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年来固原出土的文物中，我们可更直接地可看到固原文化的多元与文明的多样。在在固原已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中，以新石器时代、春秋战国及北朝、隋唐时期的文物最为丰富，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动物纹样为主题的青铜文化和精美的北朝漆棺画、壁画、石刻、彩绘陶俑等艺术品，都有着鲜明的区域特点和民族特点。再如，闻名世界的须弥山石窟（别名圆光寺石窟），为我国著名的十大石窟之一和著名的佛教圣地，被誉为“宁夏敦煌”。这一石窟遗存集中反映了我国从北朝中期到隋唐以来各个朝代的佛教石刻艺术，既是丝绸之路北线的珍贵文化遗存，也是中外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
固原因其悠久历史、战略地位和独特文化之特征，使之在历代诗文特别是边塞诗词中有着比较集中的反映。从史料记载来看，除去《诗经·小雅·六月》较早提到固原之外，从汉至民国的2000多年间，历代有名有姓的诗人词客留下的有关固原的诗词就多达120多首。在这些诗词中，包容了古代民族、朝代、人物、地名、关隘、战争、风情、民俗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成为固原历史变迁的见证。在这些诗词中，著名的有汉乐府《上之回》、卢照邻的《陇山诗》、王维的《使至塞上》、王昌龄的《塞下曲》、谭嗣同的《六盘山转饷谣》、于右任的《固原道中》和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等等。这些诗词都以固原境内的人、事、物为描述对象，或抒情或写景或记事度。时至今日，固原还吸引着无数诗人和游客慕名前来访古探幽，以感受岁月的沧桑、历史的厚重。
四、厚土固原：回乡风情
固原是西北乃至全国回族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回族人口约占当地总人口的48%，其中泾源县回族人口约占全县人口的97%，海原、西吉两县的回族人口也占全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些回族人口在历史上是怎样生存和发展起来？他们有着怎样的心理状态？他们独特的文化习俗有着怎样的现代意义？他们的服饰文化具有怎样的美学价值？它强烈地吸引好奇的中外游客到这一厚土探求和感受，同样也深受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研究者所关注。
回回民族在西海固这片黄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历史始自元朝。地方史志研究者认为，早在北宋、西夏时回族先民就有可能入居固原。当然在那时，固原的回族先民是波斯、大食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外来民族，而非民族学意义上的回族。元代是西域回回人大量进入中国的时期，也是固原回族逐步形成的重要时期。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在两次西征时将许多中亚、西亚国及大食帝国统治下的穆斯林军队、工匠和平民征调到蒙古军中服劳役，并组成以蒙古人为主、穆斯林军士为辅的“西域亲军”随蒙古军南下。随着蒙元帝国一统中国，回回穆斯林遍及全国。
有元一代，回回民族聚居固原由一下来源：其一，成吉思汗于1226年伐西夏时曾来到固原并避暑于六盘山。蒙元汗皇在六盘山或避暑或驻跸，必有大批“探马赤军”驻扎六盘山，并有回回兵留守。这些人中必然有相当数量者屯聚牧养、娶妻生子，这就使固原回族人口增多。其二，忽必烈在1273年曾下令，“探马赤军”随处入社，与编民等。而当时在固原“入社”、“编民”后的“探马赤军”就地或务农或做工或经商，也使固原回族人口迅速增多。其三，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封第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并在六盘山麓开城设立王府，冬住长安，夏居开城。1278年，忙哥刺病死后，其子阿难答袭封安西王。据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史集》记载，忙哥剌所辖河西地面的居民大多数为“木速蛮”；而且据《多桑蒙古史》载，安西王阿难答幼时受一回回人抚养，后皈依回教，信之颇笃。在受封安西王后，便传布伊斯兰教于唐兀（原西夏）之地。所部士卒15万人，信奉伊斯兰教者居大半。这样看来，在当时的固原地区回回人数不会太少。一些研究者指出，固原回族中的铁姓、脱姓可能与蒙古铁木耳、脱脱不花有着一定的联系。今固原原州区杨郎乡有以铁姓为名的村庄——“铁家沟”，村内回族绝大部分姓铁。泾源县“上九社”、“下九社”等村名也很有可能与探马赤军“随出入社”、“与编民等”的军事编制“社”有着直接关系。
明清两朝，是固原回族人口持续增多的时期。自明初以来，不断有大批回回人被安置在固原一带。如明朝开国功臣之一沐英就是回族，因征战有功钦赐武延川（西吉县葫芦河）、撒都川草场6处，筑成沐家营。他们的后裔定居繁衍，后成为当地的望族。至明中后期，固原形成了不少回族村落，如海原县李旺、高崖的“五百户马家”、“九百户马家”、“红山墩马家”均系明代老户。再如距西吉县城东南14公里的硝河城，在明洪武年间有苏姓回族兄弟4人从南京迁来生息繁衍，渐成一方望族。现该县境内有回族苏姓数千户，绝大多数为其后裔，至今延袭族内不通婚姻的惯例。据史志研究者调查，固原现有的许多村庄很多是明代迁来的回族村庄，如海原县的李旺堡、脱烈堡、丁马堡等村庄；而西吉硝河清真寺、沐家营清真寺、兴隆清真寺和原州区的黄铎堡南城寺等大都建于明代。当然，明代固原回族迁居外省的也不少。如明洪武十四年（1381）回族将领沐英率军由西北攻取云南，一批固原回族从军南下落籍云南宣威、昭通及贵州威宁等地。今天，云南昭通回族中的杨姓至今自称祖籍固原黄铎堡乡羊堡（原名杨见堡），有人常来上坟。明代回族人口的增多，奠定了固原后来成为以回族为主体的民族区域的基础。
