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连长大怒，指着记者的鼻子骂：“我们团一千八百号人，两天下来阵亡三分之一，六百条人命！你还跟我说‘两条人命’？我呸！最后说一遍，枪毙枪毙！枪毙后再审判！”
兄弟俩被押赴刑场。所谓的刑场，就在街垒后面一条小巷里。关记者跟来了，摆弄着德国产沃伦达120照相机，要给他们拍照——行刑照。
“二白，哥对不起你啊！”郑一白哭喊，“我不该带你来这儿，找什么破书啊！”
郑二白无语。兄弟俩并非同年同月同日生，却在同年同月同日死，是福？是祸？
兄弟俩被推到墙角，郑一白一直哭着在喊冤，郑二白认命，把眼睛一闭。虽然看不见，耳朵还好使，郑二白听见了“咔咔”声，那是拉枪栓、子弹上膛的声音，间有“咔嚓、咔嚓”的快门声。
老天爷，真的要死了吗？
我郑二白，一没老婆，二没孩子，三没财产，四没……
财产倒是有一些，可还没来得及写遗嘱！
临死前总该留下点什么吧……哪怕嚎一嗓子！
郑二白扯开嗓子，撕心裂肺地爆嚎一声“啊！！”
突如其来的嗥叫把士兵镇住了，扣扳机的动作迟了，说时迟那时快，郑二白的耳朵又捕捉到一种声音，由远而近，难以形容，让人想起谁谁谁的一句诗：
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
轰！
几乎在同时，郑二白感觉被人狠狠推了一把，摔倒在地，随即一个沉重的身躯压在他身上，差点背过气去。
事后才知，日军发动新一轮进攻。一发75毫米的山炮炮弹越过街垒，落在后面的小巷里。行刑的士兵连同关记者当场被炸死，近在咫尺的郑一白把弟弟推倒在地，顺势一趴，把自己当成了肉盾，郑二白毫发无损。
费了半天劲，郑二白才推开哥哥，爬了出来。揉了揉眼睛，映入眼帘的是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掏了掏耳朵，听见街垒那边响起炒豆般的枪声。
日军出动了两辆“维克斯”M25型装甲车，上面有可转动的圆形机枪塔，两挺7点62毫米机枪喷吐着火舌。每辆装甲车后面躲了十几名步兵，亦步亦趋。
韩连长放下望远镜，招呼士兵：“弟兄们，别以为那乌龟壳子刀枪不入，它装甲才5点5毫米厚，只要角度合适，子弹就能打穿，运气好的话还能贯穿——给我狠狠地打！”
马克辛重机枪的子弹倾泻在装甲车上，发出“叮！嘡！吭！噗！”的怪声。韩连长说的没错，装甲车里挤了一名驾驶员、两个机枪手，空间狭小根本没处躲，子弹只要打进去必血溅。
空气里弥漫着血腥的味道，还有一股令人窒息的热，那是爆炸的气浪。郑二白晕晕乎乎的，还好没有傻掉，脑子里就两个字：快跑！
他背起哥哥，踩过一堵残墙，朝着天通庵路那头踉踉跄跄地跑去……
3
同年五月，国民党南京政府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允许日本在吴淞、闸北、江湾等地区驻军。上海沦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又一块跳板。
停战协定一签，不打仗了，上海市民又回到了自己的生活小圈子。没人能预测五年后（一九三七年）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淞沪抗战，即“八一三事变”。这是后话。咱们的故事先从“一二八事变”结束后不久说起。
方浜路。
不少人会把“浜”字错念成“兵”而不是“帮”。浜，小河浜是也。若回到明朝，上海只有大片的滩涂，还有密如蛛网的沟渠和河浜。今天的上海地图上，“蕴藻浜”、“肇嘉浜路”、“陆家浜路”这些带“浜”字的地名依旧赫然在目。
方浜路横贯在南市老城厢的心脏地带，一头是老西门，一头是小东门，在它的中段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城隍庙。南市即上海的旧县城，明朝时为了防御倭寇，筑起了圆形的城墙。到了清末，城墙外变成了法租界。至民国初年，当时的上海都督下令拆除城墙，租界与华界只用界碑来划分。不过，老西门、老北门、小南门、小东门这些地名沿用至今。
方浜路51号，郑氏诊所就在这里。
郑二白跟房东太太重新订了租房协议，承租人从“郑一白”变成了“郑二白”。一字之差，却让人唏嘘不已。因为他哥哥死了。
房东太太姓马，是个寡妇，她男人以前在南市一带也是个有名的大户，开了三家绸布庄。他一死，三个老婆就要分家了。她们都觉得与其闹得鸡飞狗跳让外人看热闹，还要花钱请律师打官司，不如客客气气，用最原始的方法——抓阄来解决。马太太抓到了方浜路上“外滩里”十八号，这是一栋石库门。郑一白租住在二楼一间朝南的厢房，出了弄堂，跨过马路就是诊所，很方便。
