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约两个多月，同样的事再次发生，不过这次不是在家中，是在离萍乡约有五里处的丹江看到的。丹江是一个乡，离县城5里。那一天我在丹江一个亲戚家，正好碰上萍乡来飞机，因为感到离县城远，没有人去躲，听到飞机吼叫大家也不害怕，以为很安全。接着，看见四架飞机来回盘旋在天空，呼啸着从低空掠过。有人看着向远方呼喊：“飞机在县城那头天空中下蛋了。”乡下人伸长脖子往远处张望，每架飞机都在下蛋，一架接着一架低空掠过。远眺一个个小黑点似的炸弹跟在飞机身后掉下来，看到县城那边一片烟雾火光，炸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这边观看的人，惊讶得“啊！啊！”连声，一个个张口结舌地冲到田边，寻找空旷地好观望清楚。“还不躲开，等下炸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刚说完话的人还没走多远，真有架飞机直直地对着这边的人低飞掠来。等众人发觉是对着一群人来时，已投下两颗炸弹。“轰隆！”霹雳般两声爆响，地动山摇，田地里的泥土翻飞而起。有人飞起在半空中，是被炸到天上的。有人震翻在地，人事不知。待回神过来，只听到现场一片凄厉凌乱的哭喊声。小孩哇哇不停哭号，呼娘唤爷的。一个女人的身边躺着一个男人，被炸得脑袋开花，雪白的脑浆溅得四处都是。她呆在一旁，也不晓得害怕。恍惚中，她听到有人叫唤她名字，是姚生。她看清后，发觉他身后树上挂着人家的衣袖，她还在想怎么衣袖跑上树了，仔细一看才发觉竟是炸断的手臂。再回头一看人们聚集处，到处可见断肢伤躯。“你炸到了。”姚生呐呐地望着她。她没感觉。胸膛、颈子都是血。她伸手一摸，果然都是血，衣衫全都染成红色。但她不觉痛。勉强站起身来，也没异样。不断朝身上摸索，才省悟，不是自己身体流出来的血。她并没受伤，是炸开脑浆那人的血溅过来的。这老百姓死伤惨叫的情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对日本鬼子留下了深深的仇视和忿恨。
虽然从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的铁蹄蹂躏了祖国的白山黑水，中华民族蒙受了奇耻大辱，但只是限于在东北、华北等省，在萍乡还没有亲身体会到日本***的侵略，通过多次轰炸，老百姓是身有体会了。有时，老师在课堂上常常给学生们讲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经过，讲芦沟桥事变，还讲到东北的小孩不能读书上课的事。老师还专门讲了《精忠岳飞传》里的抗金故事，要同学们像岳飞抗金一样去消灭日本***。我记得有一次，老师还给我们讲中国的贫穷落后被外国人欺侮的事情。一次在讲到上海的“外滩”公园里居然贴出了“华人与狗不得人内”的告示时，老师悲愤难忍，不禁站在讲台上痛哭失声，学生们的心灵受到了强烈震撼。
从这几次轰炸后，我家不在萍乡住了，搬到了离萍乡有30多里的南坑。
大约是1945年的3月，也就是日本投降的前夕，日本鬼子兵来到了萍乡。来前，国民党第58军驻防在南坑，当时以为有国军，日本兵不会来的。这些国民党军队专门抢老百姓的东西，无恶不作，鸡鸭猪狗，抓着就杀，衣服财物，见着就抢，男人抓去当挑夫，妇女抓去就强奸，老百姓对他们痛恨已极。老百姓编顺口溜骂国军，“58军胆子小，见了鬼子赶快跑，对待民众本事大，抢了东西还抓挑”。到3月份，日本鬼子兵快来了，他们全跑了，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就是蒋介石的抗日队伍，我虽年小，但是亲眼所见。
