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释】
墨子说：“古人还不知道建造宫室，只是在山陵高地的岩洞居住，到了三王的时代才开始建造宫室。其办法是选择高地以避潮湿雨水，选择边地抵御风寒，墙高只能够无碍男女之大防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简陋，不足以观赏。因此，那时百姓都感到财用充足。现在的王侯，所造的宫室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向百姓横征暴敛来建造宫室，为了看起来宏伟壮观，用各种颜色刻镂彩画，左右上下竞相效仿，结果使钱财匮乏，难以抵御凶年饥荒，无法赈济孤寡贫民。国家的贫困到了难以治理的地步。因此建造宫室不能不讲求节约。”
“古人不知道做衣服，那时候披兽皮，挂草叶，冬天穿的笨重但暖和，夏天挂的轻便却清爽。三王觉得这样不中意，于是就教妇女制作衣裳，冬天用丝制成棉衣，既轻又暖和，夏天用麻布做纱衣，既轻又凉爽——仅此而已。那时穿衣不是为了使自己美丽，让他人观看。所以当时人们生活节俭，易于管理。当时的帝王生活很简朴，很容易奉养。现在国王的服饰可就不同了，他们对老百姓大加搜刮，以便制作华美飘逸的服装，用黄金铸制带钩，用美玉制作玉佩。他穿衣服不是为了身体的需要，而是为了美观好看。上行下效，因此人们变得越来越淫逸邪僻，越来越无法管理。国君奢侈腐化，不听忠言。以奢侈腐化的君主来统治淫逸邪僻的臣民，要想国家不乱，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制作衣服也不可不节俭。”这就是墨家的治国之术。
【经文】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卖兔满市，盗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虽尧舜禹汤，且皆加务而逐之。名分已定，则贫盗不敢取。故圣人之为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定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慤，而各自治也。”
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设其本，臣操其末。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网，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网，用圣人之符，则万物无所逃矣。”
动者摇，静者安，名自名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贵名之正也。
李斯《书》曰：“韩子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夫轻罪且督，而况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此商鞅、申、韩之术也。
【译释】
商鞅说：“法令是人的生命，治理天下的根本。一只兔子在前面跑，后面可能有一百个人追逐，不是一只兔子可分为百份，而是这只兔子属于谁的名分还没有确定，因而谁都可以据为己有。卖兔子的满街都是，盗贼不敢去拿，那是因为这些兔子属于谁的名分已定。所以，名分未定，就是尧、舜、禹、汤也都可能去追逐，名分一定，就是再穷的盗贼也不敢去拿。圣人制定法令，安置官吏，实际上就是在定名分。名分确定以后就是骗子也会变得贞洁守信，就是大盗也会变得诚实不欺，他们自觉地安分守己。”
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君设置根本，臣操持常务。作为人君，就是要拿法律公文来核查人臣，看看是否名实相符。名分就好像是天地之网，圣人之符。张网持符，天下万物就无可逃循了。”
让该动的去运动，让该静的去安静，各负其责，事有归着。整个国家就会显得井然有序。
因此有道之君要用名分来纠正一切不合名分的现象，并实事求是地确定名分。
从前尧治理天下，就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的。因为名分正，所以天下大治；舜治理天下，也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然而因为名不正，所以天下大乱。因此，圣人对名的正与不正是看得很重的。
李斯在给秦王的书中说：“韩非先生认为：‘慈爱的母亲养出败家的儿子，而严厉的主人没有强悍的奴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能不能实行严厉的惩罚。商鞅变法，对在路上随便倒垃圾的都处以刑罚。随便倒垃圾是小罪，而判刑却是重罚。轻罪且要严惩，更何况重罪呢？所以人人不敢犯法。现在如果不致力于设法使人不犯法，而去学慈母娇惯败家子的做法，这就太不理解圣贤的理论了。”这就是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的治国之术。
【经文】
由是观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黄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所以异也，虽经纬殊致，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议者或引长代之法，诘救弊之言；或引帝王之风，讥霸者之政，不论时变，而务以饰说。故是非之论，纷然作矣。话言伪而辩，顺非而泽，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译释】
