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名春秋名相管仲而成书的《管子》是我国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其成书年代学术界已大致确定为战国时期，被认为是田齐时期统治者所尊奉的管仲学派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关于《管子》一书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其论大致可划分为三种：全部为管仲遗著、部分为管仲遗著、管仲学派作品汇编。全部遗著说现已基本无人坚持。部分遗著说是认为“经言”部分为管子遗著，但也经常受到很大的质疑。学术界现基本倾向于最后一种观点，即“管仲学派”托名管仲所作。其中的《七法》、《兵法》、《地图》等篇目属于先秦时期重要的军事作品，被人们认为是齐兵家的集大成之作。在这些兵学论文中，也蕴涵有较为系统的情报思想。比如《地图》中就有这样一段警句：“人之众寡，士之精粗，气之功苦，尽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这段话极其光彩夺目。尤其“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一句，是构成《管子》情报思想体系的纲目，并仍对今天的情报工作富有启示意义。
一、“知形”、“知能”和“知意”的理论内涵
我们知道《孙子》是高度重视情报工作的，其兵法十三篇从《计》篇开始便大谈“知己知彼”和“庙算”，最后又以《用间》作为终结，所谓“知己知彼”的情报思想俨然成为贯彻十三篇的一根红线。这一说法似乎先有日本学者提出。详见佐藤坚司：《孙子研究在日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31页。据佐藤坚司介绍，日本学者山鹿素行认为《孙子》13篇都是在讲情报：《始计》讲的是知己、知彼、知天、知地，《作战》、《谋攻》讲的也是知己、知彼、知天、知地，《军形》、《兵势》、《虚实》讲的是知己，《军争》、《九变》、《行军》讲的是知彼，《九地》、《地形》讲的是知地，《火攻》讲的是知天，《用间》再次回到知己、知彼、知天、知地。山鹿素行这种说法很新颖，似乎发现了《孙子》13篇的内在联系，也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但《孙子》其书在本质上是论述行军作战的，并不是通篇都在讲情报和“知彼知己”。所以，山鹿素行的这种分析其实是对《孙子》的严重误读，值得商榷。与《孙子》强调“庙算”和“先知”相类似，《管子》反复强调“早知”，所谓“早知敌则独行”分见《七法》、《兵法》、《修权》等篇章。，认为主帅必须先机掌握重要情报，才能在战场上扬长避短，克敌制胜。进一步的，《管子》在《七法》中详细论述了情报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竭力主张将“遍知天下”和“四明”，即明于“敌人之政”、“敌人之情”、“敌人之将”和“敌人之士”，作为战争准备和战争决策的一个决定性条件来对待。
在《地图》篇中，《管子》对此观念再次进行了强调，并且据此继续深入，对情报工作做出了诸如“知形”、“知能”和“知意”的归纳和总结，也分别对其中的内涵一一进行了揭示，最后指出“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从而一举将《管子》情报理论引向深入。
从《管子·地图》中我们可以得知，所谓“知形”，就是知道“人之众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等，熟悉包括经济条件、武器装备情况、军队规模乃至训练质量等情况。而所谓“知能”，就是知道“然后可以行军袭邑”。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知道可不可以作战、可以在哪里作战、可以进行多大规模的作战等等。至于“知意”，就是指知道“将出令发士，期有日数”。意思就是，要知道战争会不会即将打起来了，部队的行动方向在哪，会在哪儿打，会在什么时候打，会打成多大规模等等。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管子》的“三知”对情报工作中的几个关键步骤做了出高度概括，非常发人深省，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典情报理论。在《管子》看来，从“知形”到“知能”再到“知意”应该是一个逐级层进的境界追求，而“知意”应该是情报工作的终极追求。
很显然，《管子·地图》所提出的“知意”，可说是一语点破了情报活动的目标性或原则性的内容，充分体现出其对于情报产品质量的追求。在他们看来，只有完成了“知意”，一个完整的情报研判工作或整编工作才算是最终完成，才能对己方的战略决策起到作用。而那些“形”和“能”的内容，都属于相对低层次，即便被悉数掌握也未必能对战略决策起到实质性的帮助。
“知意”也对情报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求情报人员必须具备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情报分析能力，也要求情报人员具备一定的鉴别真伪的能力，一定不能被对手所制造的一些假象所迷惑。《管子》在另外一篇重要的情报学论著《八观》中，曾就情报人员的“观”之道做出了非常详细的示例。所谓“八观”，即从“耕耘”、“桑麻”、“车马衣服”、“台榭”、“习俗”、“左右”、“置法出令，临众用民”和“国本”等八个方面观察了解敌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做到对敌国情况了如指掌，从而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案，并一举战胜敌人。这些其实也是对所谓的“知形”作了详尽的阐释工作。《八观》同时告诉我们，一名出色的情报人员除了要学会“观”之外，还必须学会“计”和“量”，这和《管子·地图》“知意”的情报思想是极其吻合的。所谓“计”和“量”，正是实现从“知形”到“知能”再到“知意”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只有学会了“计”和“量”的情报人员才具备从“知形”到“知能”再到“知意”情报研判能力，才是一名合格的情报人员。
