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后的列宁，列宁墓，为权力开始争斗
1922年冬天，列宁生病。他开始做两件事：一是安排中央政治局和政府的人事；二是思考一些重大的、迫切的问题。从12月4日到12月底，他连续写信或口授电话，对政治局、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人事作出安排。这些安排显然是考虑到了党内已经出现的分歧和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与争斗。他想预防这些分歧的进一步扩大，尽力避免矛盾与争斗的激烈化。因此，在这种安排中，列宁强调了领导人之间的分工、协调、平衡和团结。12月23日，列宁在病情恶化的情况下，口授了给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提出要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变动”，要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他说，这样做了，“因某种不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性就愈小”。他还对现有的中央领导人作出了评价，尤其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作了详细的分析。他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究竟是实行对外贸易垄断，还是实行体现为关税政策的自由贸易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也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俄共（布）党内出现严重分歧。斯大林和布哈林在1922年10月都主张取消贸易垄断制，布哈林还就此给中央写过一封维护关税政策的信件。同月6日，在中央全会上作出了关于削弱对外贸易垄断的决定。托洛茨基支持继续执行垄断政策。1922年12月12日，他在写给列宁的信中说：“保持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制是一件绝对必要的事。”列宁在回信中要求托洛茨基代他在中央全会上为垄断制进行辩护。列宁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的立场十分坚决：“无论如何，我认为这一问题具有高度原则意义，如果得不到全会的同意，我将把问题提到代表大会上去。而在此之前向即将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俄共党团宣布目前的分歧。”他还对托洛茨基说：“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会给我们造成前所未有的危害，而反对的理由无非是指责办事机构不完善。而在我们这里办事机构不完善到处都很突出，由于办事机构不完善就取消垄断，岂不等于把小孩和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1922年12月13日，列宁口授给斯大林的电话，强烈指责关税政策，批评“布哈林关于关税政策的一切议论，实际上无非是使俄国工业完全失去保护，在一层薄薄的面纱的掩盖下改行自由贸易制”。他还指责布哈林保护投机商和“耐普曼”分子。而斯大林顺时应变，他在12月15日给中央委员们写信说：“我有责任声明，收回我两月前书面通知中央委员们的反对贸易垄断的意见。”
列宁由于重病不能亲自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所以他把捍卫垄断制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托洛茨基的身上，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成了结盟者。列宁对托洛茨基说：“万一我们的决定通不过，我们就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声明，并宣布将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那时请通知我，我也将寄去自己的声明。”当他得知，下一次中央全会有可能不讨论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时，他又给托洛茨基写信：“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有人担心这个问题会使我感到不安，甚至会使我的健康状况受到影响，我认为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拖而不决将使我们在一个根本问题上的政策完全稳定不下来，这就更会使我一万倍地感到不安。”1922年12月18日的中央全会还是撤销了十月全会的决定，承认了加强对外贸易垄断的必要性。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列宁还考虑了俄罗斯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国家机构的改革、文化教育问题和合作社问题，等等。其中考虑得比较多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过渡。列宁认为，这方面最关键的问题是工人阶级、苏维埃政权和农民的关系，因而强调了合作社的作用。他提出了“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个论断。但是，列宁也明确说明，合作社并不等于就是社会主义，合作社只是能使农民过渡到新制度的“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尽管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但“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
不过，列宁的这些思考都是病榻上的思考了，他已经离执政活动，离党的领导，离生活现实越来越远了。无论是对可能发生的党的分裂，还是对一些重大的决策，他都无回天之力了。当他于1924年1月21日，在莫斯科郊区的哥尔克村溘然长逝时，他也就把自己的权力，把那些没有详细解释、没有论证和实践的思考统统留给了他的后人，任凭他们去争执、争论和评说。列宁逝世后，中央政治局的组成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候补委员是加里宁、莫洛托夫和鲁祖塔克。掌握实权的组织局由斯大林、莫洛托夫、鲁祖塔克、捷尔任斯基、李可夫、托姆斯基组成。斯大林为总书记，书记处书记为莫洛托夫和鲁祖塔克。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为古比雪夫。加米涅夫兼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李可夫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托姆斯基为总工会主席。托洛茨基仍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事务人民委员。布哈林为《真理报》总编，从1924年起为《布尔什维克》杂志总编。捷尔任斯基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同时负责国家政治总局（1922年2月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为国家政治局，简称“格普乌”，1923年11月，再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简称“奥格布”）的工作。