清代前期，固原回族仍有较大的发展，如康熙年间固原籍回族马雄曾任广西提督，创办柳州清真寺，对广西回族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固原籍回族人士中卓有建树的也为数不少。但自清中期后，固原回族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化，也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居住格局。乾隆四十六年（1781）苏四十三起义、乾隆四十八年（1783）田五起义等，都对固原回族产生了较大影响。特别在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以左宗棠为首的清政府在办理“善后”过程中，对固原乃至西北回民的大安插、大迁徙、重组合，从而形成了固原回族聚居格局。固原山区的川台河谷区便成为其理想移民区，左宗棠还亲自勘察，选中隆德、固原、平凉、西吉、华亭等州县交界地带来安插起义失败后的回族群众。如左宗棠看中化平川（泾源县）是一个理想的“安置降人之地”，故先后强制移去了近万名回民于这一地开荒种植。这样，固原回族人口再次在固原得以迅速增长，并使固原成为近代以来西北地区回族人口居住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清真寺是伊斯兰文化和回族文化的重要的载体，回族人走到那里，就会在那里修建清真寺。固原的清真寺大多历史悠久，其中属于明朝的有6座、清朝的有428座、民国的有615座，现平均每11.46平方公里就有一座清真寺。这些清真寺依地理条件、经济条件而修建，庄严肃穆、朴质壮丽，承载着穆斯林群众的希望与心愿，也集中体现了固原回族在宗教、历史、经济、教育、文化、艺术、建筑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其中以原州区黄铎堡乡南城村清真寺、海原清真大寺、西吉县硝河清真寺、泾源县北伍家清真寺等为代表的清真寺，在今天仍以其独特的民族色彩、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吸引着中外游客惊奇的目光，成为固原独特的人文景观。同时，固原也蕴藏着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使得其旅游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根据国家《旅游资源分类调查和评价》标准调查显示：固原自然资源有4个主类，11个亚类，24个基本类型，82个资源点；人文旅游资源有4个主类，9个亚类，37个基本类型，80个资源点。因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04-2010年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中就把固原境内的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亭、西吉县将台堡一、二方面军会师纪念碑、兴隆镇单家集红军长征遗址、泾源县老龙潭革命烈士纪念亭等确定为全国100个经典红色旅游景区。除此之外，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火石寨国家地质公园、海原大地震遗址、须弥山石窟等都是多姿多彩、不可多得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最为重要的是，固原境内许许多多回族聚居的乡镇与村落大都民风古朴、民俗浓郁，现存着很多珍贵的回族特有的传统民间生活风俗与生产、宗教等习俗。这些古老的民间习俗，是固原回族历史文化传统、共同心理、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也是伊斯兰文化、阿拉伯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在固原融合贯通的历史见证，更是回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成员了解回族人民的一扇重要窗口。对后者的重要性，《礼记·曲礼·上篇》曾指出，人们要学会“入竟（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从而增强了解、加强理解并达到相互尊重。要特别强调的是，2006年文化部组织有关专家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相关部门推荐申报的1315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进行审议。评审委员会在认真评审和科学认定后，共评选出518项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宁夏回族服饰、器乐与“山花儿”名列其中。宁夏的三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回族文化的三大表征。但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无论是回族传统服饰习俗及回族妇女刺绣等传统手工艺（即“针线”），还是回族民间器乐与特色鲜明、风格独特、乡土气息浓郁的“山花儿”，目前都面临濒危的状况，影响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特色文化建设。例如仅就回族“山花儿”而言，本在过去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浑厚的民俗文化内涵，但在今天能掌握多首曲目和风格的唱家已属凤毛麟角，以至于自然传承纽带难于自然维系。对此，区政府在《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施方案》中已提出了一些具体保护办法，但仍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并采取一些特殊方式来保护、传承。值得欣慰的是，固原地区的许多回族村庄因其与外界的相对“封闭”，回族传统服饰习俗、回族民间器乐（主要是被固原回族群众称为哇呜、咪咪、口弦等回族民间乐器，是汉唐以来流传的古乐器埙、羌笛、芦管、簧的流变和遗存，但经历史变迁、岁月流失，这些乐器在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已十分少见）和回族“山花儿”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传承。及时发掘、系统整理这些传统民间文化习俗，便成为民族学、民俗学的一项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