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志向与心胸决定着他事业的大小。嬴政的志向是统一天下，做一个统一中国的始皇帝。结果他成功了，靠的是干大事的雄心和魄力。
1.放纵对手是为自己制造机会
有经验的猎人发现猎物的踪迹时，不急于放出猎犬，而是继续跟踪。原因是没有真正见到猎物，就无法确认猎物的大小、凶猛程度，无法采取相应的对策。权力的角逐也是如此，在无法确认自己的能力能否胜过对方时，不妨给对方一个放纵的机会，待时机成熟时，再一举除之。
秦庄襄王死后，13岁的秦王政即位。少主临朝，在战国时，按社会的惯例通常由母后主政，例如史家所说的“战国四后”：秦昭王即位其母“宣太后自治”；齐王建即位“国事皆决于君王后”；赵孝成王即位其母“太后用事”；韩国“以一女子奉一弱主”。按此习惯，秦王政即王位时，其母太后赵姬主政也是必然。赵姬主政，依靠的人是吕不韦，因为在谋取秦国之政时，就是吕不韦一手设计和进行的，其中，赵姬是参与者之一。所以，嬴政把吕不韦尊为相国和仲父，都是出自于赵姬的情愿。
赵姬做了太后，依然难以割舍与吕不韦的旧情，但是当时的形势绝不是从前了。而吕不韦也自有他的难处，不应承太后之召不行；应召，他将无法把握自己，自己多年的心血就可能毁于一旦。但是，吕不韦毕竟也是人，他既不能像孔孟说的“逆取顺守”修己以齐人，也做不到“知难而退”洁身以自好，唯一解决的方式只能是与“太后时时窃私通”。
另一方面，吕不韦也是一个有长远眼光的人，他深深懂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至深道理，并以此时时提醒自己。吕不韦心中清楚，与太后私通一旦暴露就会身败名裂，而且秦王嬴政逐渐长大，形势已经不容他有再多的考虑。于是他当机立断，决定从困境、险境中拔出双脚。自经商和从政以来吕不韦形成了一种常常引以为得意的信念，那就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都认为途径和办法总是会有的。
后来，吕不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嫪毐，于是他立刻形成了一套方案：诈称嫪毐施了腐刑，然后让他以“宦者”身份在后宫侍奉太后，自己便可从太后那里解脱了。
嫪毐很讨太后的喜欢。不久，太后怀孕，生下腹中的胎儿，为了避人耳目，太后找了个借口便前往秦国的故都雍城，居于雍城中的大郑宫内。
太后暂居雍城的一段时间内，生下一男后，不久又再次怀孕。嫪毐备加受宠，从此咸阳城内太后宫中的大事小情以及有关国家政务的一些大事，都由嫪毐决定。这样一来，嫪毐手中的权势日益膨胀，豢养家僮数千人，很多人见嫪毐权势日盛，都争着做嫪毐的“舍人”。不仅如此，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嫪毐被封为长信侯，并赐给山阴地，以河西太原郡作为嫪毐的封国。
嫪毐由于受到太后的宠幸，在秦国的权势很快便发展到与吕不韦不相上下，并且嫪毐也日益骄横。
嫪毐本是一个无知的人，他空虚、狂妄、头脑简单，根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规划未来，对形势的发展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的所作所为，纯属小人得志的一类。他只是用自己简单的思维，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无休止地攫取权势并乐在其中，用荒淫无耻的生活，填补精神上的空虚。
有件事可以说明嫪毐的无知与狂妄，同时也拉开了他自取灭亡的序幕。有一次，嫪毐与秦王的侍臣饮酒博戏，酒醉后彼此发生口角。嫪毐自恃太后撑腰，便信口开河：“我是秦王的‘假父’，你竟敢对我无理？”秦王侍臣见嫪毐怒睁圆眼，高声斥骂，气焰十分嚣张，便忍气吞声地离开了。回到王宫，侍臣就把嫪毐所骂的恶言秽语向秦王做了详细的禀报，秦王政是一位个性很强的人，天生刚愎自用，他听后非常恼怒，决心待机除掉嫪毐。
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秦王政22岁，按照秦国的礼制应加冠亲政。
就在秦王举行加冠礼前夕，他的亲信得到消息：长信侯嫪毐并非是宦者，经常与太后秽乱宫中，并生有两个男儿，都藏匿在民间，长信侯与太后并有密谋，一旦秦王政驾崩，便立长信侯与太后所生的儿子为秦王。
秦王政听后非常震惊，立刻密令官员调查，结果情况皆属事实。因为加冠礼举行在即，秦王并没有立即下令逮捕嫪毐，而是采取“欲擒故纵”的计策，照常前往雍都举行冠礼，并做好了一切部署。
秦王要调查“宫闱秽事”的消息，很快便传入嫪毐耳中，这时他才感到恐慌，急忙与太后商议对策，密谋在秦王去雍都举行冠礼时乘机杀掉他。
当秦王政下榻蕲年宫的时候，嫪毐便按照事先的密谋，征发县卒、卫卒、官骑以及门下舍人，向蕲年宫进发，企图一举推翻秦王政，另立新君。
面对危机，秦王政绝非等闲之人，他对嫪毐一伙的密谋早有察觉和防范。当嫪毐发兵举行叛乱时，秦王政立即派相国昌平君、昌文君率兵镇压，嫪毐兵败逃走，秦王发兵追击，斩嫪毐于好峙。这样嫪毐的叛乱很快便被平息了，而参与嫪毐叛乱的大臣一律枭首并车裂示众，灭其宗族。嫪毐门下的舍人也都被处置。