有一天，日本鬼子兵真的来到了南坑。全村的人，中午回家吃饭时间，听说日本鬼子兵明天要来，又听有人回来说，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抢东西，大家都吓得不得了。下午，连活都没有心思做了，全村的人都在忙着埋东西。村里三十多岁以下、十五六岁以上的姑娘、媳妇，早就到远处亲戚家躲着去了。车湘村的女人不多了，可是，我表叔在外面没有回来，他爸爸又有病起不来床，我表婶抱着两个孩子，没有办法上山去躲。我们全家与许多人都成了逃难者，跑到村后的山里躲起来，在山上躲了一天一夜。日本鬼子兵只是过境，只住一天就走了，可就这一天，车湘村的许多房屋被烧了，东西抢光了，少数妇女抓着的被强奸了。等日本兵一走，老百姓咒骂的“刮民党”军队又来了。
我的师傅段菊花
离我家有半里路远的四眼桥住着一户人家，主人叫段菊花。名字听着好像女人名，实际上是一个男人，30余岁，个子不很高，长得胖乎乎的，混身是发达的肌肉。他是一个铁匠，也会武术，还是武术教头。在他的住处安装了一个打铁炉，一个打铁凳，他经常是站在炉前，右手紧握风箱拉手，双腿分开，前弓后箭，使劲地拉动着推动器，一进一退，吹得炉火通红。他手拿一把大铁钳，从火炉中夹出烧得通红透亮的铁块。他兄弟手挥大锤，他一手夹铁件，一手拿小锤，一先一后，敲打着铁块。不一会，那块铁便乖乖地变成一把锄头，一柄柴刀。然后往装满水的石缸里一扔，热气腾腾，水花翻滚，一件件成品就出来了。站在旁边的农民，喜笑地拿着产品，连连称赞师傅和手艺。有时，我也在旁，心中也特别为师傅手艺高而高兴。
之所以说他是我的师傅有这个来由。我家附近的车湘村大部分村名都姓黎。有十几个小孩，大都是我的表兄弟，有黎高林、黎建林、李树国等，他们想学武术，请了段菊花当师傅，每天晚上学两三个小时，我也参加了学武术，拜段为师。一共学了两个月左右。开始学站桩、蹲马步，一站一蹲几十分钟，累得两腿酸痛。练了一个多星期才学打拳，好像是南拳，一路有三十几个动作，一人练完后，有时两人对练。除此之外还学了一路棍术。经过学习，初步掌握一些要领。从此之后，段菊花就成了我真正的师傅。以后，逢年节都要拜见。我与他的关系越来越好。他对我说：“练武之人要讲武德，不能去行凶闹事.习武的目的是防身自卫。这一定要记牢。”后来他还单独教了我几手自卫防身动作。现在我还记得一个被别人从后面拦腰抱住的解脱动作。他说“：如有坏人从身后把你抱住，你要脱身，怎么办？只要用右腿后撤，插入对方后脚之间，身体同时向左转，然后两手互相紧握，用手肘的力量左扭右撞，顺势向后一压用身体压住坏人的手臂即可脱身。”这一招我过去用过，还很管用。由于有了这些基础，以后在军队中学步兵的擒拿格斗，在老年时学太极拳都有受益。但是，就是因为我学了这个武术，参军后在政审中还被怀疑是不是加人了青红帮组织，审查了几个月，最后还通过外调，找段菊花和当地乡政府证明，才弄清不是入了什么青红帮。这位师傅我一向对他很尊重，他不但是一个好铁匠，还是我的好师傅。
正是由于我小时常走路，有练习武术的基础，在军队中经过军事训练，青壮年时，经常上山下乡走路，又练太极拳等，加上思想开朗，心态平衡，我现在很庆幸自己有一副结实的身板。几十年来，风风雨雨，从浪尖到浪谷，几经折腾，饱受苦难和冤屈，若身体不好，恐怕早已命丧黄泉，所以在这时，我更忘不了我的师傅段菊花。
中学时代
在旧社会能读到中学，确实不易。1945年我小学毕业，1946年要读中学，乡里没有，只有县城才有中学。
