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当了多年记者，对天津工业交通系统的情况比较了解，也有一定的采访经验，工作起来比较自如，基本上是采写什么，就能在电台播发什么。1981年年初，笔者从天津电台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驻天津记者。刚调到中央台时，笔者辛辛苦苦采写的稿件发回编辑部，不仅上不了重点节目，就连普通新闻节目也挤不上去。当时有的老编辑对笔者说，“中央台发的东西就是两头，要么是大综合，要么是具体的典型。”笔者反复琢磨、玩味这句话的含义，受到了启迪。笔者想，过去自己长期在地方台工作，宣传对象是本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学生、解放军指战员，采访时往往容易从地方的、局部的角度去观察考虑问题，并且形成了习惯。现在宣传的对象大大增多了，仍然沿用过去的习惯作法，采写的稿件就会对全国缺乏普遍意义，自然就不会被采用了。作为中央新闻单位的驻地方记者，虽然还是在老地方采访，但读者、听众的范围广了、数量多了，考虑报道的出发点，不能只是简单地想把当地的情况“宣传出去”，不能仅仅根据当地的需要，更不能只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而是首先要考虑全国听众的需要，看一件事在全国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要努力打破狭隘的地方观念，树立全局观点，善于把当地实际情况和全国总的形势联系起来考虑，立足地方纵观全国，才有可能写出影响较大的报道。一个人，只有登高才能望远。如果站在屋檐下，只能看到眼前的院落；站在屋顶上，就能望见大半个村庄；而登上泰山之巅，则能一览众山小，优美景色尽收眼底。而记者不管是抓综合报道，还是搞具体的典型，稿件都要具有普遍性、全局性的意义。否则，报道本身综合的面再宽，典型写得再具体，也没有普遍意义，稿子当然也上不去。悟出这个道理以后，在工作中笔者不管遇到什么事，都用全局的观点，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以审视、判断。凡是对全国有普遍指导意义或者听众有广泛兴趣的事实，我就及时加以报道，使之通过新闻手段起到交流情况和指导工作的作用。1981年5月底的一天下午，笔者到天津河西区三义庄青年综合商店采访，见该店售货员正在出售十分新鲜的草莓，每斤八角钱。当时笔者暗暗思量，五六月份正是水果青黄不接之际，这种草莓只有农贸市场上才有，价钱很贵。这个店是从哪里采购到这样好的草莓？原来，1980年10月，这个商店和南郊区的两个大队、西郊区武台大队的两个小队签订了草莓供销合同。由于春旱，草莓普遍减产。到了收获季节，南郊区的两个大队和武台第二小队见自由市场草莓售价高达每斤一块八角钱，就用大马车拉着草莓去卖高价，或者分给社员自由出售。而武台第一小队的干部和社员仍按合同规定，以六角钱一斤的低价卖给商店。为了尽量多给商店提供一些草莓，连应分给社员自己吃的草莓也都交了货。有的小贩找到队干部，愿出一块二角钱一斤的高价收购草莓，但被拒绝了。草莓特别易腐，为了保鲜，每次采摘下来，队长都立即派人赶大车给送进城来。有时马车外出了，就派几个姑娘步行十几里，用手推车把草莓送到商店。该店经理介绍完情况又恳切地说，“武台一小队对我们知青商店帮助太大了，最好给报道一下，表扬表扬他们。”
怎样对待经理的要求呢？该不该发一条报道呢？笔者想，从表面上看，一个农村小队支持扶持一个城市待业青年办的商店，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把这件小事放到全国流通领域实行市场调节等多渠道方针的背景下衡量衡量，就显露出它的普遍指导意义和深刻的主题。1979年，流通领域实行市场调节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仅工业、商业各单位不再讲什么合同制了，就连全国各地农村也普遍出现了社队不履行粮食、水果、土特产品的购销合同，把东西拿到自由市场去卖高价的现象。而城市郊区的菜农不执行蔬菜收购合同的现象更为严重，给城市居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武台一小队能够积极支持一个商店搞好经营，其关键问题就是这个队的干部能够认真履行经济合同。因此，在人们不大重视经济合同的情况下，把这件小事报道一下，对纠正实行市场调节方针后出现的错误倾向是有指导意义的。于是第二天笔者便骑自行车下乡了，在武台一小队采访了一些干部和社员，最后动笔写了一篇消息，发回中央台很快就被6月16日“联播”节目采用了。