马太太并不是方浜路51号的房主，她是二房东。楼下开诊所，楼上还有一间屋，新房客刚搬进来，是一个年轻的小姐。
“郑先生，侬楼上——”马太太指了指天花板，善意地提醒他，“住了一位林小姐，她可是只……”
马太太用上海话说“野鸡”。她以为郑二白跟他哥哥一样能听懂上海话，可郑二白初来乍到，哪儿懂？把“野鸡”听成了“牙祭”。
马太太点点头：“阿拉从来不打闷包的，有话说清楚。”
“牙祭”是什么行业？牙医吧？
郑二白挺高兴，遇到同行了！
马太太前脚走，郑二白就兴冲冲上楼去敲门。半天功夫，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出来开门，她衣衫不整，估计正在午睡。长得还算俊俏，但妆容掩不住倦容，黑眼圈、枯发，与年龄不相称的眼袋甚至法令纹，无不暗示着她有频繁的夜生活加上烟酒。
林妹妹打了个哈欠，瞅了一眼郑二白：“什么事？人家还没开张呢。”
郑二白呵呵一笑：“林小姐吧？你好，我叫郑二白，是你楼下的邻居。”
没等林妹妹答话，郑二白又道：“我是中医，没想到楼上还有个牙医，太好了。往后咱俩楼上楼下，互帮互助……”
林妹妹一个劲儿地打哈欠。郑二白意识到了：“你在午睡？不好意思，打搅了。那你接着睡，慢慢再聊，来日方长。”说完就下楼去了。林妹妹有点莫名其妙，嘟哝一声“有病……”就把房门关上了。
几日后，郑氏诊所复业，同仁、同学都送了贺礼。在法租界开钟氏诊所的老钟，送了一瓶已经泡了八年的蛇泡酒，内有三条毒蛇，号称“三龙攀柱”。在仁济医院外科主刀的冷医生，他是上海人，讲实惠，送的是礼金。
这边热热闹闹，那边却是悲声一片。
法租界圣母院路上（今瑞金一路）一栋兼有法式与北欧风格的白色花园洋房里，客厅被布置成灵堂，一口棺材摆在中间。灵堂上挂着一幅挽联。上联是：风萧萧壮士一去不复返；下联是：天苍苍吾儿战场铸英魂。横幅是：关贰铭之灵柩。
停灵已过一周，迟迟没有下葬，管家着急了，一次次往二楼的书房里跑。
这家的老爷叫关肆国，是四国银行的董事长。他有三个孩子，逝者是大儿子。
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由儿女出面接待，关肆国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眼泪早已流干，嗓子火烧火燎的痛，心脏也不大舒服，有几次心动过速，还有早搏。但跟丧子之痛比起来，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关肆国始终盯着一样东西——
书房一角，一只酸枝木花架上，上头摆的不是花盆，而是一个玻璃罩，那东西就在里头。那是一架德国沃伦达公司产的PROMINENT120折叠式相机。它仿佛遭遇了烟熏火烤、高空坠落和泥土掩埋，牛皮的皮腔断裂，镜头也砸毁了，唯一完好的是机身后盖。
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残缺不全，找了医生费了一天一夜才拼凑起来的。也就是说，客厅摆那灵柩里，除了脑袋和上半段躯干是关贰铭的，四肢还有一些零零碎碎，很可能是另外两名士兵的。不过照相机确定无疑是关贰铭的。好在德国货皮实，后盖完好无损，胶卷没有曝光。于是找了一家照相馆，请了最好的技师去冲印。
关肆国等待的东西终于来了——
登登登，跑楼梯的声音，脚步声由远而近，到了书房门口，连门也没敲，就推门而入。
进来一个女孩子，瓜子脸，丹凤眼；穿一件浅驼色花呢旗袍，外面罩一件男式的羊毛开衫当外套，脚上一双酒杯跟的“蓝棠”高跟鞋；披下的长发用一根挺阔的绯红色缎带扎起来挽到了头顶上，走起路来头上的缎结一耸一颠，象顶只大蝴蝶似的，多了几分俏皮。
她是关肆国的独生女儿关壹红，毕业于圣玛丽亚女中，曾留学英伦，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回国后，她担任四国银行的“形象大使”，主持一些与银行相关的慈善活动。
关壹红生于民国三年，芳龄十九。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关家子女的辈份。关肆国早年在宁波开钱庄，有三个孩子：长子关贰铭、次子关叁青、长女关壹红。据说（仅仅是据说）女儿出生之前，宁波连旱月余，甫一落生，便天降大雨，滂沱倾盆，遥远的天际亮起一道红色的闪电……
算命先生看到这个女婴，连声惊呼：哎呀呀！此女不仅有旺宅旺地之势，日后更有旺业旺夫之运啊！就差学广告里直接喊“旺旺”了。
