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兴起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但其着眼点主要放在对儒学的探讨和评估上，存在将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的偏向。其实，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仅就先秦而言，不只儒家文化，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小说家、兵家、纵横家、农家文化也都有着不容低估和抹煞的地位，显然不能简单地将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单一的儒家文化。
先秦之显学固然并非只是儒学和道学，但从整个中国历史的角度看，儒学和道学无疑构成中国文化的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一显一隐，共同浇灌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之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花大力气加强对儒、道文化的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令人遗憾的是，90年代之前，道家文化的研究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90年代以后，道家文化才开始步“儒学热”之后尘，受到学界的关注，并陆续出版、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道学之成为新的研究热点的标志是《道家文化研究》辑刊的创办和几次大型的老学、庄学研讨会的举行。根据赵吉惠先生的考察，近年来道家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道家学说的现代价值的被确认；二是老庄的思维方式研究令人瞩目；三是肯认“道”不只具实存意义和本体意义，还具境界意义；四是道家文化对科学发展的意义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五是对黄老之学与稷下道家的研究别开新面。在笔者看来，道家文化研究之新进展还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对道家哲学作专题性的系统的探讨，无论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都还显得很不充分，道家学说的一些重要层面如道德哲学、养生哲学等尚没有人进行更多的涉猎和探索。从外域的情况来看，日本学界对道家研究似乎一直比较重视；近些年来欧美学者也愈来愈对道家思想发生兴趣，然他们对道家思想的理解和把握，由于环境的限制和语言的隔阂，其准确性恐怕是需要打折扣的。
正是基于上述情况，笔者试图就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的主要方面包括道家的政治哲学、道家的自然哲学、道家的认识哲学、道家的人生哲学、道家的道德哲学、道家的养生哲学、道家的艺术哲学以及杨朱的为我哲学等作一专题性的探讨，以为“道学热”添柴加温。道家哲学素以语言的精辟和思想的深邃而著称于世，经常能给人以智慧的感受和启迪，故我们的探讨文字权且名之日《道家哲学智慧》。
在对道家哲学的诸多重要层面进行具体的探讨和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对道家哲学的发生和演变、老庄其人其书、道家哲学的基本内容作一扼要的梳理和介绍，并对道家哲学的历史地位作一初步的评价。
一、道家哲学的发生与演变
任何一种学说、一种哲学的产生都有其历史的缘由和时代的条件，道家哲学也不例外。根据前人的认识和我们的考察，原始道家老庄哲学的产生主要不外基于以下几个因素：其一，出于史官。出于史官的提法本于《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汉书·艺文志》将道家学说归结为“君人南面之术”固然不尽确当，但谓“出于史官”还是有其根据的，因为史载老子曾做过周柱下史官，得遍览远古一切秘藏，故而能“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遗憾的是，此种秘藏古籍均已失传，给我们追溯老子学说的渊源增加了无法补救的困难。不过，老子表达思想常常采用“圣人云”、“是以圣人……”、“古之善为道者”、“古之所以贵此道者”的用词方式，尽管此所谓“圣人”、“古人”并无特指，但从中亦可以见出他对古代文化的继承和吸收的信息。不仅如此，老子的一些观念在先前也确有先导，如对柔德的提倡和强调可谓老子思想的一大特色，然《书经》和《诗经》中早已有贵柔的观念，《书经》云：“柔远能迩，惠康小民”，“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柔而立”。《诗经》亦云：“申伯之德，柔惠且直”，“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敬尔威仪，无不柔嘉。”凡此皆可以说明贵柔的观念并非老子的独创，而是渊源有自。别不一一举证。须要指出的是，老子的思想有其历史的渊源和背景，但他不是抱残守缺，而是不断地加以改造和发挥、创造，从而形成自己的系统和特色，这是他所以能够成为一学派之奠基人的重要根由所在。而庄子固然没有任过史官之类的角色，但庄子之学出于做过史官的老子，是从老子之学继承而来，却是公认的事实。
明释德清注《庄子》内篇云：“庄子一书，乃老子之注疏，予尝谓老之有庄，犹孔之有孟；若悟彻老子之道，后观此书，全从彼中变化出来。”
现代学人严北溟先生云：“庄无老无以溯其源，老无庄无以扬其波”。释、严二人关于庄老之间的承传关系的揭示，都是非常确当的。当然，“出于史官”的提法我们不宜作狭义的或偏狭的理解，它的含义更主要的应包括对历史知识和传统文化的吸纳和运用。从这个角度看，庄子之学的历史底蕴是非常深厚的。《庄子》一书提到的历史人物、神话人物、寓言人物不计其数，它用大量的历史故事、神话故事乃至寓言故事来阐明自己的见解，表明庄子之学决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其二，出于救时之弊。如果说出于史官指的是历史的渊源和背景的话，那么，出于救时之弊讲的就是时代的环境和时代的背景。出于救时之弊的提法最早见于《淮南子·要略》。《要略》论太公之阴谋产生的时代条件说：“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康梁沈湎，宫中成市，作为炮烙之刑，刳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古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义，处歧周之问，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垂归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子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矣。”又论儒学产生的时代背景说：“文王业之而不卒，武王继文王之业，用太公之谋，悉索薄赋，躬擐甲胄，以伐无道，而讨不义，誓师牧野，以践天子之位。……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之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折枹，捂笏而朝，以宁静王室，镇抚诸侯。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又论墨学产生的时代前提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蕖垂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歧，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撌，濡不给手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要略》接着还分别就管子之书、晏子之谏、纵横修短、刑名之书、商鞅之法产生的时代条件作了揭示。《要略》没有直接论及道家，但按其逻辑，道家学说的产生同样有其时代的背景，同样是出于救时之弊。现代学人胡适先生对此执信不疑，他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中指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兴，与王官无涉。”
