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幅照片的背后都浸透着王福春的汗水和心血，每一幅照片背后都有讲不完的故事。拍摄的过程并不总是顺利，被误解、甚至被抢相机是常有的事。按下快门时的心情，有时也不轻松。王福春忘不了寒冷天气里那些衣衫褴褛的贫困者，忘不了那些临近春节急着回家却兜里没钱的打工人。忘不了在开往南宁的列车上，那个满身汗泥，倚站在车门口酣睡不醒的五六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在那个年纪不应该有的疲惫与无助，深深地刺痛了王福春的心，足足有五六分钟，王福春看着她按不下快门。不能给她这样的弱者以帮助，王福春常常难过、自责。
常年的长途行车，要忍饥耐渴抗高温不怕疲劳。1995年夏，车过武汉，车厢里温度高达40摄氏度，人挨人、人挤人，寸步难行。全身上下跟洗过一样，只好喝盐面来补充盐水，红色T恤衫在干燥后结了一层厚厚的盐碱，福春真想把它留作纪念，可衣服带得少，只好洗掉。又一次，他终因流汗过多，加上一路过于疲劳而虚脱晕倒在车厢里。
在纪实摄影的领域，王福春耐住了多年寂寞，不浮不躁，这在当下的中国摄影界是少有的。
早在1991年，日本前首相竹下登就对王福春的“旅途百态”感兴趣，给予高度评价；
2000年，王福春应邀在丹麦奥胡斯艺术馆展出“火车上的中国人”，在丹麦摄影界引起极大的反响，报纸给予大篇幅报道；
2001年，“火车上的中国人”在“平遥国际摄影节”展出，更多的人了解王福春其人及其作品；
2001年，“北京-福州影像双地展”，在北京开往福州的列车上，王福春实现了“终生愿望”——在火车上展出“火车上的中国人”；
2002年4月，“火车上的中国人”轰动整个莫斯科，他们想不到中国有这样优秀的纪实摄影师……
东北人·东北虎·东北情
记者采访王福春时，他正在准备举家南迁，搬到北京。而对曾生活过的黑土地，王福春满是眷恋。王福春有一雅号——“虎王”，盖因为他所拍摄的东北虎形神兼备，别具一格。近年来，各个图片社、各种关于东北虎的宣传资料中使用的东北虎图片，很多都是王福春的作品。
丰腴肥沃的黑土地给了王福春难忘的童年，他喜欢开朗又热情，粗犷又纯朴，既勤劳又有些懒散的东北农民。刚刚学会摄影，他就走村串户为老人孩子、姑娘小伙拍照。早期王福春拍摄了大量反映黑土地风光、民俗、少数民族风情的片子。后来，王福春创作重心落在了火车上，但对“黑土地”的关注并没有丢下，见缝插针地往乡下跑。这时他拍摄东北的农家小院、炕头、猪圈、井台，拍摄收割、喂马、轧草、娱乐等生活场景，描募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在着重表现北方农民坚韧不拔、忍辱负重、乐观豁达的品格同时，也表现出北方家民的麻木混沌、自满自足、邋遢懒散的生存弱点，使他的黑土地系列摄影作品厚重得就像沉甸甸的黑土地，有一种震撼人心的美感、沧桑感以及令人不得扪心沉思的强烈冲击力。”这是摄影家张永德对王福春东北乡土题材作品的评价，它既是对这些作品艺术特色的概括，同时也很准确地概括了王氏乡土题材的现实价值。
不再为获奖而远行
“退休后，本想在家好好陪陪老伴。人是自由了，可心静不下来，我还是往外跑，比在职时还忙。”
“看看左右，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再看看自己，一贫如洗，还住在小斗室里，真对不起多年支持我的老伴，好在有一堆数也数不清的底片，学阿Q精神，打肿脸充胖子，硬充精神富有。”
“回想这多年，为摄影付出太多，两次摔成肋骨骨折，一次左腿摔折；三九天掉进过冰冷的松花江，坐汽车扎进过兴凯湖；那次不小心滑倒，顺势掉进无底的镜泊湖，要不是影友抢救及时，恐怕早就没了性命。别人说我多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能沾了我的名字光，有福气。”
“令我欣慰的是摄影回报了我，不是金牌，也不是金钱，而是摄影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无尽欢乐。”
