最小的才六七岁。这些娃娃在行军时，要给大人们唱歌、跳舞、吹拉乐曲，来活泼部队的文化气氛，为艰苦作战环境中的士兵送去些娱乐。除此之外，还要背枪，大娃娃一个人背一枝枪，小娃娃四人一组抬一枝枪，就这样随军过了雪山草地，北上抗日。”
在赵启虹的个人自传中提到，红四方面军剧团是在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的领导下组建的，成员多是童养媳与儿童。张琴秋文武全才，一有空，往往亲自教姑娘们跳苏联海军舞、乌克兰舞，带着孩子们学唱自编的鼓动士气的歌谣。她还给演员们上文化课，并编者按写剧本，有时她还登台演出。
我们只知道跟着大人走，不停地走，千万不能掉队，因为那是死路一条……
雪山与草地在赵启虹的记忆中是蒙眬的，因为那时在他的意识中世界原本就是这样的，到处是山，到处是草地。
敌人的飞机有时会飞过头顶，射下些机枪子弹，总会有战友倒在血泊中。八岁的赵启虹并不感到多么害怕，在团队精神的鼓舞影响下，初生牛犊的他们的表现欲望反而更强烈。
最大的威胁是粮食短缺，配给的干粮，小孩们往往很快就吃光了，余下的时间里只好饿着了。还好大人们常常会从自己的口里省些，接济他们。
部队要到哪里去，大人们没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跟着大人行走，不停地走，千万不能掉队，一掉队，就有可能被白军或藏民抓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在红军队伍里，大哥哥大姐姐们对他们这些“红小鬼”都很关照，没劲儿了，走不动了，很多大人会背上他们走一程。
赵启虹他们这帮小孩子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完成了长征来到陕甘苏区，他们唱歌、跳舞、宣传，见人就说话。
要把幼苗培育成才，娃娃们被送到学校。无知的娃娃兵渐渐成为宣传革命的文化战士……
1937年，部队来到甘肃省曲子县城，当时全面的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赵启虹因为年小体弱不适合再随队前行，新剧团的负责同志就把他和其他一些小孩子留给曲子剧团，在这里赵启虹学习跳舞与吹笛子。
1938年春，领导们很关心这些“红小鬼”，想把这些幼苗培育成才。一天，曲子县剧团的同志们把这四十多个娃娃送到了位于延长的延安鲁迅师范学校学习。鲁师当时有一千多个学生，其中长征过来的就有五百多人。1939年5月，赵启虹又被送到延安保育院小学正式学习。
1941年8月，赵启虹被分派到延安抗战剧团，在工厂、学校、部队中来回演出新旧剧。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赵启虹就是在学习、演出交替的过程中度过的，他也由一个无知的红军娃，渐渐成长为一个宣传革命的文化战士。建国后，他于1952年调入北京中央电影局。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来到哈尔滨市，在手工业、交通等系统工作，直到1981年退休。
亲友失去了音讯。故乡，总是在晚年的梦里升起……
同许多老红军战士一样，赵启虹也与家乡失去了联系。当年他从川北出来时，只有八岁，很多事情他都不曾记得，老家是在四川的通江县还是南江县，到现在他也没搞清。幼年时，家里把他过继给一个姓魏的地主家庭，魏家人对他挺好的，他曾过上了几年吃啥有啥，用啥也不难的日子。然后，命运最终还是让他走出了这个家庭，参加了革命。而今，七十年过去了，这两个家庭与他的距离是那样的遥远。晚年，故乡朦胧的景象常常出现在赵启虹的梦里……
赵启虹简历：别名赵路林；1927年2月5日出生于四川省通南巴地区；1935年12月20日自愿入伍，分配在红四方面军剧团，随队长征；1937年冬因病留驻甘肃省曲子剧团；1938年夏入鲁迅师范学校学习；1939年5月，入延安安塞保育院小学部学习；1941年8月调入延安抗战剧团；1945年10月入党；1952年8月调到北京中央电影局；1955年冬，临时调到哈尔滨市手工局；1966年起在哈尔滨市运输、交通系统等单位工作；1981年，在哈尔滨前进汽车修配厂离休。
（原载《退休生活》2005年第10期）
“生活是酸甜苦辣混合的歌，人生就是奔驰不尽的列车，驿站在远方呼唤。朋友呵！珍惜生命的旅途……”
珍惜生命的旅途——记摄影家王福春
第一次观摩王福春作品，强烈地触动了我。那时我刚刚开始对摄影着迷，正在为不知道该拍些什么而苦恼。那是1999年，在哈尔滨的一个影友联谊会上王福春展示了他的系列摄影作品《火车上的中国人》。一幅幅黑白影像在幻灯幕布上掠过，一个个人生场景于眼前定格，贫穷与富有、苦楚与欢乐、冷寞与友善、幽默与调侃……都在列车这一特殊的空间里交汇。交流现场互动效应极好，作品呈现出的王福春式的特有张力，很容易拉近你，仿佛那拍照时，你也站在王福春身旁。因为，这些场景你并不陌生，这些影像也不猎奇，它就是存在于我们周遭的尘世，只不过是惯于忙碌自己生活的你对此无心或无意罢了。不谈王福春娴熟的抓拍技巧或是作品的思想内涵，我只想说，有这样一个摄影家在十多年的时间内一直关注着中国底层的生活，辛苦地追踪、记录一组特殊人群的生存，这份执著与真诚让人尊敬。他是通过心灵，而不仅仅是用眼睛留住历史，这是摄影家王福春的动人之处。很多年后，这些承载多元历史信息的作品将愈发呈现更高的视觉价值，一如侯登科，一如安哥，这是我对王福春摄影作品的预言。