由前面的论述可知，谓诸子之学的产生“与王官无涉”或与实际情形不能吻合，但谓诸子之兴有其时代的根由却是大体不误的。就原始道家而言，老庄生活于春秋（老子）战国（庄子）社会大变革大动乱的时代，旧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开始崩溃、开始动摇，新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开始萌芽却并未形成。各诸侯国之间众暴寡，强凌弱，致使“师之所处，荆棘生焉”“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面对此种严酷的社会现实，任何一位有点良知的知识分子（士）都不可能无动于衷，而必将思有以拯济之。儒家的思路是要用仁义礼智来匡正天下人之心，而将社会纳入礼治的轨道；法家的思路是要用严刑峻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将社会纳入法制的轨道。然则礼教也好，法令也好，往往被势利小人所利用，从而成为欺世盗名、贻害天下的手段和工具。庄子非常气愤地指出：“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在老庄看来，仁义礼教和制度法令非但不足以济世，反成为一切祸乱的根源，因此他们主张废除各种虚伪的礼教法令，消灭人们为恶的手段和工具，以恢复人类天真淳朴的本来面貌。
除了历史的根源与背景和时代的根源与背景外，老庄自身独特的个性也是其学说赖以产生和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老庄都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有深切体验和感受的思想家，在自然、社会和人生三者关系中，他们尤其崇尚自然。他们认为一切社会现象和人生现象都是自然的写照和体现。他们之崇尚自然又非出于泯灭人生的价值，而是要求人类按自然规律行事，通过人的内在的自然本性与能力的发挥，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来凸显人的价值。他们的视野都极其的开阔，他们不是局限于人类偏狭的生存空间来思考问题，而是立足于大干世界和宇宙的终极关怀，因此在他们的学说中绝没有人类自我中心的狭隘观念。他们又都善于从负面或反面来观察事物，因此常常能发现常人所不易觉察的问题，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从而给人以智慧的启迪。这是他们二人所以同属于或同归于道家的一个重要缘由。当然，他们二人的个性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胡哲敷先生谓“老子是一位深厚沈默、谨饬言行的学者，庄子则系雄才博学、不可绳检的才士”，这是很贴切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子乃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理诗人，庄子则是一位想象丰富、才气横溢的文学大师。《老子》一书仅五千言，皆属格言、警语，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庄子》一书则洋洋十余万言，其文章如长江黄河，一泻千里。《老子》、《庄子》文章风格的不同正是他们二人性情与气质之差异的体现。此种差异也多少影响到他们的思想。不过，他们的思想虽不能说毕同毕异，却可以谓之大同而小异，他们的思维路向和学说宗旨仍是一脉相承、无有二致的。
此外，地理环境的影响也是道家学说赖以产生和形成的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不过说到地理环境，必然涉及老庄的生地问题，比较复杂，我们暂不作更烦琐的考证和详细的说明。总之，有了这历史背景的作用和时代环境的刺激，加上地理环境及他们独特个性的影响，道家哲学之应运而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至于说到道家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在先秦约可分为三个阶段。太公、姜齐要算是道家思想的先驱，但他们的思想并未形成系统，只是迄老子而蔚为大观，独成一家。老子将形而下之道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的高度，并将其贯穿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各个层面，从而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道学思想体系。
道家思想在先秦的发展和演变的第二阶段是关尹、列御寇、杨朱及稷下道家田骈、慎到等人的思想。关尹生当春秋末期。据载老子出关时，关尹正做守关之令，不过较老子要年轻得多。他的思想，《吕氏春秋》云：“关尹贵清。”“贵清”与老子的清静无为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庄子》亦云：“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余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关尹日：‘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从上述所引关尹的话来看，庄子将关尹与老子相提并论、归为一派是有充分理由的。
列御寇即列子，生当战国初年，相传为关尹弟子。《庄子》云：“子列子问关尹日：‘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傈，请问何以至此？’关尹日：‘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吾语汝，……壹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卻，物奚自人焉。”这是在向师傅请教气功理论。列御寇的思想倾向，《吕氏春秋·不二》和《尸子·广泽》概括为“贵虚”。《庄子·应帝王》载列子“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正是其“贵虚”的体现。而“贵虚”与老子的清虚自守、清静无为亦是相通的。
杨朱亦称阳子居、杨子等，相传他曾受过老子的训示，为老子的弟子。杨朱的思想主要有两点：一是为我；二是全性保真。杨学在先秦是显学之一，影响很大。关于杨朱其人和杨学，学界历来多有争议。因此，我们将设专章加以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