按照算命先生的意思，女儿取名“壹红”，长子“壹铭”易为“贰铭”。算命先生的话果然灵验的很，之后关肆国的生意一帆风顺，等到次子关叁青呱呱坠地，他的钱庄就搬到了上海，拿到了新的执业牌照，四国银行开业大吉。论规模，当然比不上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这些有官僚资本撑腰的大银行，但在私有银行里也算是佼佼者，与盐业、中南、金城、大陆这号称“北四行”的四家银行不分仲伯。
“怎么样？”关肆国劈头就问。
关壹红从一个牛皮信封里抽出一叠黑白照片。那时候一个胶卷可以拍十二张，前九张都是战场上的画面：街垒、武器、士兵和军官。后三张拍的是同一对渣男，一个微胖，一个瘦高个，背景是一条巷子的墙砖。瘦高的咧着嘴，好像在哭喊；微胖的闭着眼睛，表情痛苦。
“他们是谁？”关肆国问。
关壹红说：“我们找到十九路军的一名士兵，当时他就在天通庵路的阵地上。他说这两个家伙是日本人的奸细，在阵地上散发传单，被当场抓住，要枪毙。枪还没响，日本人打来一发炮弹，把我哥还有行刑的士兵给炸死了。这两个家伙，这个死了，那个跑了。”
“他们是日本人？”关肆国追问。
“不，都是中国人。”
关肆国果断地挥手：“上海滩的报纸，不管大报还是小报，统统给我登！悬赏五千大洋，把这家伙给我找出来，给我儿——”
“报仇！”关肆国咬牙切齿地说出来。
4
诊所分为里外两间。外间是挂号兼候诊，里间诊疗。装有电话机一部，墙上挂了药圣李时珍、医圣孙思邈的画像各一幅，还有哥哥的遗像一幅。每天开诊前，郑二白都要净手、焚香，恭敬地拜一拜祖师爷和兄长。
诊所的挂号先生叫方升，郑二白续聘了，方升就住在外滩里后面的石皮弄。复业伊始，病家较少，郑二白就抓紧工夫跟他学上海话。
对北方人来说，上海话忒难学。比如“上海人”叫“上海宁”、东北人叫“东北宁”、“报纸”叫“包子”、“爷爷”叫“啊呀”，还有“牙医”叫“牙祭”……
方升纠正：“牙祭”是“野鸡”，跟牙医浑身不搭界的。
郑二白愣住了，抬头看了看天花板。说真的，开业这几天来，他一直纳闷：怎么上海滩的“牙医”跟别处的不一样？给病人补牙，听不到补牙机的马达声，只有人的叫唤声；明明上楼的是个男病人，可叫唤声却是一个女的……莫非上海滩的牙医体恤病人，你叫我也叫，声音还要盖过你。
这不？“林医生”又领着一个男的回来了。这也是“上海滩牙医”与众不同的地方，病家不是自己上门，要医生亲自领回家。莫非医生还要上街去拉病人？
瞅准了，郑二白和方升一前一后上楼去，敲门。
“林小姐……”郑二白听里面没反应，改叫“林医生”：“林医生……”
“谁呀？”屋里不耐烦的声音。
郑二白说：“我是你楼下的邻居，郑二白。你忙着治病人吗？能不能把门开开，我想参观一下，跟你切……”
“磋”字还没出口，房门就猛地开了。
二十分钟后，郑二白气急败坏地出现在房东马太太的房门口。马太太也住在十八号的二楼。两人的开场白，还是针对“牙祭”到底是“牙医”还是“野鸡”。
马太太莫名其妙：“我什么时候说她是牙医？我看你大概是牙疼，疼得耳朵都不好使了。”
见郑二白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马太太嘲笑：“来上海滩混，连句上海话都听不懂，还混个屁，趁早回你们东北那嘎达去！”
回到诊所，郑二白拍桌子骂：“‘上海宁’个个蔫儿坏！明明是娼妓，骗我是牙医。”
他捂着腮帮子，感觉最里头那颗大牙的牙神经在一跳一跳。真倒霉，被马太太咒着了，真的牙疼了。
方升经过一番调查，告诉郑二白，这位林小姐的花名叫“林妹妹”，专门在八仙桥那一带揽客，然后把客人带到这里。正规的妓院，像福州路的群玉坊、会乐里那些堂子，不光要缴人头费，社会局、警察局、卫生局都要抽税。做野鸡省的就是这个钱，全部揣自个儿兜里。
老郑听不下去了，我没让你做上海滩的野鸡生存调查报告……“郑先生你别急嘛，”方升安慰道，“咱们诊所，早上八点开业，下午五点关门。野鸡做生意一般都是吃过晚饭，两个时间是错开的。问题不大。”
郑二白说：“她下午也做。就昨儿个，我还以为是病人牙疼在叫唤……”
方升说：“我们可以跟她商量商量，尽量把下午的生意挪到晚上做。”
郑二白问：“那她非要在下午做呢？”
方升说：“我们可以动员她去旅馆开房间。”
郑二白说：“开房间要钱的，那她的成本不是提高了？”
方升挠了挠头说：“我们可以适当给她一点补贴……”
郑二白气炸了：“我们给她补贴？那我们成什么了？不成她的生意伙伴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