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年
季羡林老师原是我们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的系主任，虽说同在一个系，由于系主任很忙，我们有什么事也都是缅甸语教研室解决，很少直接去见系主任。只有在开全系大会时才能有机会见到他。且由于1955～1956年期间，系里很少开会，加上我生性怯弱，有事也不敢找领导诉说。所以，与季主任见面机会极少。后来，季老当了北京大学副校长，工作就更忙，见面的机会就更难得了。
时至今日，我在东语系也有半个多世纪了，真正与季老的见面也没几回。能说上几句话的机会更少。但是难得的几次见面却给我留下了永远难以忘却的记忆。
人生转折关头的见面
进东语系学习半年以后，由于家庭困难，我决定辍学，去找一份工作。一来可以自力更生，养活自己，二来主要也是为了帮助弟妹们能继续上学，资助家里度过经济困难。那一次是无可奈何之下，硬着头皮敲开了季主任办公室的门。季主任了解了我的困难后，十分关切地说：“国家现在需要翻译干部，你中途辍学，十分可惜。有困难我们可以想办法一起解决。”季主任的话透着对我的关怀和理解。他的关心，让我本来十分“坚定”的辍学决心，一下子犹豫了起来。是呀，我们这批学生本来都是服从祖国的需要，改变了自己原来的志愿，来到东语系的，今天遇到一些困难，就想打退堂鼓。国家的需要和个人的困难相比较下，孰大孰小显而易见。我懊悔当初考虑欠周。季主任随即跟我说，“你可以在学校里找一些临时工作（当时的“勤工俭学”一说还未普及），挣一些钱，解决你的困难。”接着，就打电话给当时的校工会职工业余学校校长董乃祥，询问有无可能帮助解决问题。后来，董校长给我找到了刻钢板的机会，帮助解决了一部分困难。后来的寒假和暑假里，我在学校里当小工，刨地、挑土、平整校园，将劳动所得的钱寄回家。虽然劳累，却解决了我的问题。
对于干什么工作，我没有挑拣过，也从来没觉得有高低贵贱之分。然而，我这一生走哪条道路却都是在季主任的热情帮助下，确定了下来。这事让我永远铭刻在心。我深知这并不是季老对我个人“情有独钟”，而是他博大情怀的自然表露。通过这事，我体会到了季老对祖国的事业忠心耿耿、对青年和人才的爱护备至和热诚支持。
科研道路上的指路明灯
季老的科研精神和丰硕成果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巨部译著《罗摩衍那》和许多文学的论文、语言的论文、文学比较的论著及精彩的散文和杂文都是最好的佐证。当1956年党和国家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东语系也响应号召，全系召开了大会，由季老亲自介绍进行科学研究的经验。他谈到了“博”与“约”，“博”与“专”的问题。指出搞科研要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博览群书”，“广收博揽”，同时也要像钉子一样，“锲而不舍”。还要耐得住冷清，“不怕坐冷板凳”。这一次的见面不仅给像我这样还未出“茅庐”的生手很大的启示，使我初步了解了搞科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并且在科研方面需要的素质、科学的方法以及科研所需要的精神等各方面都受到了有益的教育。在会上，季老还具体介绍了方法，要求平时善于积累，就像蜜蜂采蜜一样，通过辛勤的劳动积累资料，要学会记卡片，并且随时整理和利用。常言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倒不是“不听”，只是因为没学到家，这么多年来曾经吃过不少苦头。有些资料，看过后当时没有上劲摘录，后来在几十年中，耿耿于怀，想再去找那些资料，终究再也没有找到，留下了终生的遗憾。这些教训和追悔反过来让我更加加深了对那次见面的回忆。
东方语言的研究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中。首先是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很多人认为，大语种的研究很有价值，也有用，看的人也多。而像东语系的许多非通用语种（俗称“小语种”），诸如缅甸语、蒙古语、泰语、越南语等等，好多人认为研究价值不大，加上文字印刷的艰难，且不说写一篇科研文章困难重重，就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了出来，也很难有地方能发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些人怀着“甘坐冷板凳”的精神，非通用语种的研究就只能弃之角落，锁进抽屉。尤其在后来的改革开放时期，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一切“向钱看”的思潮中，没有一点点“耐得住冷清”的精神，很难抵挡得住“热浪”的冲击。我很庆幸，季老的精神让我们系不少搞语言研究的老师坚定了信心。这盏指路明灯必将永远引领着后来人向着语言研究的科学高峰攀登。