由于正确理解和处理好地方和全局的关系，笔者很快就适应了中央电台的工作要求，发稿命中率不断上升，质量也逐步提高。一天到晚，笔者总感到有采访不完的线索，写不完的素材。我经常是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坐在灯下写稿。1981年3月中央广播电台驻津记者站正式开展工作后，笔者在兼搞基建、采购办公桌椅等物品和脱产学习一个多月的情况下，当年共在中央电台各节目发表稿件95篇，其中上《各地电台联播》节目、《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33篇。
二、深入采访，抓准挖新
多年来的实践使笔者体会到，采访的深度决定写作的深度，只有在深入采访的基础上，笔下才能生花。笔者调到中央台天津记者站工作后，记者站人少、事多，我跑的范围比过去大得多，笔者不得不把许多时间花费在会议上。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合理安排时间，坚持深入到现场，扎扎实实地采访当事人，千方百计获得第一手资料，发现新事物，抓出新问题。绝不只凭间接谈话介绍和书面材料写稿。1982年1月初，国家经委在天津召开了全国职工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会上天津服装十三厂的代表做了典型发言，介绍了该厂党支部领导成员多年来约法十章，不在厂里买便宜衣服、不买处理布头、不安排子女在本厂就业等等，处处坚持党的原则，抵制不正之风，以优良的党风带出良好的厂风的经验。这个发言有文字材料，洋洋万言，内容也比较充实。一般说来，根据这份材料缩写成一条消息是可以的。但笔者认为一个记者只有亲自向当事人采访，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做到事实准确无误，稿件写得生动活泼。于是，笔者除了在会上采访该厂的代表外，还抽空到厂里和支部书记、委员们和部分工人干部进行了座谈，挖掘到许多素材，最后撰写了题为“抵制不正之风，用优良的党风带出新厂风”的消息。1982年1月28日和29日，中央电台在《联播》和《报摘》节目头条位置播发了这条报道。这篇稿件用有力的事实说明，只要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党的领导干部能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就能促使社会风气、企业风气的转变。能够帮助一些同志克服“不正之风是社会现象，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地区无法抵制”的糊涂观点。稿件的针对性、指导性较强，发表后受到国家经委有关领导的表扬。事后，据责任编辑计算，这条稿件共采用690个字。这在中央电台重点新闻节目里是少有的。一般的消息都是压缩到300到100个字。在中央台1982年好新闻评选中，这篇稿件获二等奖。
无数事实说明，采访决定着写作的思想深度，只有在广泛而深入采访的基础上，作者才能进一步考虑如何表现主题。“采访”这门学问是无止境的，那种把采访简单化，认为采访只不过是到实际工作中去找几个例子来说明已经确定的观点，用不着付出艰苦的劳动的看法，无疑是错误的。抱着这种看法的人，很难深入采访，也就很难恰如其分地报道出事实真相，甚至会导致“客里空”。
古人说得好，“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笔者认为我们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应当不断学习，做到能够纵观全局，深入采访，反复推敲，精心写作，提高报道质量，写出有影响的报道来。
附例稿（3）
消息：天津服装十三厂用优良的党风带出新厂风
中央台记者金树华报道：
天津服装十三厂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搞好党风，自觉抵制不正之风，连续9年被评为先进单位。企业生产年年都有较大增长。
1980年工业总产值和利润分别比1979年增长49%和57.7%；1981年又比1980年分别增长25%和15%。