从平定嫪毐叛乱那天起，秦王政事实上已在秦国亲临政事，成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年轻帝王。
除掉嫪毐后，秦王政恨由中生，不仅恼怒于母后的淫乱，更恼怒于母后私生二子，还打算立他们为王。秦王政对这两个私生子非常敏感，盛怒之下，他派人把太后所生二子装入口袋中扑杀，并将太后迁于雍城居住，以示惩罚。
秦王政杀弟迁母之后，怒气仍不能平息。他痛定思痛，想来想去，认为乱事之根、罪魁祸首应当是仲父吕不韦。他决心除掉吕不韦，但是朝中许多人都为吕不韦说情，讲述吕不韦的功劳。秦王想到自己10年临朝之事，的确是吕不韦一直尽心竭力扶持自己，忍不下心来对吕不韦执法。那时的秦王政确实不知道对吕不韦该怎么处置，也没有一个十分恰当的理由。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于是罢免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待形势变化再做处置。
吕不韦在朝中的势力非常大，虽然他不做相国了，但影响力却不减。吕不韦被罢相不久，秦王政就把他撵到河南的封邑。就在吕不韦被逐至封地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门下的宾客仍然接连不断地从河南前往咸阳，向秦王诉苦，为吕不韦说情。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企图使吕不韦回到咸阳，重新执掌国政。那么多的宾客穿梭于洛阳与咸阳为吕不韦说情，令秦王政深感不安，也使他更加觉醒，吕不韦的势力太大了，于是下定决心，正式赐书给吕不韦，这既是给吕不韦宾客们的答复，又是为了让吕不韦死了再掌权的心。秦王政在赐书中直接质问吕不韦：
君何功于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
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
与此同时，秦王将吕不韦及其家属迁徙蜀地，以彻底清除吕不韦的势力。
通过秦王政赐书中的质问和举家迁蜀的命令，吕不韦终于省悟，不再抱有幻想了，秦王政采取的是步步紧逼的策略，自己只有一死才能解决问题。
吕不韦自杀后，他门下的宾客数千人私自将吕不韦葬于洛阳北芒山，参加送葬的人非常多，场面很大。秦王政闻知此事后非常气愤，认为那些人是借给死人送葬向他示威，于是便下令对参加送葬的人都给予惩罚。
秦王政除掉了嫪毐、吕不韦后，为自己掌权扫清了障碍。从此，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法家理论的指导下，缔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大帝国。
秦王政在处理吕不韦、嫪毐专权的这件事上，使用了正确的策略，如果处置不当，不要说王位，恐怕连性命都得搭进去。他最终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果决出手，成功地铲除了威胁王权的两大障碍，为自己掌权铺平了道路。
2.关键时刻斗智不斗力
人在危急时刻往往容易失控，一味的猛冲。其实，越是关键时刻越要冷静。秦始皇不但有统一天下的雄心，更有统一天下的大智慧。关键时刻，不露声色的借赵王之手杀掉了阻碍秦国大军东进的名将李牧，使赵国失去了真正的“长城”。
秦王政理政后，任用尉缭、李斯为相，开始部署统一全国的战略和策略。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以坚强的毅力和刚柔相辅的手腕，用军事攻打和政治分化的谋略，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以气吞山河之势，先后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最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
秦王政亲政后对赵国发动了一系列的军事进攻，虽然有两次被李牧打得大败，但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对赵国的进攻实际上已经拉开了秦军相继灭亡六国战争的序幕。那时的秦王政，傲视群雄，开始了兼并六国的战略部署。
韩国的领土最小，辖有现今山西省的东南部、河南省的中部。由于韩国地处秦军东进的要冲，是“天下之咽喉”，而韩在山东六国中又实力最弱，所以，秦灭六国时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就是韩国。
在秦惠王时期，张仪便提出了“下兵三川”、“挟天子以令天下”的首先灭韩的主张。司马错则主张应当首先攻取巴蜀，这样就可起到“广地”、“富国”、“强兵”的效果，结论是“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