二、《管子》“知意”情报思想是对《孙子》的继承和发展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孙子》“庙算”的情报思想，便会不难发现，《管子》“知意”的情报思想其实是对《孙子》情报思想实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学术界一般认为，《管子》成书较《孙子》为晚有关《孙子》成书年代，笔者认为还是应当依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界定为春秋晚期。，二者同为齐兵学的典范作品，故此他们在情报思想上表现出某种趋同性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由于晚出，《管子》立足于《孙子》，对其情报理论做出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知意”的情报思想也很容易地可在《孙子》十三篇中找到其理论渊源。
我们知道，在六千言的《孙子》中，“知”字共出现七十余次，频率非常之高。根据清平津馆刊顾千里摹本《魏武帝注孙子》统计，其中“知”字共出现79次之多。其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无穷”《孙子·地形》。一句更是广泛流传的名言。研究古代情报理论的专家们经常引用这句名言，并据此指出中国古代所谓“情报”的范畴应包括“己”、“彼”、“天”和“地”这四项内容，即秉持所谓大情报观，以此来提醒今天的人们拓展其情报理论研究视野，尤其是正确理解“情报”二字应有之内涵。相比之下，《管子》则不止一次地明确强调“遍知天下”，从而将情报工作中的“知”的范围充分地放大，涵盖如“聚财”、“制器”乃至“风雨之行”和“飞鸟之举”等诸多内容。这种大情报观无疑就是完成了对《孙子》的继承和发展。
《孙子》虽重视“知”，但是还未能意识到情报活动过程中应当有“知能”和“知意”这样一个工作流程。熟悉《孙子》的人都知道，其十三篇更多强调的是“五事”、“七计”等。笔者认为，所谓“五事”、“七计”，连同“知己知彼”、“知天知地”，统统只能算作是“知形”。
《孙子》虽然已经意识到“庙算”对于情报研判和战略决策的重要作用，但对于情报研判工作未能如《管子》这般深入，尚未从深度上对“知”的内涵进行进一步的挖掘。考察《孙子》军事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孙子》在论述“诡道”之法时，曾极力主张“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孙子·计篇》。。但令人遗憾的是，《孙子》仅仅将其作为战法而提出，未能在情报思想上做进一步的思考，故此，《孙子》七十多个“知”字不曾与“能”和“用”发生密切联系。
可能正是《孙子》在“能”和“用”上的示伪，触动了《管子》作者对于情报辨伪工作的思考，才能从“知形”出发，进一步强调“知能”和“知意”，最终形成“知意”的情报理念。所以，《孙子》所谓“诡道之法”加上其“知己知彼”的情报思想，或许可视作《管子》“知意”情报思想的源头。正因为对手可能存在“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的“诡道”，所以《管子》才更强调情报人员必须要完成从“知形”到“知能”和“知意”的过程。
显然，较诸《孙子》，《管子》在情报理论体系建设上已经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孙子》的七十余个“知”字虽然包罗万象，但与《管子》相比，在思考深度上尚且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管子》的“遍知天下”加上“知形”、“知能”以及“知意”这四个“知”字，尤其是“知意”，立即使得《管子》情报思想显示出足够的广度和深度，是一套非常系统和堪称完美的古典情报理论。由“遍知天下”我们可以得知其“大情报观”的理念；由“知形”、“知能”和“知意”，我们可看出其执着于情报产品的品质以及对情报人员基本素质的强调。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个结论，《管子》关于情报理论的这些精彩论述，尤其是“知意”的情报思想，可视作是对《孙子》“先知”情报思想的发展和完善，为齐兵学的发展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
三、《管子》“知意”情报思想的启示意义
《管子》“遍知天下”和“知形”、“知能”、知意”的情报思想，尤其是“知意”的情报思想，对于今天的情报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管子》对于“知意”的终极追求，要求情报人员对所获得的基本情报信息必须要完成“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加工工作，以此来提高情报产品的质量。在情报活动中，情报人员经常会遇到对方“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的“示伪”，故此，情报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辨伪能力，通过去粗存精和去伪存真，来判断对方的真实意图，乃至必然和最终的企图，而不能轻率地将假情报报告给本部，从而给己方的战略决策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管子》“知意”的情报思想，要求情报人员必须认真分析手中所掌握的各种情报信息，并进而分析这些情报信息对于敌我双方可能产生的影响等。第一步就是基于敌方能力来分析敌我双方的能力对比。第二步就是基于这种能力对比，客观地分析双方能否构成作战，对手的作战意图，以及战争中可能出现的状况等。这其中，对敌方作战能力和作战意图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敌人的能力在某种作战条件下是提高还是下降，是否会对敌方指挥官的决心构成影响，乃至此种作战条件下敌方会暴露出什么样的弱点和不足等，都需要情报人员或情报机关进行及时的、科学的、客观的分析和判断，然后才向己方的战略决策部门报告。只有完成了“知意”的情报产品才是决策部门最需要的，也才能为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提供可资借鉴的信息。
《管子》“知意”的情报思想也能引发我们对于情报人员基本素质训练的相关思考。显然，具备一定的“知形”能力是对情报人员最起码的素质要求，但这显然不能满足作战所需。与“知形”能力相比较，我们应该更重视“知能”和“知意”的能力训练。《孙子·用间》曾明示了“以上智为间”的原则，而《管子》“知意”的情报思想对情报人员三种能力分出了高下，明确指出：“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放诸今天仍不过时。可以说，重视情报人员“知意”的能力训练，对于情报产品的质量而言，对于识别情报素材的感觉而言，或仅仅对于捕捉敌情的嗅觉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