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孙子的情报分析项和分析子目，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借鉴兵器分析的“诸元”概念，引入“情报诸元”的新概念。我们知道，评估兵器的战斗能力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就是“性能诸元”。比如一种战斗机，它的爬高指数、空中续航时间、作战半径、携带弹药的品种数量等，即是该兵器的性能诸元，兵器的性能诸元决定了兵器的作战能力。那么，一个情报类别或情报分析项，也应当具有一个可供作出定性和定量描述的客观的情报诸元。在孙子的情报理论中，有些分析项和分析子目就是情报诸元，例如“五德”和“五危”，即可视为“将”的情报诸元；“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则可视为“地”的情报诸元。
孙子由建立范畴到明确分析项，再到列出分析子目，反映出他的情报理论中实际上存在一个情报分析的纲目系统。从军事情报学基础理论说，这里提出了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即某一时代的常规战争必有其基本的战略情报范畴，而范畴之下又有不同的情报类别和情报分析诸元。这些范畴、类别和诸元，是相对明确和固定的，也是可以给出的。对于冷兵器时代的地面战争，孙子给出了一系列决定战争胜负的层次分明的情报分析纲目系统；那么，对于现代战争，今天是否也应给出一个新型的情报分析纲目呢？我们认为，至少在理论上是非常必要的。诚然，今天的作战样式和战争规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涉及的领域也为过去无法比拟，情报分析内容也必然更加复杂多变，给出这个纲目系统是相当困难的，但是，越是复杂，越需要去探索并建立一个基础性的情报纲目和诸元系统。这个系统，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客观存在的，可以定性地给出，并且在实践中是应当遵循的。相对于孙子时代的筹码而言，在计算机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更是可以完善并可供操作的。
对照今天我军情报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对于现代战争的情报类别划分，目前尚停留在划分大类的简单层面上，大体是比照军事学上的分类，把情报分为战略情报、战役情报（或称为“战场情报”）和战术情报三类；或者划分为为军事政治、军事经济和军事科技情报三类这种将军事情报划分为军事政治情报、军事经济情报、军事科技情报的三分法，从逻辑上说是不周延的，因为它恰恰遗漏了军事情报。；或者划分为公开情报和秘密情报。这些划分，可以增强人们对情报性质的理解，虽然有可取的一面，但是还远远不够。既不能从军事哲学的高度提炼出适应并符合现代战争实际的基本情报范畴，更没有依据现代战争的实践归纳出科学严谨而又具体的情报分析项目。所谓的分类，既在理论上显得单薄空洞，也对实际工作缺乏指导意义，更谈不上在实际情报处理和分析工作中的可操作性。因此，笔者认为，研究孙子的情报观，借鉴他的范畴思想和情报分析纲目系统，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情报分析纲目体系和情报诸元，或许是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此外，孙子把情报分析依次分为逐项分析、对比研究、综合评估三个阶段，他的三阶段（步骤）反映了作者心目中的情报分析这一工程所应遵循的工作流程，不仅符合人类认识事物由浅入深这一客观规律，而且也是他的情报分析纲目系统在工作程序上的必然要求和体现。
4.情报分析方法是可传的
对于兵家秘诀，前人曾有可传与不可传之说。这里涉及到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中的“常”与“变”两个方面。所谓“常”，又叫常法，指的是战争中相对固定、可以拿来直接施用并且应当遵循的具体做法和方法。所谓“变”，又叫变法，指的是只有原理、原则而无法直接采用或不可套用的用兵之法。一般来说，常法是可传的，也就是可以直接运用的，而且是应当遵守的；变法是不可传的，也就是不可生搬硬套，需要创造性地加以运用。
孙子的兵学思想，也有这两个方面。如上文所说，孙子认为决定战胜负的两大层面，一是“庙算”，也就是战略情报分析，二是“诡道”，也就是谋略用兵。“庙算”与“诡道”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五事”、“七计”内容明确、项目清晰、方法俱在、程序井然，属于常法，实际运用时，重在遵循贯彻。“诡道”之法则属于变法，孙子虽然列出了“十二势”，不过是举例而已，并非认为作战仅此12势，12势也不是必须照办。变法强调灵活运用，切忌胶柱鼓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其灵魂在变、在构思出其不意的打法。赵括用兵，败在机械照搬，使军事辩证法反而变成了形而上学。宋代郑友贤曾这样评说孙子：“兵法之传有常，而其用之也有变。常者法也，变者势也。书者，可以尽常之言，而不能尽变之意。五事七计者，常法之利也。诡道不可先传者，权势之变也。”郑友贤的理解是正确的。
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传的常法，就是在情报需求和搜集指导工作方面，必须具有军事法规性的指令性质；在分析整理方面，必须具有规定性和程序化的性质。孙子的“庙算”理论便是可传的常法，不仅具有规范性和操作性，而且似乎已经相当于古代军事情报工作的条例条令或情报工作教范。尽管这种运作系统和规范还比较古朴、原始、粗糙，但它不仅为后世的军事情报理论建设和情报分析实践提供了启示，而且也似乎应当使我们在建设今天的具有我党我军特色的情报工作规范时加以借鉴。
5.传统兵学并非只重综合和谋略
人们往往喜欢对东方和西方的哲学进行比较。在思维方式方面，往往认为西方是分析型的，东方是综合型的。在军事思想方面，往往认为西方重实力，东方重谋略。这话并不完全正确。
在思维方式方面，由《孙子兵法·计篇》可以看出，孙子的“察”，就是对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多因素进行分别的考察、计算和分析。这种考察，虽然最终目标指向胜负几率的综合判断，具有整体性的特点，但是正如本文所介绍的那样，在得出综合评估之前，他的分析过程是分项逐条进行的，极富层次性和条理性，所列的大纲小目，对象类别，程序步骤，显示出很强的逻辑层次和阶段性。孙子的总体评估是在精细入微的逐项计算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而决不是模糊笼统的总体估算。应当说，至少在《孙子兵法》里，孙子的思维方式和特点不是单纯的综合型，而是十分重视分析的。
在军事思想方面，正如《汉书·艺文志》所总结的那样，以孙子为代表的兵权谋既强调战场上的“以奇用兵”，也强调战前的“以正守国”，既强调“诡道”，也强调“庙算”。诚然，孙子的“为”或“战”，核心是“诡道”，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谋略用兵，确实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传统兵学的特色；但是，孙子并没有因此而忽略军事实力的作用。他的“以正守国”，重视实力，完全可以从“察”或“计”看出。“庙算”的核心即是考察决定战争胜负的客观条件，换言之，即评估双方的军事实力。“庙算”与“诡道”，不仅体现了军事思维的辨证法，也显示了孙子军事思想的两手。总之，孙子既强调主观努力，也决不忽视客观条件，在他看来，战前的实力考察和战场的谋略用兵是赢得战争的不可或缺、同时并重的两手，而且是先计后战的两手。两手并重，才是中国传统兵学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