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万叶书店与上海音乐出版社、教育书店合并，成立新音乐出版社。钱君匐担任总编辑及董事。1954年，在钱君訇的促成下，新音乐出版社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合营，改名为音乐出版社（即现在的人民音乐出版社前身），并由上海迁往北京。钱君匐随之也就到了北京，任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继续勤奋地耕耘在音乐出版这块园地里。时隔两年，贺绿汀为首的上海音乐家协会筹划成立上海音乐出版社。这时，他们想起了钱君匋，即报告文化部，经文化部批准，钱君匐借调到上海，与贺绿汀、丁善得、钱仁康等共同创办上海音乐出版社、任副总编辑，从此他就留在了上海。1958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
十年浩劫，钱君匋没有逃脱劫难。就连他的书房名字“无倦苦斋”（意为他对赵之谦（无闷）、黄牧甫（倦叟）、吴昌硕（苦铁）印作的喜欢，摘用了这三人别署的第一个字连缀而成所取的斋名）也无端地以上海方言谐音，被诬陷为“无权可抓”而成为反革命罪柄，使他横遭批斗。别的就不必细说了。当时的上海是灾难的、疯狂的，大凡名气大的人物，几乎都遭到一次或多次毁灭性的抄家，钱君匐也不例外，被扫地出门，赶进了“牛棚”。
在牛棚里，钱君匋没有被整垮。相反，他充分利用时间从事自己的追求，稍有空闲，就用指头在衣服上、大腿上不停地写着连自己也无法看清的字，内容不外乎唐诗之类。他之所以如此，正如他后来对人所说的，是为了能集中思想，不想个人得失，忘记那不愉快甚至是残酷的现实，从心理上获得暂时的解脱和安慰，同时还能温习旧作，不致于自己所学被忘却。
那时候，凡属“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每天都要写思想汇报。天天写，又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好一个钱老先生竟想出了一个任何人不敢想更不敢干的新花样来对付这一乏味的“新事物”，他每天晚上刻方印，把钤出的印拓本当思想汇报，第二天带去贴在指定他贴思想汇报的地方。尽管每次都要遭到斥责，但他的印拓总是不翼而飞。他依然如故，你骂你的，他照刻照拓照贴他的，真有点“聋子不怕雷”的味道。
那时候，人与人之间没有交往，人世间失去了欢笑，更失去了理智，一切都是那般冷漠、那般寒心。唯有傍晚他同老伴到临近他家的复兴公园走动时，偶尔能碰上老友刘海粟，他们心照不宣，有时笑笑擦肩而过，什么话也不敢说，只怕被人看见密告后又得挨批。有一天，可能是刘海粟得知钱君匐在牛棚的事，两人相遇时，刘海粟伸出大拇指，轻声说：“你是艺术家本色，在患难中仍不忘刻印、写字、作画，了不起。”钱君訇会心地笑着说：“练功么，只怕时间一长，荒废了，很可惜。”这时的刘海粟不无诡秘而又异常信任地告诉钱君匐：“我也每天练字作画呢。”
乌云是挡不住太阳的。和煦的春风终于吹散了笼罩在华夏大地上空整整十年的乌云，人民笑了，钱君匐也笑了，笑得是那般的开心。因为他又可以执著地去追求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艺术事业，再也不会遭受那非人的折磨了。第二次解放后，钱君匐的创作活动更加繁忙起来，相继在海内外举办个人艺术展并讲学。
为了表达自己对鲁迅先生的敬意，他在1973年把鲁迅曾使用过的134个笔名刻石编印成《鲁迅印谱》，1974年被“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行将其原印及拓片一起没收。“文革”后，他以旺盛的创作激情，终于在1978年完成了总计166石的重刻《鲁迅印谱》并出版。钱君匐的一生，经历了五四以来新文化的发展和壮大，经历了30年代“抗战文艺”的艰难曲折，经历了建国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经历了十年浩劫对祖国文化艺术的摧残，也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喜人局面。1998年8月2日上午10时23分，著名的艺术家钱君匐先生，因病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走完了他92年漫长的人生之路。正如人们在悼念他时所言，钱君訇始终与时代同步，他的艺术、他个人的命运也始终与民族艺术的兴衰相一致。他视艺术为生命，以92岁高龄走完了他作为一代才人多姿多彩的艺术道路，对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党和人民也给了他极大的荣誉，生前曾受到毛泽东、陈毅、江泽民、乔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对他各方面都给予了极大的照顾。他固然才情横溢，天资超群，一生著述等身，但贯串其人生的首先是刻苦勤奋的精神和力求至善至美的人生态度，无论是颠沛流离的抗战岁月，还是在横遭迫害的十年浩劫期间，以及病魔缠身的晚年，他对艺术真善美的追求从未停止，其艺术创造精神也从未衰竭。他的人生道路，不愧是中国一代优秀知识分子追求进步、奋发作为，为祖国、为人民努力奉献的一个典型。
施我恩惠永世不忘