继往开来的长者风范
在那一段众所周知的“人妖”颠倒时代，季老的遭遇和心情在他的许多短文和散文集中早已有了精彩的描述。我曾在多次的批斗会上见到季老在那些造反派“英雄”们的拳打脚踢中受折磨。我也曾为他的不幸遭遇感到不解和悲痛，为他遭到身体的摧残感到愤愤。然而，让我钦佩的是，重见天日之后，他没有对那些被蒙蔽和误入歧途的人耿耿于怀，而是给了那些人自己认识错误的良好机会。
季老也是一位继往开来的学者，他不仅使语言研究的传统不致中断，更多的是在研究领域中引入了新的思想。如，有关“糖”的研究，将语言的研究引向了与文化交流结合的跨学科领域；在文学比较中，将研究的领域扩大到东西方文化接触、交流、碰撞、融合的大文化圈中；他还将“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精髓贯注到了文化研究和文化比较中来……这一切的一切都为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他在引领后人不断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参与变革和创新。他的继往开来的精神启迪了多少后来人勇往直前。
“开来”还体现在他对后来人的培育和鼓励上。在这方面，又有一次见面让我永远难忘。那是1989年的一天，季老给了我一本小册子，让我帮着校对一遍。我接过一看，原来是罗常培的专著《语言与文化》。我知道，罗常培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语言与文化》一书的篇幅虽然不大，不过180页左右，然而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语言也多。这是罗常培在到了云南这块他称之为“语言学的黄金地”后，在收集了贡山俅语，莲山摆彝语，茶山、朗速、山头、民家等语言后，他的治学道路从汉语研究发展到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开创性工作。我心里真有些忐忑不安。我能担当起这么重大的任务吗？这个任务我能完成好吗？但是，面对季老的信任和鼓励，我不能打退堂鼓。终于尽自己的努力完成了任务。季老出于对我的鼓励和信任，将此重任交给我，充分体现了他对后来人的信任。
袁家骅先生曾经说过：“莘田先生（罗常培先生）对于培养青年，鼓励后进，那是百分之百地坦率亲切，肯呕心沥血地加以指点的。”我想，这就是大家风范的相通之处吧。正是有了像他们这样的老一辈语言学大师的这种精神，使后来者增加了多少信心，获得了多少鼓励和帮助！对此，每一个后来人都会永志不忘的。
此地无声胜有声
我与季老最近一次见面是在颁奖大会上。那是在2002年5月16日。由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推荐，我的专著《缅甸语概论》荣获“北京大学2001年教学成果一等奖”和“2001年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高等教育）二等奖”。这是非通用语种语言类著作极为难得的获奖机会，也是学校和政府对我几十年来教学研究成果的肯定。学校为了借鉴和运用获奖成果的经验，进一步加强教学工作，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专门召开了表彰大会。季老正是坐在主席台上的颁奖领导。我上台领奖时正好与季老错开了一个人，只能跟他问候了一声，没有机会说上更多的话。然而，看到他那亲切的问候、慈祥的目光和笑容，我心里涌上许多话，但在当时却无法表达自己的对季老的感激之情。是他引我走上了这条人生的道路，是他给我人生和学术的指导，今天有了小小的成绩，他为我欣慰，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许多情景下，使我顿感许多时候“无声远远胜于有声”。
平时，许多单位和个人希望季老能为他们写些文章，还有许多人都想请季老为自己的著作作序，以求获得季老的肯定。季老很多时候是有求必应的。我也想经常走近他的身旁，聆听他的教诲，但是我不忍。我知道季老是一位“惜时如金”的学者，因此极少去打扰他。有人说季老对你不薄，为什么不常去拜访季老，真有些“忘恩负义”。但是，我宁肯背上这“黑锅”，也不愿去占用他那宝贵的时间。我知道，任何贵重礼物对季老来说都不会有太大的价值。只有在心底里对季老的敬仰和感恩才是无价的、永恒的。按照季老的希望，作出自己的努力，去攀登科学的顶峰，以自己的成绩报答季老的关怀，这才是对他的最好问候。我想季老不会不高兴的。这也算是“无声胜有声”的报答吧。
今天，当我们召开“季羡林与东方学学术研讨会”时，我们很多人写了很多文章来彰示季老在创建东方学的丰功伟绩。同时我想大家也不会忘记，季老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学风和大家风范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