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王十分清楚秦军的战略意图，漳河失地已无法夺回，如果邯郸的背后再丧失，那么赵国就危险了，只有尽快击退秦兵，稳固后方，才能摆脱危险的境地。在这关键时刻，必须选任一员文韬武略齐备，而又忠心为国的大将为帅，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赵王仔细地分析了所有的将领后，决定唯有急调“北边良将”李牧出征，才可解燃眉之急。因此，冒着匈奴乘机进犯的危险，任李牧为大将军，领兵击秦。
李牧军进击宜安，与桓沂指挥的秦军在肥（今河北晋县西）展开了激战。几年以来，秦军所向无敌，睥睨六国之兵尽如草芥，经此一战，秦军始遇强手。桓沂虽多方组织秦军抵御赵军进攻，但是其在战术指挥上仍然略逊李牧一筹，被李牧打得大败。桓沂侥幸逃脱性命，想起自己是近年来第一个遭到如此惨败的秦国将领，不敢再回到秦国，遂狼狈投奔燕国去了。
李牧对秦军的胜利，使赵国暂免灭顶之灾，虽然成功地破坏了秦王南北合击的战略布署，但是，秦军的有生力量并未受到决定的影响，战略主动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秦王手中。
秦王政十五年（前232年），秦王兵分两路，企图再次形成南北合击邯郸的战略态势，一支攻到了漳水流域的邺，另一支到达太原，并由此向邯郸后方的番吾（在今河北省灵寿县西南）发动猛攻。
在此危难时刻，赵王再次命令李牧率军迎敌。李牧没有辜负赵人的厚望，领兵直驱番吾，同秦军展开了血战，第二次打败秦军，暂时免除了邯郸的腹背之忧。
面对战局的不利，秦王政决定放弃临时制订的先行灭赵的计划，恢复执行既定的先行灭韩，剪除秦腹心之患的战略方针。同时，寻找时机，除掉李牧这个劲敌，以确保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
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赵国发生了大地震，国家处于混乱之中。秦王政认为这是天赐的灭赵良机，决定向赵国再举征伐。
秦王政十八年（前229年），秦军派重兵大举攻赵。秦军兵强马壮，士气高昂，由王翦率上党秦军由西向东，直下井陉（今河北省井陉），再由北而南，威逼邯郸；杨端和率河内（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秦军由南而北，两路攻入赵境，兵锋直指赵国心脏——邯郸。
此时的赵国，已是岌岌可危。赵王派大将军李牧和将军司马尚带兵在邯郸外围拼死抵御。李牧和司马尚竭尽心智，精心筹划，团结全军，全力以赴，成功地将两路秦国大军挡在邯郸外围达一年之久，秦军想尽了各种办法，但收效甚微。
秦军三次攻赵，前两次遭到惨败，这一次又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无法实现既定作战目标，而给秦军造成巨大障碍的竟都是李牧。
秦王政在心里暗暗佩服李牧的才能：提百万之军纵横沙场，攻必克，守必固，百战而不殆者，李牧足以称之，秦军将领无人能及。
因此，秦王有了新的计划，他认为铲除李牧是当务之急，军事强攻不行，唯有智取。于是他派人潜入邯郸以重金贿赂郭开，行反间计，声言李牧和司马尚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不为君王着想，不为国家尽力，欲谋叛赵国而去。愚蠢的赵王在此国家危难时刻，竟不做任何调查，轻信了郭开的报告，派赵葱和颜聚两个无能之辈取代李牧和司马尚。李牧以国家利益为重，抗拒王命，不交兵权，继续率兵抗秦。糊涂的赵王迁派人秘密捕杀了李牧，而司马尚则被临阵免职。
秦王政略施小计，便拔掉了使几十万秦军都束手无策的对手，扫除了灭赵的一大障碍。
李牧死后，秦军上下非常高兴，在王翦及杨端和的指挥下，重新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在不足3个月内全歼赵军并杀死赵葱，攻占了邯郸，并生俘了赵王以及颜聚。只有赵公子嘉逃往代郡，后来自立为代王。这样赵国基本上灭亡了，秦王政在以邯郸为中心的地区设立了邯郸郡。
秦灭赵后，兵临易水，对燕国构成直接的威胁，燕国危在旦夕。
国家危亡关头，燕太子丹派荆轲入秦刺杀秦王政，刺杀未遂。秦王政立刻下令前线秦军大举进攻燕国。