“我也不是没有遗憾。在火车上生小孩的情景我没赶上；火车上也有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我没能按下快门……”
“我不再为获奖而远行，这么多年为摄影我几乎跑遍全国。当我站在家乡的黑土地上，看什么都可爱，都格外亲切。家乡那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须表白自多情。也许，这就是我寻觅多年的儿时梦……”
心语，王福春的这些感悟或表白，对我来说，是种间接的人生收获，当疲惫、倦怠时，是种提醒或慰藉，正当人生走在中途上。
他很热情也很谦虚，和他聊天，很容易被这个东北人的开朗和直率所感染。在这篇文章结束时，我想说一声：人生旅途，福春，你一路走好！
（原载《退休生活》2003年第9期）
女拖拉机手陈雅茹的垦荒住事
1948年5月，“萌芽乡师”沸腾了。三台从没见过的庞然大物——拖拉机，开进这里，荒凉的山岗第一次听到了马达的轰鸣。不久，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
“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女子拖拉机队的一员，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骄傲。”贫苦出身的陈雅茹这样说。陈雅茹，1933年出生，不久父母相继双亡，姐姐勉强把她拉扯到到十多岁，也离开了这个尘世。在东北光复之后她的生活才开始改观。1946年，哥哥参加八路军，陈雅茹随军。1948年，政府把她送进专门培养贫下中农与军烈属的萌芽学校，成为那里的第二批学员。
萌芽乡师的学员都是穷苦孩子，陈雅茹很快融入其中。萌芽乡师成立于1947年，它秉承陶行知教育思想，在艰难的环境下，探索开发祖国边疆和培养农民子女相结合的办学道路，受到党中央高度好评。1960年9月26日，毛泽东亲笔题写了“萌芽学校”的校名。萌芽乡师的学制三到四年，一年级每天课堂学习两小时，二年级四小时，三年级五小时，其余时间劳动。在这里，陈雅茹学到了文化，掌握了技术，了解了世界，开始了对新生活的向住。
1950年6月3日，陈雅茹终生难忘——女子拖拉机队成立了。简朴而又隆重的仪式上，梁军、吴玉珍、陈雅茹等12位女队员在国旗及毛主席像下庄严宣誓，然后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她们跳上机车驶向荒原。这样的场面无疑是对“妇女也能顶半边天”的有力注解，是新中国妇女的无尚光荣。许多年后陈雅茹对记者说，她从没想到像她这样一个孤儿也能开上“铁犁”，她兴奋得几夜睡不着觉，暗下决心要干出个样来，为女同胞争光。
最初，陈雅茹做“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的“副驾”，她也算得上第一女副驾吧？一年后梁军经常外出开会，陈雅茹便成了这台一号铁犁的主人。学开车不是件容易事，女人开车就更难了，擦车、加水、添油、摇车、把犁……做起来又脏又累。陈雅茹个子小，但人很机灵，加之从小吃苦耐劳，所以她很快就掌握了驾车技术。
把沉睡万年的处女地建造成田园，垦荒的生活只能用艰苦两个字形容。没有房屋就搭建简易的“地窨子”，而且在不大的空间里还是男女“通房”，男女中间用木板隔起来。夏天，蚊虫肆虐，不少人的腿被咬烂了，不少人因受潮身上长了疥疮。夜晚她们基本没点过灯，因为舍不得浪费机油。她们每天在地里劳做，回来吃点饭，基本上是倒头就睡，甚至有时下了一夜大雨也不知道，第二天早起，才发现衣服、裤子、鞋都被雨水冲到了屋外。最难熬的是北大荒的冬天，遇到大雪，女学员们冷得抱在一起取暖睡觉，把被子堆起来挡雪，早晨起来，被子已落满了一层厚厚的雪花。那时荒原里的狼还很多，冬天找不食物，它们便把人当成了“猎食对象”，冬夜，常常是伴着狼嚎入睡的。
开荒第一年，垦荒队的粮食不足，根本吃不饱，当年打下粮食后才有所改观。最初也没打井，陈雅茹她们只能夏季喝雨水，冬天化雪水，有时饮用的水里都生了小虫。
垦荒队员们一年只发一套棉衣棉裤，冬季过后把棉花掏出来，棉衣就变成了单衣单裤。有时没有换洗的衣服，晚间洗衣服后，只能用火烤一下，无论第二天是否干透都得穿上干活。
