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火无情，全体馆员立即投入到抗洪救灾中去。我们先找出了问题的症结，疏通了下水道，然后在车库外筑起两道“堤坝”。一切能淘水扫水的工具都用上了。20多人奋战了五六个小时，才把地下室的水弄干净。虽说是夏天，但雨水还是很凉。馆员们在水里泡了这么长时间，很多人都感冒了。‘我这个从来不感冒的人也发了烧，好几天寝食不安，打不起精神。我想这除了身体的因素外，主要是思想上的压力所致。
水灾过后，我立即开始了展品的晾晒工作。几十箱的展品要打开，还要摊开来，其工作量可想而知。由于晾晒及时，总算挽救了大部分展品。我用它们搞了十几次展览。
外交官——危险的职业
记得有人曾著文说，外交官是＿个危险的职业。这不能不使我回想起在新西兰的一段经历。
1997年4月28日，半夜2点多钟，我正做着梦。突然，电话铃声急剧地响起来。我闭着眼拿起了听筒，只听见一个声音说：“使馆大门着火了，马上到大厅集合！”
由于一个具体的原因，我当时住在后楼。那天，我惟一的邻居可能出差去了其它城市。不知道是由于受惊还是深夜的寒气袭人，我的身子抖个不停，走路也摇摇晃晃。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我摸着几十个台阶来到使馆大门口。
这时，惠灵顿的消防车已经在灭火。大约半小时后，大火被扑灭。只见原来的大门已变成一个黑洞，钢化玻璃和钢制门框烧得扭曲变形，铸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字样的铜牌也面目全非。可以想象，要有多大的火力才能烧成这个模样！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那场大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全得归功于研究室的老祖。要不是他正在写东西，闻到已经窜到5楼的烟火味，那么在那座楼里的20多条人命将无一幸免。
此后的几天里，使馆一片混乱。一切对外办公都停止了，全馆人员昼夜轮流值班。懂外语的外交官安排在白天。那天，我正在值班，一名记者来了。说心里话，在此以前我对记者很有好感，因为我从电影电视上曾看到过一些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在战火中拍下了很多珍贵的镜头。但是这一天，可能因为心里不痛快，我不愿意搭理他。他问：“使馆大门是怎么起的火？”我说：“我们发现大门外的台阶上有液体的易燃物，这显然是故意纵火。”这个回答已经很明确了，但是这个记者还是死追着问：“为什么要放火？”我一听真是火不打一处来。我没好气地诘问他：“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请你去问你们的公安部门！”
那天一早，使馆大门被烧的照片已经登在惠灵顿的各大报纸上，但是这名记者还要照相。我劝告他不要照，但是他根本不听，啪啪啪地照个不停。我气急了，想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但一想到自己是一名外交官，也就强忍住了。
第二天一早，我的“尊容”出现在报纸上，我站在黑糊糊的门洞里向外摇手。有些记者就是这样一些无事生非的人。本来那天他没什么可报道了，但他不能空手而归。我突然发现我中了他的圈套。使馆明确要求任何人不准照相，在此情此景下，我若不劝告，就是没有完成任务。真是进退两难啊！
按国际惯例，一个主权国家的使馆应受到驻在国政府的保护，一旦受到损坏，驻在国应该赔偿，并应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后来听说，新西兰外交部只赔了几千新元。至于调查纵火犯，迟迟未果。直到10月我离馆时听说，新外交部答复说，有一个纵火的惯犯，经常在惠灵顿地区作案。中国使馆大门的一把大火可能也是此人点燃。
爱吃方便面的副总理
在我新西兰履任将要结束的时候，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要访问新西兰。我和全馆人员参加了接待。
1997年四五月间，在朱副总理访新前夕，新西兰得到内部消息称，素有“中国经济的铁碗人物”的朱镕基即将出任国务院总理。因此，新政府完全是按照接待总理的规格来接待朱副总理的。
国家领导人到访，使馆的忙乱可想而知。我馆只有正式馆员20人，加上夫人们也只有30来人，除去病号和出差的，能派上用场的寥寥无几。真恨不得每人长出三头六臂。
连我这个“业余司机”也当上了“开路先锋”，还得为代表团中的一位部长当翻译。我的任务就是在专机落地后立即“开路”，到朱副总理下榻的宾馆。沿路如发现堵车和其它情况立即向总指挥报告。不知那天的老天爷是吃错了什么药，在朱副总理下飞机的当口上，狂风大作，雷电交加。那风居然把警卫手中的雨伞的伞骨刮了个反向朝天。按中国的迷信说法，这是不祥的兆头，但是这次访问却非常成功。很多人说这阵“朱旋风”厉害得很。