画家梦——摄影家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梦想，我很庆幸，是摄影使我离梦想很近、很近……”
小时候，王福春的梦想是当画家。一点点天分加上刻苦，他向梦想一步步地接近。工作后，他在哈尔滨铁路局从事美术宣传工作。王福春画过油画、国画、年画、漫画、刻过版画，他的美术作品多次获奖，他加入美术家协会比摄影家协会要早很多年。真正接触摄影是1978年左右，当时王福春受命去为劳模拍摄照片，从此迷上摄影。这是王福春人生的一大转变，用他的话讲，“一不留神，在不惑之年掉进了摄影圈里，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只能往前跑，一条道跑到黑。”相对绘画，王福春觉得摄影更对他的性格，更能表达他的感情与对艺术的理解。
拍什么？和当年的许多影友一样，王福春也是从“打比赛”开始的，即参加当年各家报纸、杂志举办的各类摄影比赛，大小比赛中他没少获奖。应该说，在早期，频频获奖为王福春在摄影这条路上走下去，提供了必要信心。翻看王福春的早期摄影作品，无论是风光还是纪实作品，大都构图完美、用光精致。在踏上摄影之路后不久，王福春便在全国摄影圈内小有名气，全国影展金牌奖得主，这在当时是很多摄影爱好者梦寐以求的荣誉。但这样随心所欲地拍着拍着，王福春却感到越来越失落，因为有种找不到方向的感觉，他觉得还没有找到他心目中的真正摄影。陷入瓶颈期的王福春开始反思，面对大千世界，摄影家的眼睛究竟应该关注什么？怎样通过镜头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生活空间进行思考？反思使他从“打比赛”中脱身出来——拍自己身边的事，拍自己熟悉的事。王福春遂开始了“专题”拍摄，找到一个自己熟悉或喜欢的领域，一头扎进去，用心去拍，实实在在地拍。于是，从“蒸汽火车”到“东北虎”、“黑土地”，再到“火车上的中国人”，王福春一路风尘仆仆地走来，踏踏实实。
渐行渐远——蒸汽火车
机车是王福春不解的缘分。他生在铁路之家，读铁路小学、铁路中学、铁路学院，然后宿命般地成为铁路职工。
蒸汽机车诞生近200年了，进入中国也有120年了。历史上，它催生了新的工业文明，为人类进步立下汗马功劳。而今，这个冒着白烟儿，发出隆隆巨响的黑色长龙，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从1980年起，王福春就开始为铁道部拍摄有关机车的画册。近几年，内燃机、电车一统天下，全国还有蒸汽机车运行的线路只剩下几条，且大多在山区，蒸汽机车行将消失。拍那些正在新生的事物，留住那些即将消逝的影像，是王福春的摄影兴致所在，对机车的深厚感情、对于一个题材的把握让他前所未有地紧迫，于是在时隔几年之后，机车这个专题再度紧锣密鼓地操练起来。为了时间更从容，他甚至提前退休。
“冬季是拍摄蒸汽火车的好季节。山峦苍茫空寂，蒸汽火车喷云吐雾而来，车轮上结着厚厚的霜，汽笛呼啸，撞得你心砰砰地跳……”寒冬腊月的东北，王福春每次拍蒸汽火车，短的要花上四五天，长的要耗时个八月。常常是选好了拍摄点，一个人用雪爬犁把笨重的摄影器材拉上山，等爬上去人也累得不能动了，却发现地形与当初的设想不吻合，无功而返。一次，王福春在山上候了八个小时，怕相机冻坏了，他就把它揣在怀里，带上来的两个鸡蛋在吃时都冻成了冰坨，可那一天，火车却因故没有发来。定格在胶片上的蒸汽火车唯美、壮观，带给观者以审美愉悦，然个中艰辛，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体味。
蒸汽机车被王福春赋予艺术生命，他拍摄的蒸汽火车登上各家专业摄影杂志，并被印制成名信片流传四方。他为人们留下了那份渐行渐远的记忆。
从眼睛到眼睛——火车上的王福春
2001年底，画册《火车上的中国人》承载着王福春的体温与他对影像的迷恋，伴着列车的隆隆声问世了。它记录了上个世纪末中国人以铁路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旅途人生。
与“蒸汽火车”的重物相比，“火车上的中国人”更重人，着眼点不同，但各具神采。在表现手法上，“蒸汽火车”大多用彩色，强调光影，讲究气氛，要拍出“好看”；而“火车上的中国人”把五彩的世界抽象成黑白，影调细腻，突显的是人文与纪实。
“文学是人学，摄影也应该是人学，摄影是人与人的交流，是从眼睛到眼睛的碰撞与融合。”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与创作理念的悄悄转变，王福春的视角更多地对准了人，尤其是人在旅途的生活状态。几十年来，凭着在铁路工作乘车方便的优势，他北上漠河，南下广州，西奔格尔木，东赴上海……乘坐列车上千次，行程数十万里，拍摄了近万张底片。
踏上飞驰的列车，王福春就像漫步哈尔滨的大街一样自如。车厢是个临时大家庭，是流动的社会，是浓缩人生百态。翻看《火车上的中国人》，画面简洁、幽默而深刻：春运时紧张的登车大战；风靡全国的麻将在列车上一样打个不停；伊斯兰阿訇跪在车厢里虔诚祈祷；90多岁的老方丈戴着洁白的手套为姑娘号脉；母亲小心翼翼地呵护刚出生的婴儿；对对情侣旁若无人地沉浸在二人世界……让你眼睛亮起来的镜头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