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八观》所反映的情报思想，是《孙子兵法》情报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孙子兵法》在《计篇》中也提出了情报搜集分析的任务和要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五事”、“七计”。两相对照，可以发现《管子》的“八观”与《孙子兵法》的“五事”、“七计”有两个显著的不同。一是《孙子兵法》的“五事”、“七计”较为原则，而《管子》的“八观”则充实具体得多。对于每一项情报任务，《八观》均有较丰富的内容说明。不仅如此，它还对为什么要搜集这些情报作了具体论证。例如在“三观”中，情报搜集范围包括都邑和田野的相对面积大小，人口的数量，国家用于宫室台榭建设和用于粮仓建设的耗费，乃至官吏民众在车马衣饰上的侈俭情况，都纳入了情报搜集的视野。不仅如此，作者还进一步对搜集这些情报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他说：“夫国域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困仓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供其费。”这些都可以见出，比起《孙子兵法》的原则性说明来，《管子》的论述要丰富细致得多。另一个显著的区别是，孙子的“五事”（道、天、地、将、法）和“七计”（主、将、天地、法令、民众、士卒、赏罚）所讲的情报，主要是针对敌我双方用兵作战而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尚具有较多的纯军事情报色彩；而《管子》的“八观”则广泛涉及到经济、政治、社情诸方面的领域。比如同样讲“天地”，孙子讲的是用兵作战时影响部队行军、驻扎、布阵和攻守等军事行动的方面，属于时令、天气以及道路、地形等军事地理方面的情况，而《八观》则指水旱、山泽、耕耘、养殖、城乡布局、人口分布等情况，这就远远不只是纯军事意义上的情报了。《八观》认为：“以此八者观人主之国，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由此可见，《管子》的“知彼”，其内涵不仅比孙子的“五事”、“七计”更为丰富具体，而且也更为宏观。如果说“五事”、“七计”是军事家的情报观的话，那么，《八观》则是政治家的情报观。从这个意义上说，《管子》确实丰富并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情报思想。
三、《八观》所体现的军事情报分析和预测的方法论
细读《八观》全文，可以发现其中处处闪耀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文中无一句谈及天命鬼神，无一处依据主观臆测。它要求人们准确把握敌国的“饥饱”、“贫富”等情况，而这一切都是依据社会、人事的现实基础得出的；它要求人们努力预见敌国的“兴废”、“存亡”的可能性，而这一切也同样是依据敌国现实实行的内政外交政策以及朝野臣民的动向得出的。它的一切推断，都来自切实掌握的可靠事实，来自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情形的考查，来自经济实力的估算、政策法制的推行及其所产生的结果，来自国际上敌国与该国的力量对比、盟国与该国的亲疏程度，来自国内民众、士兵、大臣的拥戴和尽力程度。由于通过全方位的情报搜集和分析，因而所得出的“贫富”、“虚实”、“治乱”、“存亡”等种种结论都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所有这些，都是它的情报分析和预测的科学基础，也是我国古典情报思想优良传统的体现。
细读《八观》全文，我们不难看出它还使用了不少情报术语，例如“行”、“视”、“观”、“课”、“计”、“量”、“求”等。这些术语，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侦察类术语，如“行”（巡视）、“观”（观察）、“课”（考察），其中又有概括了解（如“行”）和深入了解之别（如“课”）。一类是分析类术语，如“计”、“量”，反映了根据已知现象进行计算和估量这一情报分析的过程。顺便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古典情报分析理论中，定性分析法谈得较多，定量分析法则谈得不多，这里的“计”和“量”却透露了古人的量化分析情形。例如“四观”中，作者指出，不仅要“课凶饥”、“观台榭”，而且要“计师役”（计算服兵役和服劳役的人数），“量国费”（估算国家的财政开支）。依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支持，作者认为，如果有十分之一的人去当兵，就要有十分之二的人为其提供军费和辅助劳役，实际上就有十分之三的人不务农，这样全国的粮食收成就要减产三分之一。这些都是量化分析的原始情形，而且是现代军事经济学中定量分析的最初萌芽。
细读《八观》全文，我们还可以发现，它不仅处处强调实地观察和调查研究，而且在八个情报侦察范畴里都始终如一的贯串着“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和归纳过程。它的目的是要得出“饥饱”、“存亡”等等结论，而它的入手处都是“田野”、“耕耘”、“敌与”（敌国和盟国）、“上意”（君主的意志），其间便始终存在一个分析、综合和推导的过程。以“一观”为例，需要搜集的情报资料包括：是否深耕细作，是否根据土壤性质进行合理种植，荒地和熟地各有多少，人口数和耕地数的关系，水旱情况，国君是否大力鼓励耕作。作者认为，掌握这些情报资料，就可以推导出这个国家的饥饱状况。显然，这里具有一个对情报资料进行加工整理、综合分析从而得出正确判断的过程。这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基本分析模式，今天来看仍然是合乎逻辑的，因而也是能令人信服的。
从《八观》所提出的情报侦察和搜集的八大任务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制约战争胜负的诸因素中，作者特别重视经济与战争的关系，因而把“军事经济情报”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是《八观》战略情报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作者把农业生产视为“国本”，可谓抓住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抓住了综合国力中最具决定性的根本因素和影响国家强弱与存亡的主要方面。在《权修》中，也有对这一思想的叙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这种观点，同样也是采用了层层递进、连锁推理和逐级追加的论证方式，从而强调了“粟”与“守”亦即经济基础与国家安全的重大关系。而《八观》提出的八大任务，更几乎无不同农业生产有关，也几乎都是从“耕”与“战”的关系来看问题的。例如在“四观”中，作者详细讨论了要以充分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农业，强调要保证足够的耕地，国费开支和自然资源的利用要“有度”，从军的人数要适当，这样才能使国家有足够的粮食来应付战争。如果做不到这些，就将导致“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则危亡随其后”的后果。所有这些，不仅反映了经济因素在其战略情报思想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说明在分析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时，作者切切实实地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八观》所提出的情报侦察和搜集的八大任务中，贯穿着一条情报分析和预测的思想线索，初步体现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分析综合的方法论。这些方法虽然还比较朴素，却是科学的，因为它不仅基本上合乎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这些方法既是当时军事斗争和情报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给今人以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