这次访问最精彩的部分是朱副总理在惠灵顿的“蜂窝楼”——新西兰国会大厦发表的讲话。这篇讲话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同时欢迎新西兰的企业家去中国投资。朱风度翩翩，使在场的政要和各国使节倾倒。我正在全神贯注地听讲话，突然新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挤到我的身边。我们有过一面之交，我记得他好像在北欧的国家长驻过。他向我竖起大拇指，意思是朱的讲话很精彩；然后他又蹦出一句生硬的中国话：“你们这位爱吃方便面的副总理这次还吃方便面吗？”我当时一怔，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我猛然想起了1993年我去芬兰访问时听说的故事。说的是朱副总理访问芬兰时没有到使馆去吃饭，回宾馆后泡了一包方便面吃了就睡觉。想到这里，我回答道：“这次我们的使馆大门被你们的歹徒烧了，恐怕连一包方便面也吃不上了！”言罢，我们同时默默地一笑走开了。
在朱副总理短短两三天的访问中，我们的生活规律完全打乱了。我那时是临时的“王老五”，家里没人做饭，饿了泡一包方便面，或者嚼几块饼干；困了就在接待室的纸箱上趴一会。在代表团结束访问前，朱副总理在宾馆的一个大厅里接见了使馆全体工作人员。他说的几句话使我终身难忘。他说：“这次我来新西兰访问，正好使馆大门被烧，大厅在装修，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使馆全体人员在接待上搞得这样好，如果我们还挑剔，那我就是世界上最不讲道理的人了！”听到这里，我的眼睛模糊了，泪水涌了出来，流到两天没有修刮的胡子拉碴的脸上。
总理府——我们的邻居
沿着使馆门前的大街往左走，大约在二三百米的地方，有一座很大的用木板矮墙围成的院子。院子里有一片很大的停车场。从直对大门的甬道望去，只见一座很不起眼的房子。起初，我以为这不过是一位阔老的宅第，不料一看八字大开的大门旁挂着的小牌子上写着“总理府，非公莫入”。我不由得怔住了。原来我们和总理先生是“邻居”！
我惊奇的原因是，一个国家的总理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显得太普通了点，而且门口没有一岗一哨。
馆里的同仁们告诉我，新西兰全国只有两所公房：一所归总督使用，另一所则是我眼前的这个院子——总理府。这两位最大的大人物，任满或被撤去公职后就得打起铺盖走路。还有人说，如果起得早，还能撞见总理伯尔格出来跑步。我有早起的习惯，每天“清晨即起”，无需“洒扫庭院”，于是就沿着这条街散步，但从来没有见过总理。也许是总理大人公务太忙睡懒觉了。
后来，我从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说一名日本留学生作为总理府的客人在那里住了几个月。缘由是：总理的儿子曾去日本留学，住在这位同学的家里，现在这个学生作为对等交流来到新西兰，那当然也得住在同学家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总理夫人和“太子党”一号人物。
一天，我接到一封邀我参加葬礼的信，死者是新中友协的老会员。虽然他所在的城市——旺加努伊没有设立分会，但这位可敬的老人是个铁杆的中国朋友。他特别喜欢中国电影，不但自己看，还经常从使馆借片子给邻居们放映（新西兰外交部规定，外国使馆不准在公共场合放电影，私人借影片去放，外交部管不着）。所以，这位老人成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员。我查了一下他借的电影片子记录，上面有：《刘三姐》、《小兵张嘎》、《洪湖赤卫队》，还有《地道战》、《地雷战》等等。
我来新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参加了四五次葬礼。
当时，我还没有拿到驾驶执照，所以只好坐大巴去旺加努伊，住进了一家旅馆。第二天一早，我按时到了教堂。那里已经聚集了几百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于是，我就在人群中找“黄面孔”，终于发现一个个子不高的华人。我们很快像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他名叫“JOE”，我于是叫他为“周”先生。周告诉我，死者是总理夫人的亲伯父，难怪来了这么多人。然后他把我介绍给了总理夫人，夫人一看中国使馆来人显得很高兴。握过手后，她指着身边一个1．80米高的小伙子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想，这应该是那位日本孩子的同学。男孩子伸出手说：“非常感谢您的光临。”然后，总理夫人又把我介绍给她身后的一对老年夫妇。原来，他们是堂堂的总理先生的岳父岳母。那应该是“国丈”级的人物了！
