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协调统一是重要的客观法则
自然环境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不同的气候、地形和水源条件决定着人口规模、生产活动和社会组织，影响着人们的习俗、观念、心理等多个方面。中国南方地区气候温和、降雨较多，生长着喜水喜温的水稻，南方人也就以大米为主食。北方地区气候偏低、干旱少雨，生长着旱地作物小麦，北方人则以面粉为主食。青藏高原气候寒冷、植被稀疏，高寒草甸面积广阔，适宜放牧牛羊，藏族民众一日三餐离不开酥油、奶茶。这些生活习俗是人们顺应自然环境而形成的，是人们主动与自然和谐的行为。
长期遵从自然环境，人的肌体形成了对自然界变化的迅速的生理反应。自然界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当五颜六色照射进人的眼睛，人眼也对由不同波长所形成的不同颜色的光产生视觉反应，人体的生理和心理机能都因此发生微妙、神奇的变化。现代社会城乡居民装修房屋，用了赤、橙、黄等色的材料，人们看到后会感到温暖，因为那些颜色类似太阳和烈火；用了绿、蓝、紫等色的材料装饰，人们一看就会感到寒冷，因为那些颜色类似碧空和寒水。因而，艺术家将赤、橙、黄等色称为暖色，将绿、蓝、紫等色称为冷色。心理学家证明，冬天穿暖色调服装，能在心理上产生温暖的感觉，而夏天穿冷色衣服，易于引起凉爽之感。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大家都要追求高效益、高利润，因而，巧妙地发掘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变化法则，特别是懂得人必须主动与环境条件保持一致的原理，就会获得很好的投资回报。比如：开办一家餐厅，经验丰富的管理者会将墙壁用红色、黄色材料装饰，暖色使人热烈、兴奋，客人在这种气氛中就餐，食欲会高涨起来，吃得津津有味，营业利润自然就会增加。经营一家冷饮店，老练的管理者会将墙壁涂上绿色、蓝色，客人们在炎热的夏天一进门，就有清凉、爽快之感，他们会喜爱光顾这家店面，冷饮销售额自然也会上升。
第二节创建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动因
人类自原始社会至今一直在自然演变中进化成长，依靠自然资源，通过劳动创新求得生存发展，这是通贯古今的规律。历史实践证明，人类需要不断地以创新姿态与自然和谐共处，不能被动地受制于环境，也不可以自然征服者自居。在改革开放中，人们积极探索，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新局面。
一、创新是一切文明的初始动力
人类的生产生活与其他动物存活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类通过社会化的劳动创造了生活所需。人类探索发明，制造工具，告别愚昧，走出野蛮，进入了文明时代。
（一）人类依靠自然生存探索与工具创造
人类在原始社会自然条件异常严峻的情况下，在原始的狩猎采集中探索创造，发明和使用了石器、弓箭等工具。这些发明最初充满了偶然性，但是人类智慧与创新使得偶然性逐渐成为了系统性的生产活动。恩格斯深刻而细致地以手为例比较了工具制作的重要性，说明这是人与猿类的一种本质区别，他阐述说：“……即使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做几百种为任何猿手所模仿不了的动作。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原始社会的人类依然在整体上处于依靠大自然赐予才能生存的阶段，但制造和应用工具使得人类能够通过劳动获得生存资料。“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10页、第515页。]在那个人类被迫听命于自然统治的阶段内，盲目性和偶然性充斥于人类最初的生活、生产之中，不计其数的失败让人类饱受惨痛牺牲的苦难。然而，失败是成功之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通过创新工具与劳动发生着绝对被统治—摆脱统治的变化，当然，这个过程非常漫长，经历了500万年。
1.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分早期、中期和晚期，大体上分别相当于人类体质进化的能人和直立人阶段、早期智人阶段、晚期智人阶段。人类创造工具的目的是满足生存的需求，欲越高程度地实现各类需求，就越要不断地创新，形成物质文化的生产体系。在诸多生存需求中，食物的供给始终居于首要地位。旧石器时代，人们创造工具的能力极其低下，或者说仅表现为能够制造打制石器，因而，人们只能直接地从所处环境范围内的动植物界中获取生活资料。原野上的集体狩猎是人类最经常性的生产活动，牛、羊等野性动物以自然荒野上的青草为生，人们首先制造石箭镞、石斧等工具猎取它们，或者为了能及时获得肉类食物而驯服它们。于是，动物驯养的规模慢慢地扩大，最后，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生产体系畜牧业，这就是原始形态的游牧业。原始畜牧逐渐地成为了部落的重要生产行业，并且对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是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称谓的划时代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恩格斯对这种伟大的创新发展有过精辟的论述：“在亚洲，他们发现了可以驯服和在驯服后可以繁殖的动物。野生的雌水牛，需要去猎取；但已经驯服的牛，每年可生一头小牛，此外还可以挤奶。有些最先进的部落——雅利安人、闪米特人，也许还有图兰人——其主要的劳动部门起初就是驯养牲畜，只是到后来才是繁殖和看管牲畜。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83页。]
现代社会，生产工具制造水平与它们蕴含的科学技术含量已经很高了，但是，在中国北方内蒙古自治区的大草原、中国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宽广草原和西南部的西藏自治区内的广阔草原上，带有浓郁原始特色的草原游牧业依然活跃，人们还能从这种形态的畜牧业中总结一些经验，以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何天明：《北方草原游牧业经济的发展轨迹与基本经验——人类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伟大成就》，《阴山学刊》，2010年第2期。]。原因就在于，游牧业在很多方面适宜那些地方的草原环境。必须指出的是，畜牧逐水草的生产方式效益低下，因而必须予以深入的产业改革。总之，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形成的事实表明，适宜的生态环境有利于人类的创新与生产，而创新又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
2.新石器时代
自打制石器之后，工具创造进入了磨制石器时代，这个历史阶段也就被称为新石器时代。属于这个时代的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前）是中华民族史前发展的典型代表。当代考古学家通过对属于仰韶文化的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半坡遗址（距今6800～5300年）和临潼区姜寨遗址（距今约6700年）出土的孢粉分析后确定，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内地处于地质史上最年轻的地质时期即全新世（自11500年前至现在）的最好温暖期。气候的暖湿化造成了适宜的生态环境，这为原始农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社会人口因此有了较多增长。在考古遗存方面的表现是，仅陕西省关中地区就发现仰韶文化的遗址1162处[张宏彦：《黄河流域史前文化变化过程的环境考古学观察》，《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4期，第48～52页。]。
在古人类遗址中出土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生活、生产工具式样与数量都大幅度地超过旧石器时代，其中一些彩陶器皿式样较为别致，彩绘花纹中出现了鱼类、花草等艺术形象，创新与发明的因素很强。它们不但反映了古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某些认识，而且以现代人的视角来看都是较为优美的。
