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看，研究和探讨一个历史人物的学术思想和历史成就，研究者往往只是将注意力放在人物的学术著作或传记、评论上，却疏于对其心理特征的研究。于是，也就影响了我们对历史人物成就和思想的认识和评价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个体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历史成就的创立与其所拥有的个性品质是密不可分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就其现实而言，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人与各种社会关系的错综复杂的联系产生了每一个个体内在的心理，而当这些心理活动程序化、概括化、自动化以后，就形成了个体的心理特征。接着个体就会用这样的特征来理解和反映周围客观事物，构建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思想体系；用这样的特征来支配行为，就奠定了个体的社会价值。因此，在研究历史人物的学术思想和历史成就时，自然不能疏忽了对其心理特质的研究。
梁漱溟的一生历经了清代、民国和新中国的建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动荡多变的历史时期。早年的梁漱溟在一片“打倒孔家店”、“学习西方文化”的呼声中，最终却扛起了儒家大旗，成为新儒学的开山人物。青年时期，他对“人生问题”冥思苦想、究元决疑，却不得其解，曾两度自杀，并一度想遁入佛门；对“中国问题”的思索，则表现出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济世气概，如此等等。在如此复杂的社会态势下，究竟塑造了梁漱溟怎样的人格特质？这些特质又是如何表现于外在言行的？
笔者试图在总结国内目前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梁漱溟的人格特质着手，获得对先生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同时对成就其学术思想，特别是心理学思想的人格成因进行更深层面上的阐释。
以心理传记研究取向（sycho biographical approach）尝试去探究梁漱溟这个时代人物的人格及其形成与发展，以及与历史事件的关系，是具有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的。目前，我们能在文献中检索到的关于梁漱溟人格特质研究性文章只有三篇，即韦政通的《梁漱溟人格特质与生命动力》、郑剑虹的《从心理学层面研究梁漱溟的基本设想》和《梁漱溟人格的初步研究》。当然，还有一些有关梁漱溟人格特征成因的研究散见于各种对梁漱溟思想研究的著述中。笔者通过对梁漱溟人格特质研究的文献、梁漱溟自传及其文献，力图对他的心理特征予以全面而深刻的揭示，以服务于对梁漱溟心理学思想更深层次上的理解。
对个人历史及生命史（life history）的研究是人格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心理传记学或心理历史学研究在西方十分普遍，但绝大部分都是定性研究。心理传记是对历史人物的一种心理史研究，最早源于弗洛伊德对达·芬奇的心理分析。当然弗洛伊德的初始目的并非是为了研究历史人物，而是验证和推广他的精神分析理论。
郑剑虹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从意识与潜意识两个层面来刻画梁漱溟的人格及其形成与发展。他采用的主要方法可分两个维度，第一维度是运用黄希庭等人的562个人格形容词，并对照《同义词词林》（梅家驹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进行缩减，形成一份有248个人格形容词的检测表，该表采用7点评分法；然后，请12名中文系大学生阅读完自编的《梁漱溟传》后，发给人格形容词检测表，要求对每个人格形容词作与梁漱溟人格符合程度的判断并打分。采用肯德尔（Kendall）和谐系数求评分者信度。对248个人格形容词按每名被试都打5分及以上（即回答稍符合、比较符合、完全符合）的原则进行抽取，对抽取出来的人格形容词的数据采用sPSS软件包进行主成分因素分析，最终概括出梁漱溟的人格特质。