这位总理的岳丈也是高高的个子，人很开朗活泼。我告诉他，中国使馆和总理府在同一条街上，我们是“好邻居”。老人说：“你回去后可以去‘吉姆’（伯尔格总理的小名）家里坐坐。”我说：“他当总理一定很忙，我不敢去打扰。”他说：“没关系，你只要提我的名字，他肯定能见你。”
我相信他不是在开玩笑。我也没有借他的“口谕”去拜会总理。不过，后来我还是进了一次总理府，还见到了总理本人。
那是1997年6月，朱镕基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新西兰。日程安排中有一项内容是去总理府进行私人性拜会。我作为“开路先锋”，开车拉着外交部的一位处长和朱副总理的秘书警卫去总理府“探路”。所谓的“探路”就是了解从哪个门进入，怎么进到会客室。
这时，院子里有一些警卫人员。他们一看是中国使馆的车子，连问都不问一声，就让我把车子开到了总理府的大门口。其实，只有总理和总理的客人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警察非常礼貌地对我说，把车子开下去，停在停车场。
我停好车走到总理府。刚进门，伯尔格以为朱副总理已经到门口，就走了出来。外交部的人告诉他，朱副总理一会就到。总理发现误会后不好再退回去，于是就和我们聊了起来。他给人的印象很平易近人，没有架子。
西方一些领导人，很平民化。1987年，我去瑞典访问，那是帕尔梅首相遇刺1周年的时候，但在遇刺地点仍有人们敬献的花束。如果他那天不是“光杆司令”去看电影，惨案也就不会发生。
在新西兰，下台的部长像普通老百姓一样。有一次，在一个画展的开幕式上，我见到了前总理朗伊。这位老先生在当总理期间，曾拨款资助了艾黎开办的山丹学校。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质问他，新西兰的教育也缺少经费，为什么要把钱给中国的学校。所以，我对他有很深的印象，想不到在这里看到了“庐山真面目”。朗伊中等身材，腆着一个“将军肚”，圆圆的脸上架着瓶底般厚的眼镜。由于太胖，他的两只眼睛简直成了一条缝。
朗伊先生和蔼可亲，一脸的微笑。我走过去，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国使馆的文化官员，我们原来还是老邻居。”他大笑起来，风趣地说：“甭提了，甭提了，那已是老掉了牙的老故事了！”
总督府
前英国的殖民地国家现在大多已独立，成为英联邦成员国。这些国家的元首是英国女王，女王在这些国家的代表是总督。新西兰就是如此。不过，这个总督与殖民地时代的总督有一定的区别。他（她）是由总理提名，再得到女王的批准和任命。总督的任期为5年。新西兰至今大约已有11任总督，其中有一位是女性，她就是凯瑟琳·蒂泽德（1990年11月～1996年5月）。她在担任总督之前曾是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的市长。记得有一次汉米尔顿市庆祝建城50周年，这位总督被邀，我有幸看到了她的翩翩舞姿。
总督就住在新西兰两套公房中的一套中。总督府处在惠灵顿一个很偏僻很不起眼的地方，我开车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记得我上任之初，有一次活动在总督府举行，要求着“BLACK TIE”装（带蝴蝶结的夜礼服）。这种礼服的衬衣很特殊，我曾去商店购买，但是由于我身材矮小，总挑不到合身的，所以只好找个借口婉谢这样难得的机会了。
1997年3月，“新西兰亚洲2000年基金会”举办首届“亚洲节”。“亚洲节”在奥克兰拉开帷幕，总理伯尔格还去那里主持了开幕式。当“亚洲节”在惠灵顿开幕时，基金会决定在总督府举行一个晚会。于是，我有机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了总督府。
我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可以说是“基金会”的老朋友了，所以我和黄大使都收到了晚会的请柬。当然，这次我是搭乘大使的专座“奔驰400”进的总督府。
这个总督府真是庭院深深，车子进大铁门后还开了五六百米。在朦胧的月色中，我看见院子里大树参天，草坪像一条黑色的地毯，花草的幽香一阵阵扑面而来。
我跟随着大使进入总督府。府里的装饰很气派，壁画和摆设十分讲究，墙上挂着历任总督的画像。大厅里摆着两把精雕细刻的镶金镀银的椅子。这无疑是总督的宝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