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船山）是曾国藩景仰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家。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彰明王夫之的思想，对当时及后世均有很大影响。《论语类钞》在解释孔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时说：“王船山谓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也，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论语》中如此节语言，可以见圣人之精神也。”这在《讲堂录》则有进一层的意思：“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拿破仑），豪杰也，而非圣贤。”并且还记有“孟子所谓豪杰，近于圣贤”。这些进一层的意思既可能是杨昌济课堂上讲的，也可能是毛泽东听课的发挥，但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对于青年毛泽东都是重要的，这是他当时所谓希贤世界观的一个根据。
杨昌济在解释曾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句话时说到自己：“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这段话的主旨与《曾国藩日记》中的数则均有渊源关系。与师表是学生的楷模，《讲堂录》记着：“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应当说，这对毛泽东的成长及其以后所表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持久”不懈的意志，不能不发生影响。
正是本着这种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皆可为之的认识，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有从“雉卵变娇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迈。因而使曾国藩得以成为了所谓的“中兴名臣”。
关于为学之志，曾国藩说：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下流。因此曾国藩的学问功底造就了他能够“不甘下流”的成功人生。
关于修身之志，曾国藩一生着力效法标准人物。咸丰九年（1859），正是曾国藩和太平军生死决斗之时，他却从容摹拟，将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家、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重新估计，共得三十二人（实际上是三十三人），作成《圣哲画像记》一文，并命儿子曾纪泽，图其形像，悬诸壁间，作为终身效法的标准人物。使自己的人格更臻于完善。对此，曾国藩自己深有体会，他说：
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牟之志。即以余生乎言之，三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曾图藩认为人生有了一个高远的志向，你的一些行动，诸如或进或退，或去或从，或取或舍，都不失为高明之举，徒劳之举。为此他说：
愧奋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则远游不负。若徒悠忽因循，则近处尽可度日，何必远行百里外哉？
这正符合中国古代寓言所讲的人生哲理，那则寓言说一只猫头鹰因当地人厌恶它的叫声而欲迁往别处。其时有人问它，说“子能更鸣乎？”意思是说你能改变自己的叫声吗？否则，你搬到新的地方不也同样会到来人们的反对吗！立志也是如此，正如曾国藩所说，若无破釜沉舟之志，何必远行百里外哉？！
成大事箴言：
余蒙祖宗遗泽、祖父教训，幸得科名，内顾无所忧，外遇无不如意，一无所缺矣。所望者再得诸弟强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之不显，何患家远之不兴？欲别立课程，多讲规条，使诸弟遵而行之，又恐诸弟习见而生厌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长兄督责之到。足以往年常示诸弟以课程，近来则只教以“有恒”二字。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
3.“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培养砺志精神，注重道德修养，是一个成功者的基本素质。《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曾国藩认为人都有向善的能力，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德”的人，关键就在于能否提高道德修养；而“修身”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曾国藩把“德量涵养，躬行践履”视为一种重要的品质。如果说，在曾国藩看来人们的一切德行都是同他自身的道德修养分不开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曾国藩的成功与注重“德量涵养，躬行践履”的品质紧密相联的。
从某种角度上说立志并不难，难的是时时刻刻按照自己的志向去踏实苦干，勤恳地践履自己的志向。一遇挫折或世态变迁，就给自己找个理由，违背自己的志向沉沦下去，这是凡夫俗子所犯的通病。
尽管这样，曾国藩还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总觉得尚有背离了自己志向的地方。他说：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岸，独天文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薄学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无恒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至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多，废搁殊多，不专也。
正是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才使得曾国藩在做人、做事中能够比常人更多地具备主动性、紧迫感和自觉性，有了这种意识，才能够经常地将自己的行为与目标进行对照，从而校正人生的方向，矢志不渝地走向前方。
“立志”固然很重要，但立什么样的志则是更深一层次的题。因此，曾国藩不仅反复向子弟灌输立志的重要，而且还常具体地指点他们如何立志、立什么样的志。他在家信中说：
君子立志，应有包融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适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君子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
这是曾国藩在他的六弟参加科举考试失利后抱怨自己时运不济的情况下开导他的一番话。在这里曾国藩没有说“志当存高远”的大道理，而从“君子”立志即立大志所应当考虑的几个方面入手，劝他的六弟不要因个人及眼前的小得失而看不到一个人应当具备的更为高远的人生目标。信的末尾还说“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你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
只有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才能成就一番大业。志向高远的人也可能会失败，但志向短小的人则注定不会有所作为。曾国藩从一个“朝为田舍郎”到一个“暮登天子堂”再到一个“中兴以来，士人而已”的封疆大吏，和他的志向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曾国藩也才这样教育他的兄弟子侄。
他经常借诗文以抒发自己的志趣，自比于汉兴之初的李斯、陈平、汉末的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在僻静山乡的巨才伟人振拔出来，用为国家栋梁。他十分自信地在诗中表示：
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
豺狠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
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
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乡。
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曾国藩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正是在他的这种远大抱负下，他才能在自已的平时作为中以勤奋的耕耘、坚忍的毅志来不断地充实自己，才不为个人一时的患得患失遮住双眼。正因为这样，他也才能经常用自己的有志与否来检点自己。
他自省说：自去年（1852年）12月以来，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努力的方向使然。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有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做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啊！
为了立定一个拔于流俗的志向，曾国藩还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也正是为了树立自己不流于俗的志向曾国藩才两次改名。
曾国藩深知他自己是靠一种不流于俗的雄心壮志而卓立于群的，因此，他教导子侄，立志重要，而立一种什么样的“志”则更为重要。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的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
通过研读船山著述，使曾国藩的“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臻于完善，也使他的军功业绩如日中天。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活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无论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的影响，无不像曾国藩那样去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船山学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热血奔放的青年时代，都曾热烈地仰慕过曾国藩。
成大事箴言：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咸丰元年七月
4.狂热进取的力量
人生学问何在？在首先要从立志的学问开始说起。因为一个没有志向的人，其人生就是“平庸”两字；相反，那些志向高远者，胸中始终装有“敬德修业”四字，这就是人生的大学问，曾国藩即如是。
曾国藩从“湘军首领”到“中兴之臣”，可以讲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大业。在曾国藩身上，特别体现了一种自我修身的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
“吾人只有敬德、修业两事靠得住。敬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作主。”
同时他还讲道：
“遇逆境，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遇逆境，正可困心横意，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固愤废学。”
由此看来，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敬德修业”，把“敬德修业”看作是每日有所进步的必要基础，他希望“德业并增”，这是他人生之所以进取的重要原因。
曾国藩还认为，要实现“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要达到这样一个人生的目的，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因为困难大，个人付出的东西就越多。曾国藩主张：“圣贤之所以为圣贤，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他在日记中，更以其具体透彻的例子加以说明：
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至以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指乱动忍”等语曰“若安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子序笑应这。
曾国藩说得很明白，要成为成功者，要达其“敬德修业”的目的，没有百折不挠、坚忍的精神是不行的。人生的进取，是从“学问”两字开始的，做到了这一点，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就可以获得成功。
正因为曾国藩具有以上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平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的而锐意奋斗。
曾国藩出身于正在上升中的中小地主阶级家庭，来自统治阶级下层，故其救世人生哲学观是非常突出的，这就是他所谓“苟能立志，何事不可为”的思想。可以看出，曾国藩一生紧紧守住“敬德修业”四个字，去思考、去做事，求取人生的日益进步。当然，这四个字尤其体现了曾国藩一生的学问根本。
成大事箴言：
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想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平生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
——咸丰元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