当时秦惠王认为司马错的主张更合情合理，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公元前316年派司马错带兵攻取巴蜀，后来又建成都江堰工程。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当年秦惠王放弃首先伐韩而攻取巴蜀的战略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对于后来秦的富强和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蓄，到秦王政亲政的时候，秦国的实力比秦惠王时期更加强大，而韩国的实力比当年更为衰弱。两国实力对比相差十分悬殊，在这种实力对比下，秦灭韩国是轻而易举的事。
为了减少更多的麻烦，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秦王政在大举发兵吞并六国之前，决定首先给赵军以重创，以免灭韩后促成赵、楚、魏等国联合攻秦，因此采取了“合韩攻赵”的战略，以攻赵并削弱赵国军事实力作为歼灭六国战争的序幕。
正是在这种战略的选择下，秦王政集中全力多次进攻赵国。尽管秦军曾两次被赵国名将李牧打得大败，但是当秦王得知赵军确已遭到重创，“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时，认为既定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
公元前231年，魏国被迫向秦献地，韩国被迫把南阳土地献给秦国，秦派内史腾任南阳假守（郡级行政长官），秦王政认为发兵逐一歼灭六国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韩国首遭灭亡的厄运终于降临了。公元前230年，秦王政下令内史腾率秦军就近灭亡韩国。在秦兵压境、危亡在即的形势下，昏庸无能的韩王安惶惶不可终日。秦军将士作战勇猛，在几乎没有遇到什么严重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攻入韩都新郑，韩王安成了秦军的俘虏，韩国宣告灭亡，秦国把攻占的韩国土地建置为颍川郡。
战国七雄中，赵国是仅次于秦国的强国，名将辈出，赵曾多次同其他诸侯国合纵，重创秦军。所以，秦国君臣都把赵国当作最大的敌人，不敢掉以轻心。
为了打好对赵国的战争，秦王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和研究，了解到赵国除了君臣隔膜、将士不睦以外，还与东北邻国燕国不能相容，经常兵戎相见，相互攻伐，即使在休战时期，也是貌合神离、互相倾轧。
秦王政三年（前245年），赵悼襄王上台，大将间矛盾激化。亲信大将乐乘，想要取代廉颇。廉颇一怒之下，率所部打跑了乐乘，自己也投奔魏国去了。两年后，赵与燕又发生了战事。
秦王政十一年（前236年），在咸阳的秦王得到消息：赵、燕两国关系又趋紧张，赵国派庞煖将兵攻燕，连克燕城数座，而且继续向燕腹地推进。秦王判断赵国内必然空虚，认为灭赵的时机已到。于是决心利用燕赵的鹬蚌之争使秦国得利，遂果断决策，派王翦等以救燕为名，率秦军攻赵国。
赵国正忙于对燕作战，对秦军的攻袭没有充分的准备，国内兵力又严重不足，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王翦很快攻占了阏等城市。另一路秦军也占领了赵国的河间六城。不久，又攻占了邺（今河北磁东）和安阳（今河南安阳），赵的上党郡和漳河流域已完全为秦军所控制。
战争的考验和为政的实践，使年轻的秦王很快成熟起来。通过对赵国的战争表明，秦王比较注意分析敌我双方的运动态势，善于利用六国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主动而迅速地捕捉战机。
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年），秦军势气正旺，赵国兵势不振，秦王再做决策，派将军桓沂攻赵。桓沂行动迅速，指挥秦军快速东进，将武城（今河北磁县西南）和平阳（今磁县东南）两城包围起来，发起猛攻。平阳和武城皆位于赵都邯郸之南的漳水边上，一东一西，扼邯郸南大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情况万分紧急，赵王急调10万精兵，派扈辄为将前去救援。双方在平阳外围展开了激战，战争相当惨烈，结果，赵军全部被歼，扈辄也战死。
平阳之战是秦统一前最大的一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赵国的有生力量再次遭到沉重打击。秦王接到捷报，兴奋不已，为了鼓舞士兵的士气，立刻起身离开咸阳，前往距前线不远的河南督战，决心一举灭赵。
第二年，桓沂又奉命攻赵，从上党出发，翻越太行山，向赵进攻，夺取了赤丽、宜安（今河北藁城西南）。
秦王此次出兵的目标主要是攻占邯郸以北的要塞，与在邯郸以南的秦军遥相呼应，形成南北合击的态势，为最后灭赵创造有利的战略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