南坑离萍乡县城有30多里，当我到县城得到萍乡私立鳌州中学录取通知书时，心里非常高兴，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回家中。父母和亲友听说我考取了初中，都为之振奋。当时，能考上中学在小小的山村被看作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那个时代躬耕垄亩的乡亲们眼里，考上县城的中学无异于相当前清时代考中秀才，被人称之为书生了。我考上了中学的消息马上要报到老祖宗家的大安里去，因为王家的祠堂在那里。我与父亲立即去了大安里。大安里王家祠堂名下的子孙，当时还没有一个中学生。王家祠堂为鼓励我读书，每年从祠堂的“积善金”中奖励我三担谷子作学费。当时读书每学期缴的是稻谷，我记不清楚了，大约一年的学费约四担谷，一担谷是一百斤，一担谷约合两块银元，也就是说一年的学费需8块银元，加上伙食费，一年需20块银元，所以，没有钱是读不起书的。
解放前的萍乡县只有两所中学，一座是公立的萍乡中学，一座是私立的鳖州中学。萍乡私立鳌州中学创建于1926年，1946年时鳌州中学分两部，即在两个地方办学。初中一年级在市内二部，当时地名叫萍乡市旧镇署，又叫道台衙门(即现在的市医院住院部地址)。初中二年级以上及高中部在萍乡北门外力行村(即青草冲)，离市区较远，是利用一个航空修理工厂的废址修建的学校。据了解，鳌州中学到1973年被命名为“萍乡市第三中学”，现在是一所市属完全重点学校，校址在市内跃进北路。
1946年到1948年，我在萍乡私立鳌州中学念初中。因为家住在南坑乡，平时是住校，每星期回家一次。都是星期六下午约同学一起走回家，到星期天下午走回萍乡市内的学校。从南坑至萍乡市有15千米，途经沙元、双丰、王坑、五坡下、丹江等地，现在通公共汽车，几十分钟即可到达。当时根本没有汽车，全部是走路，需走三个多小时。那几年的学校生活都是这样过来的。
私立鳌州中学的老师有的很有名气，像教数学的郭巩老师，教国文的李清明老师等，我觉得他们教得满好的。他们教学认真、踏实，关心同学，每个人专业都很棒。初中我最喜欢文科，特别喜欢地理、历史，什么几大洲几大洋，经度纬度，哪个国家的首都在哪儿，叫什么，有多少人口，这个国家盛产什么，她的周边是哪些国家等等，都是死记硬背的东西。中学所设置的课程都是基础科目，学好这些基础知识，对以后有极大的帮助。到了初三班里还与其他班联合组织了一个叫晨钟文艺社的团体，每周要写一些文章贴在墙上，又叫墙报，供大家看。
除此之外，我对数学也很感兴趣。课后及时地完成作业并进行预习，老师上课讲的内容一听就会，有时老师讲前面的我看后面的，有时老师未讲完课，我便把后边的练习都做完了。教数学的是郭巩老师，他30岁左右，头脑清晰，数学知识掌握得扎实，讲起课来速度快、内容深。上课程序是先讲一讲上节课同学们还未完全领会的地方以及做题容易出差错的地方，然后讲今天的内容，最后将写满题目的小黑板一挂，大家开始做题。看谁做得速度快，准确率高。我那时做题做出了兴趣，越做越想做，越做越快，越做准确率越高。我当时在班上学习是很用功的，学习成绩在班上较好，中考、期末考试都在90分以上，在班上可排在前五名。
学校教体育的孔老师给我印象也很深。记得那时上体育课，天只要一下雨，孔老师就给我们讲故事。故事大都是鬼神、武侠、聊斋之类内容。教室外边小雨淅沥沥地下着，天气不热不冷，听孔老师讲故事的同学们都入迷了，大家都陶醉在故事的情节里了，后来真有点走火入魔了。听了还想听，下课了还想让孔老师再接着讲。
我们当时最不喜欢的是训育老师，记得姓胡。讲课前要背诵孙中山的遗嘱，讲到蒋介石时，要我们起立，立正。他讲三民主义时总要把学生训一顿。经常说，现在国民革命已经成功，日本帝国主义已被打倒，大家的正事就是读书，不要管其他事，毕业之后要为国效力。如学生有不轨行为，都由训导处处罚。
1948年我初中毕业后，再次考上了鳌州中学的高中部。1949年上半年仍在该校读高中一年级，到7月份江西萍乡解放，我才结束了这一段难忘的中学生活，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