如今，钱君匋匆匆地走了，然而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是丰厚的。我静坐在与他合影的彩照下，泪眼朦胧，历历往事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那是1984年5月的一天晚上，由柯文辉兄引荐我到合肥稻香楼宾馆拜访了他。这是我与他第一次见面。说实话，面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著名文化老人，我很拘谨。当他与夫人那般热情地为我们递茶让座，我倍感惶恐。等友人把我介绍给他时，他毫无门户之见地说出了很多勉励我的话，态度是那般诚恳，感情是那般真挚。可惜的是那天晚上来访者太多，无奈，我只好早早别去。没想到他送我出门时竟提议我明晚带作品来见他，我顿有受宠若惊之感。当我第二天晚上带着一大捆拙稿来到他的房内时，他打趣地说我搬家。我摊开拙稿后，他即刻认真而又仔细地宙看起来，边看边讲评。讲评中，他说了些鼓励的话，更多的是为我指点出个中缺点并中肯地作出批评，就我带去的装饰画和中国画逐一说出自己的意见。对于一个自学者，这一晚使我大大受益，更重要的是坚定了我的追求目标，使我下决心去闯艺术殿堂。打那以后，我没少麻烦他老人家，除当面请教外，还常去信讨教，而他总是有信必复，有求必应，凡有新作问世，他总不忘邮寄或托人捎带给我一本。凡我有拙作结集出版，请他作序，他也从不推托，欣然命笔撰稿并认真地用毛笔抄写在宣纸上给我。
凡拙作出版后，我总要寄给他，他收到后不是打电话就是写信表示祝贺，说上些鼓励话后，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拙作中的不足之处，并认真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我能在再版时仔细地加以修正。他从不以师长自居，总是把我当成忘年交的小朋友招待。
这从他给我来信的称呼即可看出，先是“君琳同志”，尔后改称“君琳弟”、“君琳老弟”、“君琳我弟”。记得有年春节，他身体不适，住在医院疗养，当收到我寄给他的贺年卡后，他老人家童心未泯，竟然不用买得的现成贺年卡回我，而是自己亲手制作了一份精致的布贴工艺贺年卡给我寄了来。在我接到这帧贺年卡时，那激动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述的。
说来还有一件事也是令人感动的。我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得知我与钱老的关系，都想让我去求他一幅墨宝。能推的都让我推掉了，有的确实难以推掉，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去向他索要，他从没有使我失望过。日子一长，我打心底不愿再干这差事。有一次，在他家谈及此类事情，他好像了解我的心思似的，说，这样吧，我给你写封信替你解难如何。回来后，我果真收到他一封简短的信，信中说：“以后请勿再嘱书，年岁高的人实在体力不够也。”往后，凡来找我求他墨宝的人，我拿出这封信就轻松地打发了。
记得1991年，我有意将先生的有关语录整理出来，编印成册。我把想法写信告诉了他，请求恩准，没想到他怀着对我的信任，不仅很快答复了我，同意我的做法，还几次在电话中与我商谈编辑要日和成书概貌，旨意相当细微。我到上海送初稿给他审读时，他竟在百忙中抽出整半天时间和我作了一次长谈，说自己的经历，询问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谈自己的创作经验，解答使我困惑的难题。他留下拙稿，花费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替我修改和订正。我面对他的修正稿深觉不安。尔后他在审看了校样后，在信中和电话中，一再强调：“不要有错误、有出入”、“要对得起读者”，希望我能把此书编印得更尽善尽美些。这本书由于种种原因直至去年才出版。当我将书送给他时，他动情地说我为他写书出书受累了时，我简直不知说什么好，而我只觉得是一个学生为老师做了应该做的事，接着他又夸我对这本书的设计得体，没有迎合当前那些花里胡哨的设计，而是追求了学术著作那种清新淡雅和高洁的品位。
1997年金秋，当我接到他从上海寄来邀我赴浙江海宁参加钱君匐艺术研究馆”揭幕典礼和桐乡“君匐艺术院”建立十周年两项喜庆活动的信后，即匆匆前往。一到海宁，我便急切地去看望了他。他比我上次在他的无倦苦斋见到时显老，说话和行动都有些迟缓，唯耳聪目明，思维依然敏捷。特别是在这两项喜庆活动中，左胸前佩戴着鲜花，喜孜孜地招呼着来祝贺的人们，热情地同他们握手、谈笑，忙得不亦乐乎。我真为他的健康担心，千万别累坏了身体啊。为此，我也就很少去打搅他老人家。当我看到他与专程赶来参加庆典的乔石、郁文、李泽民、徐肖冰、侯波等著名人士在一起谈笑风生时，情绪是那样好，精力是那样旺，我又为他的健康现状而高兴。
也就是在海宁，我告诉他，我正在收集资料编写第二本有关他的书，他乐呵呵地说，只要有出版社愿出版就行。我请示他，初稿完成是否送给他审读时，他说他年事已高，让我请柯文辉兄代审，当我坚持送他过目时，他约定我上海见。
庆典结束后，我就要回合肥了，恩师毕竟是年过90的老者，我放心不下，所以在向他辞行时，我真挚地请他老人家多加保重，他紧握着我的手，笑着说：“我身体还好，还有好多事体要我去做呢。”他老人家打着手势，是那样亲近而又和蔼地和我说着话，记者抢拍下这个镜头，为我和恩师留下了珍贵的瞬间。可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的告别竟成为他与我的永诀。
以泪调墨，在写完这篇文章之后，我还有一种奇特的感觉，那就是他并没有离开我们，特别是他施于我的恩惠和他生前对我的谆谆教诲将继续激励着我在艺海跋涉。
1998年10月16日于合肥不闲居
（原载《江淮文史》199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