第二维度是用心理传记学分析，采用定性研究法根据梁漱溟的书信、日记、自述等自传性材料及其他传记文献分析梁氏人格的形成及其发展，并剖析梁氏潜意识层面的人格特征。韦政通则完全通过文献法，分析和透视了梁漱溟的人格特质。他分析并得出梁漱溟的人格特质是主观很强，充满自信；坦率、认真、有骨气；经世济民的情怀；利害荣辱淡然处之；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尽管郑剑虹和韦政通两位先生的研究方法不尽相同，研究手段也并不一致，但是研究结论却惊人的相似。自信、坦率、自律、认真、责任感等是梁漱溟主要人格特质，而这些人格特质在梁漱溟的心理生活中是如何形成、发展的呢？在潜意识层面，梁氏还有哪些人格特质呢？下面我们将对先生的人格特质给予严肃而认真的分析和总结，并期望我们能据此对其关于“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思考有着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
一、自尊自信，率直执拗
众所周知，儿童早期经验对其后来的人格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特殊或有利的家庭地位”包含两个条件：该儿童的心理角色及待遇的地位，家庭的社会地位及其对儿童成就所承担的主要义务（Albert，1980）。那么，梁漱溟早期的家庭地位究竟是如何对其未来的自尊和成功潜力，乃至自我中心意识产生极大影响的呢？
在早年梁漱溟那充满着封建礼教的家庭秩序中，子女受到呵斥、体罚，乃至所谓家法处置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梁漱溟却不曾感受这种家教的严厉。他回忆说：“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很少之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的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梁漱溟幼年体弱多病，是一个“瘠弱而又呆笨的孩子”。五六岁时常常感到头晕目眩，一旦发病，就坐立不稳，必须立即躺下，才会感到好受一些。梁漱溟因从小体弱多病而倍受父母疼爱，但这种疼爱并非溺爱。父亲梁济意识到儿子的天赋、潜力及在性情脾气、思想上与己酷似，就为梁漱溟提供了一种“催人上进的环境与教育”，着力使之有所成就。
梁漱溟自信的形成，与其早年宽松的家庭气氛密不可分。
这种环境使得他少年时就一心超越世俗，具有了一种“高傲神情”。他认为：“这里面固含蓄得一点正大之气，和一点刚强之气”，“我自省我终身受用者，似乎在此”。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梁济对期望梁漱溟有所成就的拳拳之心：梁漱溟十七八岁，不愿有室，时其兄已结婚十年而无子，其母久病，自知不起，挽漱溟手而泣，开喻叮咛，梁济却旁坐无语。第二天以书示漱溟：“汝母昨日之教，以哀语私情，堕吾儿之志失于柔纤委靡，大非吾意。汝既不愿有室，且从后议。”弗洛伊德非常重视家庭地位对一个人性格的影响。他说：“一个人若曾是其母的毋庸置疑的宠儿，那他会终生保持着胜利者的情感，这种成功的信心常常导致成功。”梁漱溟在家庭中所处的这种“特殊地位”无疑是其自信、自尊等人格形成的重要方面。客体关系理论（bject relations theoly）认为父母与孩子的良好关系有利于儿童形成健康的自我。这种健康的自我涉及到一个清晰的独立感和个性感的发展、一个合理稳定的自尊感以及对成就的自豪感。早期梁氏与双亲的关系可以从其父母对他的态度以及教育方式上窥见一斑。梁漱溟在《先父所给予我的帮助》一文中说：“我很奇怪，在几十年前那样礼教空气中，为父亲的对儿子能毫不干涉，除了先父之外，我没有看见旁人的父亲对他的儿子能这样的信任或放任。”梁漱溟从父亲那里得到的追求自由的教育和支持，使他学会了如何行为自主，从而逐步形成了一种自律性与自豪感，以及终生为“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之解决而奋斗的勇气。
梁漱溟这方面的人格特质，在文献分析中还可以从他的自我表述和朋友印象两个方面来看。1988年，先生在辞世前几个月，在被人问道“在风云变幻面前，如何保持平静安宁的心态##时回答说：“我的人生态度一向如此——毁誉不动真气，因为自身充满了自信。”1942年，梁漱溟更有在心理学上惊人的“自傲##之语，能为孔孟之学“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做。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正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做”。此时的先生年已花甲，为何尚存“少年轻狂”，究其实质，当然是高深的学问和自信的个性使然。美籍学者艾恺（Guys．Aitto）直言不讳地写道：“梁漱溟的自大和他的愿望一起使得他富有创造精神，也使他固执己见，这形成了他一生中另一个性格特征——倾向鲜明。”梁漱溟的创造精神自不待言，可他的自大自傲也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在《寄宽恕两儿》的信中直露地说道：“今后之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艾恺称其有自我中心倾向（Ego—centism），妄自尊大，表现为心理病态。
