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些谬误和错觉并不排斥如下一点：重商主义者从正确的角度观察了许多问题，例如，如何把大部分居民吸引到资本主义生产中来，就是他们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样做（在支付最低限度工资的同时）能够增加利润量和增进资本积累。重商主义者对弹性货币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赋予了很大意义。晚期重商主义者在其经济纲领中寄希望于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同时，也越来越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过分的、多余的干预，这一点在英国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英国，重商主义者所代表的是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和有经验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只要求国家一般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托马斯·曼强烈地反对硬性控制贵金属出口。他写道，正像农民需要种子和土地以便日后获得收成一样，商人也必须把货币携往国外购买外国商品，以便日后出卖更多的商品，并以增加的货币为国谋取利益。
无论在经济理论上还是在经济政策倾向上，重商主义都不是那么单纯的。它们反映了正在成长中的与封建主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利益。就这一点来说，重商主义在当时是进步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中起到了作用。但是，封建专制国家和贵族在反对新兴的、进步的和自由力量的斗争中，也利用了重商主义的方法，部分地利用了重商主义的理论。路易十四和柯尔倍尔扶植工场手工业不仅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而且也是为了巩固王权，保障皇族挥霍的开支。德国的重商主义者是专制政府的忠实奴仆，它教导人民要绝对服从王权。
重商主义和现时代重商主义作为经济理论的一个流派在18世纪末从舞台上消失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原理更符合产业革命的条件，这些原理的优势地位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表现得最为充分。
这一点反映在经济政策上，就表现为削弱国家对经济以及对外贸的直接干预。
然而，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较晚的国家中，古典学派的思想并未能完全深入人心，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不想承认在经济中应当完全允许自由竞争的力量。他们这样想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知道，在这场竞争中，制胜和成功的良机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因此，重商主义者的某些具体的思想从来也没有消失过，而他们的J大堆政策——国家支配经济、保护关税、保障国内货币丰裕——在许多情况下还被一些国家的政府积极地加以推行。
到了20世纪，在工业化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发展起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这些条件相适应并反映国家干预经济这一任务的经济思想，在本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理论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作中表述得最为充分。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此后几十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凯恩斯思想为标志的。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在自动调节的基础上不可能再生存下去，国家应当肩负起调节经济的任务。这个任务可以归结为：维持和鼓励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种需求具有经常落后于生产的趋势），这便是同失业和开工不足作斗争的方法。对私人资本家必须不断地予以督促，使其从事资本投资，即建立新企业，扩大生产。
在凯恩斯看来，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流行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国家对经济的不干预主义，已经成了错误的和危险的思想。首先，国家应当保障国内货币充裕而且“便宜”，即借贷利率低。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才愿意利用银行信贷从事投资，从而雇用工人和支付工资。自由贸易更是一种偏见。为了充分就业，有必要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和倾销（即为了占领市场以低价出口商品），有必要调整货币行情。这些建议同重商主义者的思想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考虑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同西欧二三百年前的经济有着巨大差异的话。瑞典学者埃尔·海克西尔（公认的重商主义方面的专家）指出：“凯恩斯对经济现象的看法同重商主义者的看法非常相似，尽管他们的社会哲学完全不同。”当然不同！凯恩斯是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家，而重商主义所代表的则是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正在成长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不过，凯恩斯把重商主义者看做是自己思想的先驱者。真的，评论家们（特别是海克西尔教授）后来指出，凯恩斯往往把自己的思想直接说成是17和18世纪学者们的思想，并以自己的意思去解释他们的思想。
凯恩斯列举四点，说明他同重商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
第一，重商主义，按他的说法，是同下述倾向相联系的，、即增加国内货币数量以降低借贷利率和鼓励投资。正如上面所指出的，这正是凯恩斯的关键思想之一。第二，重商主义者不怕提高价格，他们认为价格高可以扩大贸易和促进生产。凯恩斯则是现代“适度通货膨胀论”（作为维护经济活动的手段）的奠基人之～。第三，“重商主义者是把货币不足视为失业的原因的这一观点的创始者”。凯恩斯则提出，增加货币数量（通过扩大银行信贷和国家预算支出）是同失业作斗争的最重要的工具。第四，“重商主义者很明白他们的政策具有国家主义色彩，而且会引起战争”。凯恩斯则认为保护主义有助于一个国家解决就业问题，而且赞成经济民族主义。
也许还应该增加第五点，即凯恩斯显然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
前面曾经指出，在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完全排斥劳动价值论和古典学派的其他理论原理。现在他们则拒绝了从古典学派学说中引申出的经济政策。发生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强化国家干预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做是缓和这些矛盾的办法，而关于国家在经济中无所不能的观念，以往的重商主义学说表述得最为充分，于是在这里找到了相似点。
并不是所有的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都遵循凯恩斯提出的道路，有一些学派否认有必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他们赞成“自由私人企业制度”，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政策。这些学者经常把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干预生产和就业的企图称为“新重商主义”——是在反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在他们看来，任何国家干预都将导致损害个人自由，这与“西方的理想”不相符合。这种批判并未看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经济作用的加强是客观必然的，否则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战胜从它自身中产生出来的力量。
另一方面，“新重商主义”的绰号很快又加到了年轻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身上。国家经济部门、国民经济计划和纲领被叫做新重商主义。用关税和其他措施来保护民族工业也被叫做新重商主义。双边贸易协定、国家借用工业化的资金、价格调节和限制垄断利润，都被看做是新重商主义。
这些国家该如何发展呢？以自由贸易为基础，即以外国垄断资本自由经营、国家不加干预为基础吗？这显然不再是新重商主义了。可是，独立的经济发展也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落后和对外国资本的依附。
年轻独立国家的经济中的国营经济成分是工业化的核心力量，它在农业改造和现代化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把保护主义作为一种贸易经济政策，这同发达工业国家在争夺销售市场的激烈斗争中所实施的保护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在发展中国家，保护关税政策的目的在于创建民族工：业，因而它通常具有进步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