这个厂有职工700多人，共产党员37名，主要生产出口服装。有一个时期，由于厂党支部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和旧的习惯势力失去了警惕，厂里曾接连出现请客送礼拉关系、私分产品行贿受贿、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问题，不仅影响了生产，而且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威信。1972年，厂党支部吸取教训，发动全厂干部群众讨论制订了“不准请客送礼、不准私分产品、不准以物易物”等制度，并一直严格遵守这些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厂党支部成员反复学习《准则》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端正党风的重要讲话，更加坚定了搞好党风的决心和信心，并把原订的章法补充修订为“十不准”的约法十章，并举办党员轮训班，反复进行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把“十不准”作为座谈会的重要内容，经常对照检查，发现党员中有违背党风党纪的行为，就及时制止纠正。这样，全厂上下逐步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党风和厂风。不论是厂领导，还是业务干部，不论是党员还是普通群众，都能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厂党支部书记张国安在厂里担任领导职务20年了，他从来没在厂里买过一块布头、一件产品。一次一个加工点的业务员悄悄地跟在厂供销科长王润生后边，认准了老王家的门牌号，后来趁他不在家时给送去许多鸡蛋。王润生回家发现后，连饭都没顾上吃，提着鸡蛋到旅馆退还给那个业务员，并严肃地对他说，“你今后再这样搞，我就不跟你谈业务了。”
（本文1982年1月28日、2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联播》头条、《新闻和报纸摘要》二条播出，获中央台地方记者好稿二等奖）
第四节怎样从会议中抓新闻
长期以来，会议一直是我国各种新闻媒体的一个重要的新闻源泉。因此，记者们不得不经常泡在会议中去抓新闻、写新闻。作为中央新闻媒体和地方媒体的记者，为了维系与各部门的信息渠道，常常不得不参加各种会议。经过多年的摸索，笔者认为，只要记者运作有方，有些一般性的会议也有东西可写，有时还能抓到一条“大活鱼”。
那么，怎样从会议中抓活鱼、抓独家新闻呢？我的体会是，要把握三大要点：
一、要精心提炼主题
会议新闻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不需要提炼主题的，稿件中必须按有关部门定的调子、口径、提法、界限等来写来发，如党代会、人大会、政协会的全体会及各种重大会议等。第二种是需要提炼主题的常规性的会议，这些会议涉及面窄，又不十分重要，如果记者挖掘得深、提炼得好、角度选得新鲜，所撰写的稿件就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记者浮在表面上，搞例行公事式的报道，一些小会议可能只发条简讯，告诉受众在什么地方开了个什么会，什么人出席，谁讲了什么话云云，搞得不好，也可能连个简讯都发不出去。因此，要想成为一名好记者，有名气的记者，必须在提炼会议报道的主题上练出一点硬功夫。中央新闻单位驻地方的记者更应学会挖掘和提炼会议新闻的主题。
作为一名中央新闻媒体驻地方的记者，经常被邀请去参加各种会议，与本地新闻媒体的记者不同的是，如果不细心抓点子，不认认真真地听听会议发言，就很难抓到题目。抓不到新点子，自然就发不了稿子。一旦捕捉到“活鱼”，很可能一炮打响，采写出有强烈反响的原创性新闻。这里举一个采访天津市党代会的例子。
1983年7月15日晚，笔者从天津市政府会议处获悉16日上午天津市代市长李瑞环将带着几位副市长到南开区召开一个研究解决居民衣食住行的实际问题的内部会议。经与市长秘书联系，请示瑞环同志，获得市长特许到会旁听，但不能写报道。第二天一大早笔者就背着采访录音机，骑上自行车赶往天津南开区。李瑞环等在密云路住宅小区现场实地勘察了新建的住宅区后，上午8时半，会议准时开始。南开区委和区政府领导汇报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新建5年的安置灾民的新住宅区仍没有商业网点，群众买不到菜和副食品，幼儿入不了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生只能在原来就读的学校上学，而新住址又不通公交车。总之，震后新建的住宅小区居民衣食、出行、就学等十分不便，生活环境比震前坏得多。为什么新建的住宅小区没有商业网点呢？笔者从会议各类人员发言中了解到，市规划设计部门和震灾房屋建设指挥部从一开始就规划建设了住宅小区内的副食商店、幼儿园、中小学等公用房，事情卡壳在政府部门的互相推诿和繁杂的规定条条框框上。比如建一个小商店，要经过32个局以上的机关审批，申报表上盖满169个公章才算完成审批手续，此后才能筹备开业。有时候六七个月甚至一两年都办不完审批手续。事实上，这种复杂的审批程序是全国一贯制的，各地大多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