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
我在加州大学伦理学班上初次读到希腊哲学家的著作时，我开始学得中国古代思想家始终囿于道德范围之内，希腊哲学家则有敏锐深刻的理智。后来我读了更多有关希腊生活和文化的书籍以后，更使我深信古代中国思想和古希腊思想之间的确存在着这种鲜明的对照，同时我相信就是东西文化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也许过于武断，但是据我后来的经验来说，我并未发现有予以修正的必要，而且我至今仍如此深信不疑。
我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曾不断努力使国人了解发展理智的重要，无论是上课或写作，我总是经常提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名字，以致若干上海小报讥讽我是“满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人”。我发现并没有多少人听我这一套，结果只好自认失败而放弃了这项工作，同时改变策略而鼓吹自然科学的研究。事实上这是一种先后倒置的办法，我不再坚持让大家先去看看源头，反而引大家先去看看水流。他们看到水流以后，自然而然会探本穷源。
有人曾经请教一位著名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中国未曾发展自然科学。他提出四个理由：第一，中国学者相信阴阳是宇宙中相辅相成的两大原则；第二，他们相信金、木、水、火、土五行是构成宇宙的五大要素，并把这种对物质世界的分析应用到人类生活以及医药方面；第三，中国人的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这是精确计算的大敌；第四，中国学者不肯用手，鄙夷体力劳动。
这些很可能都是自然科学发展的障碍，但是即使没有这些障碍，我也不相信自然科学就能发展起来，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是实用。我在美国时常常发现，如果有人拿东西给美国人看，他们多半会说：“这很有趣呀！”碰到同样情形时，中国人的反应却多半是：“这有什么用处？”这真是中国俗语所谓的“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心理状态的不同，所表现的兴趣也就不同了。我们中国对一种东西的用途，比对这种东西的本身更感兴趣。
中国思想对一切事物的观察都以这些事物对人的关系为基础，看它们有无道德上的应用价值，有无艺术价值，是否富于诗意，是否切合实用。古希腊的科学思想源于埃及与巴比伦。巴比伦的天文学和埃及的几何学与中国的天文学，数学一样，都以实际应用为目的。但是希腊学者具有重理知的特性，他们概括并简化各种科学原则，希望由此求出这些科学的通理。这种追求通理韵过程为天然律的发现铺平了道路。
对希腊人而言，一共有两个世界：即官觉世界与理性世界。官觉有时会弄玄虚，所以哲学家不能信赖他官觉的印象，而必须发展他的理性。柏拉图坚主研究几何学，并不是为了几何学的实际用途，而是想发展思想的抽象力，并训练心智以使能正确而活泼地思考。柏拉图把思想的抽象力和正确的思考能力应用在伦理与政治上，结果奠定了西方社会哲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把它们应用在研究具体事物的真实性上，结果奠定了物质科学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相信由官觉所得知识的真实性。他并有惊人的分析的理智力，他的这种理智力几乎在任何学问上都留有痕迹。他认为正确的知识不但需要正确地运用理性，同时也牵涉到官觉的正确运用；科学的进步则同时仰赖推理能力和观察能力的发展。亚里士多德从应用数学演绎出若干通则，研究与探讨这些原则是一种心智的锻炼，他便由此训练出一种有力而深刻的理智力。凭着这种训练有素的理智力以及官觉的正确运用，他创造了一套成为现代科学基础的知识系统，使西方思想系统化的逻辑和知识理论也同是这种理智锻炼的产物。
中国思想集中于伦理关系的发展上。我们之对天然律发生兴趣，只是因为它们有时可以作为行为的准则。四书之一的《大学》曾经提出一套知识系统，告诉我们应该先从格物着手，然后才能致知。知识是心智发展的动力。