在与梁漱溟有过交游的友人中，千家驹和黄炎培对先生性格的评说最为经典。根据千家驹回忆，1936年，梁漱溟到南京向他讨教中国农村出路问题，“我发现梁先生的主观很强，自信力很深……同他辩论，结果只是徒劳，而且他的自信心是惊人的”。黄炎培先生则更是对梁漱溟以“意、必、固、我，四字俱存”说明人格的核心。
二、性情坦率，心存傲骨
梁漱溟在《我的努力与反思》中，对自己一生延绵不绝的思想，及其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多变的人生之路都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正是出于他的率直与坦诚，梁漱溟经由文字记录下来的失落与转折、悔悟与省思，以及人生的曲曲折折、起起落落，都记载得那样平实而清晰。“乍看起来，一若忽彼忽此，率尔行动者，而不知沉思熟虑是吾生性，其审决于衷者固非外人想象所及也。”
梁先生曾告诉问者：“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自己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八个字的箴言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谁想要了解他，就必须先把握这个重点。（2）在梁济的子女中，“使他最感得意的儿子漱溟的为人真挚，做事认真”，从青年时期便已显露的人格特质，在后来的乡建运动及现实漩涡中，始终保持不变。
1917年，梁漱溟应邀入北京大学任教，当时文科教授有所谓“新青年”派。而先生在应聘之前就向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表达了自己决不苟同的见解：“我此番到北大，实怀抱一种意志、一种愿望，即是为孔子为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其性情之直率足可窥见。
梁漱溟还不仅仅是个单纯的直率之人，其血气或者说是傲骨在先生一生的坎坷中总有显现。1920年，在蔡元培校长赴欧考察的饯行宴会上，人们期待蔡先生能将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介绍给西方，同时也能将西方文化的先进一面带回中国。正当大家为此提议热烈地讨论之际，梁漱溟却直抒胸怀，提出质问：“诸先生今日说话，似颇耐听，但不知东方文化中有什么可以介绍给西方去？诸先生如不能确实言之，则今日一席话，实有类似于普通饯行之客套语，甚少意义与价值。”先生的此番言论，也是他率直和坦诚的写真。
1921年，胡适对梁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批评“深深地激怒了梁漱溟”，梁回答胡的演讲“几乎从前到后都以愤怒的心情、嘲弄的语言指责胡适没有认真研究原著而信口诬人”。对于1953年毛泽东的那次严厉批判，梁漱溟采取的不是检讨、沉默，而是申辩、争执及至最终被轰下台。以后的历次批判或批斗，梁漱溟场场奉陪，及至最后喊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对批判作了否定性回答。即使是其妻批评他夸大与执拗，他虽无法否认，但仍认为“这是从我的长处而来的流弊”。
先生很少笑，甚至很少微笑，也从不开玩笑。他给人的印象通常是：“大大的光头，像钢一样深邃宁静的眼睛，倔强不屈的嘴唇，低沉而坚定的声音，所有这一切塑造出了一个安静的、沉着有力的形象。一些敬佩他的人回忆道：他那由于沉静而发出圣洁光辉风采使人感到仿佛置身于‘一尊菩萨像’前。另一个人写道，梁漱溟‘是那样的令人敬畏，以至他的学生在他面前难以顺畅地说话。”’
在梁漱溟曲折的一生中，他几乎经历了20世纪中国所有的主要事件和运动，内心世界对社会生活的诸多矛盾都有着深刻的省思，这也是符合他的自述的。作为一个喜欢对身边的事情产生“问题”，然后在内心追问好思的人，梁漱溟对自己的评价自然有着不可避免的自傲感，有着一定的自我中心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