王翦和辛胜指挥的秦军于当年在易水之西大破燕、代联军。秦军很快占领了燕都蓟城（今北京市）。燕王喜和太子丹慌张地退保辽东郡（郡治在今辽宁辽阳市），秦将军李信领兵继续追杀。为摆脱困境，代王嘉建议燕王喜杀太子丹以讨好秦王，以退秦国之兵。燕王喜走投无路，无奈之下派人杀死藏在衍水（在辽东郡）的太子丹，欲将其头献与秦王，以求秦退兵。但是，秦军根本不予理睬，李信继续挥师猛攻。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在辽东生擒燕王喜。旋即回师攻代，将盘踞此地六年之久的代王嘉俘虏。至此，燕、赵彻底灭亡。
在秦王政灭韩、灭赵后，魏已纳土称臣，归顺效命，但对秦王政来说，这还远远不够，他不会就此罢休，他的雄心是统一天下。
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年），派王翦之子王贲率兵攻魏。而魏早已在秦的囊中，王贲按智伯说的“水可以灭人国”的办法，阻断故渠，引黄河、大沟的水东南流出，淹灌魏都大梁城三个月，魏王假向秦军请降后，被秦杀。这样魏也灭亡了。
按照秦王政的战略部署，当秦军于公元前225年灭亡魏后，中原地区已尽入秦国之手，攻楚时的后顾之忧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秦自公元前230年灭韩以来，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气势正盛，处于上升时期。所以，当秦攻占魏都大梁之后，秦王政便立即下达了对楚国发动全面战略决战的命令。
为了取得对楚战争的全面胜利，秦王政召集秦国的著名将领，商讨作战方案，确定担任这场战争的秦军统帅。在这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秦王政充满自信地环视座前的各位虎将，说道：“诸位，此次对楚作战，需要动用多少物资和人马？”
“最多不过20万人，便可平定楚国！”李信答道。
李信不久前在追击燕军的作战中，以数千铁骑在辽东追逐燕太子丹，立了奇功。秦王心中对这位年轻将领颇为欣赏。秦王政听了李信的豪言壮语，内心无比高兴。这时，老将王翦一言不发，秦王政向王翦问道：“老将军，您看对楚作战须用多少人马？”
“非60万不可。”王翦认真地回答。
秦王政见王翦竟说须动用60万大军，充满自负的秦王禁不住笑着说：“王将军确实有些年老了。”
会议结束，秦王命李信及蒙武率20万大军南下伐楚，即日出发。王翦则告老还乡。
公元前225年，李信所统率的秦军进攻楚国的平舆，蒙武所统率的秦军进攻楚国的寝，进军之初，秦军进展顺利，两军在城父会师，合兵一处。此时，楚王命名将项燕率大军抵拒秦军。
项燕是楚国的名将，勇而有谋。项燕所率的楚军杀入了秦军的营垒，斩杀秦国的七名都尉，大破李信，秦军大败逃走，项燕统率楚军乘胜由东向西挺进。
李信的大败使秦王政大为震惊，意识到了老将王翦对形势把握的正确。为了统一大业，高傲的秦王政屈驾亲自到王翦的家乡请求其出山，由他来统率秦军对楚作战。
王翦再次郑重地向秦王提出条件，说道：
“承蒙大王不弃，一定要老臣出征，非60万人马不可。”
王翦不仅充分地估计了楚国的军事实力，而且意识到这次军事行动的特殊性，当年白起虽然攻陷楚都、重创楚军、占有楚国的部分领土，但要灭亡楚国，完成如此重大的使命，没有60万大军无法成功。60万大军对秦王的统治意味着什么，他心里自然明白，更何况秦王向来猜忌心重。在这关键时候，秦王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王翦提出的条件。
王翦与秦王政同车回到咸阳，秦王立即调60万部队归王翦统一指挥，择日出征。
公元前224年，王翦率大军抵达前线，取代李信指挥全部秦军。
王翦到达前线后，下令将士们构筑工事，坚守壁垒，不得出战，有敢违犯军令者，一律斩首。
楚军多次到阵地前沿向秦军挑战，但无论楚军如何谩骂，秦军就是不肯应战，楚军也无可奈何。
王翦与项燕都是当时的名将，秦楚大军的暂时对峙，实际成了二人智力的较量。二人各有各的计划：王翦认为，秦军远道而来，行军疲倦、立足未稳，不久前又新败于楚，故坚壁以养精蓄锐，然后伺机而动；项燕的挑战，是要趁秦军立足未稳和楚军新近获胜后的士气高涨，一举击溃王翦。
在两军相峙的日子里，王翦令士卒好好休息，常到营帐中看望士卒，与士卒吃同样的饮食。同时，王翦告诫麾下急于求战的将士，每日要加强军事训练，不可轻敌。