到此为止，我们所谈的还是属于知识方面的。讨论再进一步以后，道德的意味就加强了。心智发展是修身的一部分，修身财是齐家的基础。齐家而后方能治国，国治而后方能平天下。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恰恰形成一个完整的、非常实际的、道德上的理想体系。在中国人看起来，世界和平绝非梦想，而是实际的道德体系。因为国家的安定必然是与国际和平密切关联的。离开此目标的任何知识都是次要的或无关痛痒的。
在这种学问态度之下，查问地球究竟绕日而行，抑或太阳绕地球而运行，原是无关痛痒的事。
再说，我们何苦为沸水的膨胀力而伤脑筋？瓦特实在太傻了！我们中国人倒是对沸水的嘶嘶声更感兴趣，因为这种声音可以使我们联想到煮茗待客的情调。
那该多么富于诗意。
苹果落地是自然的道理。中国人可以在这件事情中找出道德意义。他们会说，一样东西成熟了自然就掉下来。因此，你如果好好地做一件事情，自然就会得到应有的结果，为此多伤脑筋毫无好处。如果你家花园里的苹果不是往地下落，而是往天上飞，那倒可能使中国人惴惴不安，认为老百姓即将遭逢劫难。
彗星出现，或者其他习见情形失常，中国人就是如此解释的。只有牛顿这种人才会从苹果落地想到地心吸力上面去。
我一度鼓吹发展理智，结果徒劳无功，原因不言而喻。这些古希腊人物和他们的学说对中国有什么用？在我们中国人的眼光里，自然科学的价值只是因为它们能够产生实际的用途。希腊哲学家离现代自然科学太远了，他们还有些什么实际用途呢？我们中国人对科学的用途是欣赏的，但是对为科学而科学的观念却不愿领教。中国学者的座右铭就是“学以致用”。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中国未能发展纯粹科学是毫不足奇的，因为纯粹科学是知识兴趣的表现，而非实际应用的产物。我们曾经建造长城和运河，也曾建设伟大的水利工程，我国建筑式样的宏丽，我们的宫殿和庙宇，都曾获得举世人士的激赏。这些工程足与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成就相提并论，但是它们并不是从纯粹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它们无论如何伟大，也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直到现代工程技术输入以后，才见转机。如果没有纯粹科学，现代工程科学根本无法达到目前的巅峰状态。中国人所发明的指南针和火药曾使全世界普受其利，但是发现火药爆炸的膨胀原理，把这原理应用于沸水，并进而发明蒸汽机的，结果还是西洋人。
在中国，发明通常止于直接的实际用途。我们不像希腊人那样肯在原理原则上探讨，也不像现代欧洲人那样设法从个别的发现中归纳出普遍的定律。现代欧洲人的这种习性是从古希腊继承来的，不过较诸希腊时代更进步而已。中国人一旦达到一件新发明的实用目的，就会马上止步不前，因此中国科学的发展是孤立无援的，也没有科学思想作为导向的明灯。科学发展在中国停滞不进，就是因为我们太重实际。
我并不是说中国人不根据逻辑思考，而是说我们国人的思想没有受到精密的系统的训练。这缺点已经反映在中国哲学、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以及日常生活之中。世界其余各地的人民普遍享受现代科学的光明和工业社会的福利以后，这种缺点在中国已经更见显著。
除了重实际之外，我们中国人还充满着强烈的道德观念j也可以说正因为我们注意道德，我们才重实际。因为道德系指行为而言，行为则必然要凭实际结果来判断。希腊人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方面曾有离奇的幻想和推测，但是我们对行为却不可能有同样的幻想和推测。
有时候我们也可能闯出重实际、重道德的思想常规，但是我们一旦发觉离开伦理范围太远时，我们马上就会收回心灵的触角。宋代的朱子就曾有一次超越过道德的范围。他从山顶上发现的贝壳而推断到山脉的成因。他认为山势的起伏显示千万年以前的山脉一定是一种流体，山顶上的贝壳正可以证明，目前的山峰一度曾是深渊之底。至于这种流体何时凝结为山脉，以及海底如何突出水面而成高峰等等问题，他却无法解答了。他的推断也就到此为止，深恐冒险前进要栽筋斗。在朱子之前以及朱子之后都曾有过同样的观察自然的例子，但是中国思想家在理论方面的探讨一向是谨慎的，唯恐远离伦理关系的范围。
中国人当然不是缺乏理知的民族，但是他们的理知活动却局限于道德与实用的范围。他们像蚕一样作茧自缚，自立知识活动的界限。他们深爱自己的道德之茧，而且安居不出。中国人的生活就是一种乐天知命的生活。中国哲学的目标是安定。求进步？算了吧一一进步势将招致对现状的不满，不满现状则会破坏安定。中国人很满意现实世界，从来不想对大自然作深入的探讨。中国未曾发展自然科学，只是因为她根本无意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