列宁逝世后，1月25日，俄共（布）中央作出决定，要当时的著名建筑师休谢夫在红场上建造“列宁墓”。27日，木头的“列宁墓”建成，列宁遗体被迁放到这“陵墓”里供人瞻仰。1924年8月1日，列宁遗体经防腐处理后，“陵墓”重新开放，休谢夫奉命开始建造石头陵墓，以永远供奉列宁（红场上的“列宁墓”于1930年建成）。随后，斯大林在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情绪激昂的“宣誓”讲话，表示要永远忠于列宁，要永远执行列宁的遗嘱。从此，在苏联的土地上就开始了一个斯大林是列宁的最忠实的、唯一的继承人的时代，而在这种宣传和气氛中，列宁的一切：他的思想、纸片和遗体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列宁生前所预测并担心的党内高级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很快就显现了出来。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最近两年来，组织局、书记处和政治局实际上越过有关主管部门，甚至背着它们频繁地对一些问题，例如军事问题，作出决定（频繁裁减军队而不是考虑周到的有计划的裁减，这导致了极度的混乱及物资和粮食供应的开支急剧增加；在预算方面也有这样的现象，类似现象还出现在人员的任命上……）。”这时，国家机关实际上存在两套班子，就政权机构而言，有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并列，就经济机构而言，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分权。斯大林主张合并劳动国防委员会，保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由托洛茨基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托洛茨基主张精简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机构，反对设置过多的副主席职务和他们兼管多项工作。托洛茨基称斯大林的这种“兼管”安排是想设“保护人”，1923年1月15日，托洛茨基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这样写：“专门‘保护人’的角色只会造成责任的分散，在最需要最应该明确的部门中造成不明确和混乱。我们需要正常地实际地协调各经济主管部门的工作，根本不需要分别对其中的每个部门实行双层领导。”在列宁逝世前一天，托洛茨基又给全体中央委员写信，反对斯大林的“改组”，他写道：“所以，几乎每个人都做几项工作，而同一项工作又分给了好几个人去做。这样做的结果当然不是节省人力，相反是浪费人力。在我们这里，兼职通常在任何部门都没有好结果。”
二、销售危机，振兴军工，难忘的1924年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正在实践中悄然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刺激工业，尤其是大工业的发展，政府要求工业企业实行经济核算，计算利润。随着工厂和工业企业辛迪加的提高产品价格，流通渠道的工业品价格也猛涨。但是，农产品的价格却被压得很低。与此同时，国家积极推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政策，致使流转渠道大大缩减。1923年夏季开始出现“销售危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危机，即工业品的价格过高，而农产品的价格过低。这种危机在10月份达到高峰时期。农民因而不愿向政府出售自己的农产品，或者是储藏起来，或者是卖给私商。政府不得不采取了提高农产品价格、减轻农民的税务负担、扩大对农民的信贷、以更多的力量来发展轻工业、实行货币改革等措施来消除危机。在政府以极大的投资比例来发展大工业的情况下，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迟缓是个必然的产物。而“销售危机”并不完全是个价格危机，它是工农业恢复和发展上速度与比例失调，是生产、销售、劳动力安排等方面失控的综合表现。因此，在上述措施中，货币的改革成了消除“销售危机”的重要因素。1922年年底，发行“切尔文”卢布替换苏维埃纸币。一个切尔文卢布等于流通的苏维埃纸币10卢布，切尔文的含金值是7.74234克。随后又发行了铜币和银币，苏维埃纸币停止流通，这才抑制住通货膨胀。
但是，1924年是个旱灾严重的年份，其结果是农业大幅度减产，农民大量流入城市，工业随之萎缩，失业人数猛增。1924年1月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和5月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都对此作出反应，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必须排挤和消灭私人中间商。因之，排挤和消灭私商的措施逐步加强和扩大。直到1925年4月，俄共（布）中央全会才承认这种排挤和消灭私商的措施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于是决定实行“从去年的限制转到灵活的国家经济调整”的策略。但是，领导人从这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调整中得出的根本结论却是，必须加速发展大工业——以金属工业、机器制造工业为主的大工业。这时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捷尔任斯基就说得十分明白：“这意味着，工业和交通运输没有成为决定我国力量和实力的直接物质基础，因而，为我们全党所通过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工农结合问题的指示没有执行得了。”为了这个体现苏维埃国家的“力量和实力的直接的物质基础”——直接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就成了不可更改的顽强趋势，而新经济政策的转向就是必然的事了。1924年也是个好年份。这一年，苏联被一系列国家所承认。英国、意大利、奥地利、挪威、希腊、瑞典、丹麦、法国、中国、日本、阿尔巴尼亚等国先后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苏维埃国家面临着一个十分难得的和平建设的机遇，但是，一方面是国家领导人没有也不可能忘却逝去不久的和可能爆发的新战争，另一方面是，处于复员时期的军队和军事工业的领导人却始终从战争总有一天会爆发的立场考虑问题，他们对军队的大量复员持有异议，并不断向中央提出要增加军事拨款，要恢复和增强军事工业的意见与要求。军事工业总管理局局长伊万·斯米尔诺夫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1923年2月27日，他在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称苏维埃国家的军事工业处境艰难，说：“摆脱我国军事工业软弱无力状态的惟一出路，就是集中精力和资源立即振兴军事工业工厂，即以新的机床和设备取代破损的机床和设备，并积累资金用于生产动员需要规模的原料的生产。”因此，他建议在1923年度一定要生产出25万支步枪（预算价为8000万金卢布）。他的建议不仅被革命军事委员会接受，而且被扩大为31.2万支（预算价为9500万金卢布）。
1923年6月5日，斯米尔诺夫又写信坚持不能再裁减兵员，要求军队的兵员必须保持准备打仗的60万人，再少是绝对不行的。他还建议扩大军工生产：“就像战时的军队要保持60万红军士兵那样，62家军工工厂也是这种规模的保卫国家的工业核心。军事工业工厂要大幅度提高生产率，与此同时，应该组织和扩大其他的工厂来生产炮弹和炮车，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加快了空军和海军的兴建，为组织生产船只，决议采取了将彼得格勒的“波罗的海工厂”和“普梯洛夫造船厂”合并，将莫斯科和俄罗斯各地的工厂联合起来生产汽车、坦克和装甲车等措施。这时出现的汽车生产联合军工企业就有“措加斯”（国营汽车工厂中央管理局）、“波加尔斯”（彼得格勒国营汽车工厂联合体）、生产装甲车的“装甲工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