综上所述，治国之法多种多样，有王霸、黄老、孔墨、申帝之术，他们之间不但不区别，而且理论根源也不一样，纠正前代政制流弊的方式也不同，然而他们都有振兴国家、普济众生的愿望。如今，有的人或者援引施行比较悠久的制度，无非是教今人拨乱反正的改革观念；有的人以前代帝王的礼乐之风，讥讽成就霸业的政治措施，不顾时代的变迁，而用所谓不变之法、不易之理来为自己的学说辩护。因此，对变革赞同与反对的意见，纷纷出笼。措词虚伪，还要诡辩，附会荒谬的观点，仿佛也能自圆其说。凡此种种，都是历史的罪人啊！因此，有道德有头脑的人要起来制止这种做法。
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都是中原化夷，从来不说夷化中原。其实，不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又有谁的政权是纯粹的“中原血统”。在这一点上，赵武灵王倒是看得很透，于是有了著名的“胡服骑射”。
有一天，武灵王闲坐，肥义陪伴他。肥义说：“大王是否考虑过世事的变化，分析过军队的作用，回忆过简主和襄主的业绩，盘算过胡地和狄地利益呢？”武灵王说：“后来的君主不忘先王的恩德，这是做君主的根本；相互商量明主的长处，这是做大臣的本分，因此，贤良的君主平时要制定便利于人民的政令，并不失时机地教导他们；在战争的年代，要建立空前绝后的功业。作为大臣，在闲居时就要尊敬长辈，谦恭辞让；在朝中做官时，要能够辅佐国君、造福百姓。这两点是君主和大臣的区别。现在，我想继承襄主的功业，开拓胡、狄之地，但我的这些想法恐怕终生也不会被人理解。现在看来，如果进攻弱小的胡、狄，用力不大，不至于使百姓劳困，却能获得很大的收益。想建立盖世功业的人，必然会遭到一般俗人的非议，有独到见解的人，必然会遭到一般世俗之人嫉恨。如今，我想改变胡人的衣服，学习骑马射箭，教导百姓，这样，世人一定会议论我了。”
肥义说：“我听说，办事如果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行动如果瞻前顾后，就不会成名。大王如果已经决定承担天下人的非议，那就不用顾虑世人的飞短流长了。那些想建立最高德行的人，是不会与世俗之人商量的；那些想建立伟大功业的人，也是不与众人计议的。从前，舜跳有苗氏的舞蹈，世人不理解，禹赤身裸体地进入裸人国，世人更不理解，但他们都不是纵情声色，欢娱身心，而是为了以德行来感化尚未开化的人。愚蠢的人对即将成功的事也看不清楚，聪明的人在事情尚未出现之前就能预知未来。大王不要犹豫，希望能够马上实行。”
赵武灵王说：“我并不是担心胡人服装的长处，只是害怕天下人会笑话我。狂人快乐，聪明人就替他感到悲哀；愚蠢人的讥讽，贤能的人就为他感到悲哀。既然有人赞同我的主张，那么，胡服骑射的改革就必然能够取得成功，其作用也将是难以估量的。即使世上的俗人都笑话我，我也一定要占领胡人的土地和中山国。”
赵武灵王的改革政策，在当时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最终他在肥义的鼓励和帮助下果断地实行了胡服骑射的法令。其结果自然是国富兵强。实际上，赵武灵王的改革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因为，他把那时候的战车阵法带到了骑射时代，这应该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赵武灵王不顾俗流、坚持改革的精神对人们有很深影响。
二、商鞅的悲剧
商鞅变法是伟大的壮举，而他本人却因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而成为牺牲品。
商鞅是中国历史最早也是最大的改革家之一。商鞅是卫国人，起先在魏国做上官，魏惠王没有重视他，他听说秦国招纳人才，就跑到了秦国。
秦国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它远处西北边陲，本来很小，史不载诸侯之籍，但它总是从其他诸侯国招纳人才，利用这些人才使自己的国家一步步地强大起来。在秦国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重大的历史发展是由秦国本国的人才推动实行的，秦国的这种开放的态度以及君主的进取精神，终于使秦国吞并了六国，统一了中国。
但到秦孝公这一代，秦国还不算很强大，东邻魏国就常欺负它，以至侵占了它的很多土地。秦孝公想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就发布了一道命令，招贤纳士，凡能使秦国强大的人，封高官、赏土地。商鞅好刑名之学，属于法家一派的人物，他琢磨着秦国只有用法治才能迅速富强起来，自己到那里可能有用武之地，就跑去见秦孝公。他为了弄清秦孝公的真实心理，不敢一见面就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是先试探性地进行交谈。前两次，商鞅给秦孝公谈儒家的帝王之道，结果秦孝公大感厌烦，昏昏欲睡。这样，商鞅就弄明白了秦孝公是要以法兴国，于是，在第三次会谈时，他抛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变法。这一下子把秦孝公抓住了，两人谈了三天三夜，也不觉疲劳。
秦孝公当即任命他为主管变法的官员，进行变法。商鞅为了取信于民，先耍了一点小手腕。他在国都南门外立了一根大木，下令说：“谁若把这根大木扛到北门去，就赏他五十金。”那木头以中人之力就可搬动，而五十金之赏却非常之多，时人以为有诈，不敢搬运。后有一个粗鲁人见赏金很多，就扛到了北门，结果真得到了五十金的赏金。商鞅借此在民众中树立了威信。
于是，商鞅分别在秦孝公六年（前356年）和秦孝公十二年（前352年）实行了两次变法，内容包括：
编定户籍，实行“连坐”。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其他家须告发，否则连坐。
奖军功，禁私斗。凡有军功者，不论其出身贵贱，职位高低，均或按功升官，或按功分封土地。各城邑之间不得相互械斗，违者以严刑处罚。
奖耕织，鼓励发展农业，增加人口。凡种地收产多者，可获奖励，反之则抄没其家，罚作官奴。
轻罪重罚。如把灰倒在道上，就要在面上刺字涂墨。
实行县制，集中中央的权力。
承认土地私有，鼓励开荒。
统一度、量、衡，以便加强统一管理，集中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