生活虽苦，但亦不乏快乐。你帮我干活，我帮你洗衣，谁生病了大家都围着问寒问暖，丰收了，大家拉着手在麦垛旁唱着，跳着，戏闹着……回想那个时代的友谊的质朴、纯洁，陈雅茹很难用现代的语言来表达。
1949年陈雅茹被选为学生会副主席，代表萌芽乡师参加德都县妇联，后来又接任女子拖拉机队长。随着农垦事业的发展，开荒任务基本完成，女子拖拉机队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队员们分别编入生产队进行正常的生产作业。1952年陈雅茹被调到察哈阳农场。
1991年陈雅茹在克山农场离休。离休后，她迷上了门球。多年的辛劳使她患有严重的骨质增生，但只要打起门球来，就又是变成当年的那个机灵、聪敏的陈雅茹了。陈雅茹的老伴李凤春，当年也是个拖拉机手，她们养育了三个子女，如今各自成材。即将分手，老人应邀唱起了当年自编的《拖拉机手之歌》：
看，我们的拖拉机，
牵引着铁犁，
耕起了草原万里。
我们是生产能手，
开哟！开哟！
开遍祖国大地。
……
在陈雅茹的吟唱中，我想，老人的身上一定还埋藏着很多有意思的故事。遗憾，老人向我们讲述的大都是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老人不爱多提自己的事。
（原载《退休生活》杂志2004年第10期）
关扣尼：最后一个女萨满
关扣尼的故事让我想起余华的小说《活着》。关扣尼育有五子，现只剩一个儿子了。大儿子27岁那年意外淹死，二儿子一岁时患脑膜炎夭折，小儿子15岁时患白血病死亡，唯一的做护士的女儿也在2009年因车祸去世。这与《活着》的情节极其相似，与小说里的主人公福贵一样，身边的很多亲人一一离他们而去，但他们依然坚强地活着，并默默地体会着人生的冷暖、情爱。
如今，她亦被视为一个神秘的舞者
在黑龙江省公布的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关扣尼老太太被列入民间舞蹈类的“鄂伦春族萨满舞”和“鄂伦春族吕日格仁舞”两项代表性传承人。
祈神与起舞，在萨满那里并不是同一概念，萨满在进行祈神活动时往往会跳舞（俗称跳神），但此时的舞之蹈之是衍生的，“观赏性”或“表演性”不是它的终极诉求。在淡化了宗教诉求后，今天，关扣尼亦被看做是一个掌握很多独特民族舞蹈技艺的传承人，而她跳的这些舞蹈曾经包含着很大的神秘性。
近年来，老萨满相继过世，76岁的关扣尼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被认定为鄂伦春族甚至是北方诸多少数民族中的最后一个萨满。
2011年的第一场雪刚刚下过，我们来到位于呼玛县的白银纳鄂伦春民族乡，寻访最后的萨满。很遗憾，我们扑空了。据乡长孙闯介绍，关扣尼不在白银纳，现居加格达奇。这些年关扣尼身体一直不好，她得过重症并做过大手术，现在她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胰腺炎、肾结石……所以在几年前她被生活在加格达奇市的同族侄女关金芳接去扶养，冬天，老人基本上生活在加格达奇，只有在夏天才回到白银纳。
关扣尼是族中的长者，又是国家、省级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因此她在白银纳极受尊重。从乡长孙闯那里我们还获悉了一个略显沉重的消息，这两年关扣尼的生活不太如意，老人一直处在一种痛失亲人的自责中。
说来话长。按照国家有关方面的要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担负着选择和培养“接班人”的义务，而抢救萨满文化也是民族乡的一份重要工作，因此乡政府对关扣尼培养接班人事宜很是重视。但“萨满”是特殊的，因为这一身份附着着极强的宗教性，所以在选择接班人的方式上，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神秘”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