一般说来，当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持良性循环时，较好的气候降雨条件会使当地适宜性的动植物形成多样性繁盛种群。在这种环境状态下，人们创新所需要的外界条件较好，而成功的创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由此带来了更充分的生活资料，人类群体及其文化也就兴盛起来。
（二）合理利用环境条件与掠夺资源的错误
新石器时代结束了，表明人类告别了儿童时代，少了些蒙昧意识，进入了更快的成长阶段。作为标志人类本性的高级精神活动的自我意识不仅获得关于自身的知识，更是对自我之外的客观世界有更多的再认识。例如，更多地认识自身之外的自然环境，而且只有顺应自然规律，人类文明才能发展。
中国先祖对自然环境的正确认识，还有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的理解，在创造了文字之后，已经有一些记载，值得当代人学习。例如，西周时期，人们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有初步认识。有一个在经典文献中以文字记载的传说，周文王姬昌（公元前1152～公元前1056年）临终前曾告诫儿子周武王对大自然不要进行过度的开发，要按自然规律合理使用。他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麋不卵，以成鸟兽之长。”[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彚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周文王认识到，保护环境意义重大。据史料记载，周王朝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填井，毋伐树，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西汉）刘向撰，程翔译注：《说苑·指武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可以看到，西周时期保护水资源、森林和动物的法令是极为严厉的。后来的朝代也有一些名望很高的官员同样重视环境保护。管仲（约公元前723～公元前645年）曾任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的齐国宰相，他明确地表示：“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李山译注：《管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他还进一步指出：“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管子·八观》）[黎翔凤撰：《管子校注》（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61页。]先贤圣哲的智慧闪烁着光芒，可以照耀当代人的生产生活。
新石器时代之后，大约公元前4000～公元前1000年，人类制造和使用了金属生产工具，因而进入了金属文化时代。先是铜器时代，到了公元前2000年就进入铁器时代，能用铁制作犁了。金属生产工具的出现，尤其是铁犁被发明之后，传统农耕制度成了数千年封建社会的生产基础。考古研究表明，中国人工冶铁技术大约发明于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大量小型的冶铁炉已经在很多国家出现，牛耕技术也在春秋末期问世。古代先民创新技术方法，利用环境因素协助冶炼。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人们将炼铁炉建在山坡上，冶炼采用自然通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冶铁技术利用环境资源又得到创新。建武七年（公元31年），杜诗在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任太守职位，他经过研究实验后发明了“水排”，这是一种以水为动力铸造铁制农具的冶铁炉的鼓风机械。史书典籍《后汉书》精辟评价它“用力少而建功多，百姓便之”。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力鼓风机，比欧洲类似机械的制造早了1100年。由于这些创新技术出现了，使得“铁犁牛耕”在汉代得到广泛应用[冯刚、陆浩书：《中国古代“铁犁牛耕”方式的演变》，《中学历史教学研究》，2006年第1、2期。]。“铁犁牛耕”，这是先祖们利用环境因素去改造自然界的产物，是开创性的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标志。
农耕经济在人类史上持续了2000多年，这种耕作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不仅如此，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和地方，农耕经济也都是那里的经济制度的主体，甚至一直延续到今日。1765年，英国英格兰西北部的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织工兼木匠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1710～1778年）发明了“珍妮机（Jenny Machine）”，以此创新为标示，一系列生产机器相继被发明、制造出来，它们推动织布、动力、运输等行业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从而揭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英国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的序幕。在这个革命的进程中，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特别是创造工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机器大工业。当代社会使用的铁路、汽车、拖拉机等均是工业革命带来的产物，它们奠定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化基础。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在同自然界的交往中有了日益增强的主动性，逐步结束了靠天吃饭的历史，但是也产生了面对自然环境似乎无所不能的错觉，于是开始无视生态环境循环的内在规律，试图凌驾于自然界之上，无休止地掠夺，恣意蹂躏。人类创造的财富超过了有史以来所创造财富的若干万倍，但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也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资源越来越短缺，环境越来越恶化，由此造成地球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暴雨、山洪、飓风、干旱、沙漠化……不断地向人类袭来。温室效应和环境污染使得整个生态受到毁灭性破坏，据此衍生出千奇百怪的细菌、病症甚至瘟疫，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条件在某些方面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恶劣。早在1881年恩格斯就提出警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消除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19页。]人类既不是环境的奴隶，也不是自然的主人，必须同大自然相克相生，和谐共处。 需用提出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激励了创新发展，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与推动了国家的环境建设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