两军相峙一段时间后，项燕见王翦一直坚壁不出，急切之下，便令楚军向东移动，想以此牵动秦军。
王翦见项燕移师向东，认为决战的时机已到，便在楚军拔营之际下令秦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全线出击，猛攻楚军。项燕见楚军主力被歼，知道大势已去，便自杀而死。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楚国的大片土地尽落秦军手中。
公元前223年，王翦率秦军攻入寿春，俘虏楚王负刍。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王乘灭燕、代、楚三国的士气，命将军王贲率兵南下攻齐。秦军很快开进了临淄，俘虏了齐王建。
秦军兵占临淄，标志着秦统一六国之战的全面胜利。至此，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华夏大地归于一统。秦王政在统一的战争过程中，全力以赴，没有姑息任何国家，而是坚决彻底地执行了既定的战略，为统一之战的胜利，尽心竭力，为大一统格局的开创，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3.戒除隐患和漏洞才能把事办好
木桶的度量取决于最短的那一根，事业的发展、稳定亦如此，如果在某方面欠缺了，那么就有可能发生“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祸患。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尽可能做到不留下任何隐患和漏洞。
秦始皇即位后，像踞立在雪峰上的秃鹫，傲视群峰，顾盼自雄，派蒙恬率兵北击匈奴。蒙恬不辱使命，痛击匈奴，收复河南地，驻守边关十余年，迫使匈奴退往阴山以北。为防匈奴进一步侵扰，秦始皇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部的长城连结起来，修筑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征服百越地区后，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
始皇末年，秦郡数由统一之初的三十六郡增至四十余郡，其版图“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秦始皇用武力平定天下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秦始皇改变了历来的帝王称号，他让大臣们讨论他的称号，根据来自远古的传说三皇和五帝，既有主张用“帝”，也有主张用“皇”，而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劳高过了三皇和五帝，最后将皇和帝并称为“皇帝”。由皇帝来掌握全国的政权，不再像西周那样分封诸侯，各管一地，致使最后诸侯各自独立，中央无法控制。同时，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秦始皇对名称也做了规定：皇帝自称用“朕”，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皇帝的印信专门用玉做成，叫作玉玺。而且只有皇帝的印信才能叫作玺。同时，皇帝的妻子称“皇后”，父亲称“太上皇”，母亲称“皇太后”。
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更体现了秦始皇加强君权的一面。他规定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同时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管理。太尉则是最高的军政长官，负责军事事务，但他平时没有军权，战时也要听从皇帝的命令，而且要有皇帝的符节才能调动军队，军权实际上也是掌握在皇帝手中。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是副丞相，皇帝的诏令由御史大夫转交给丞相去执行。
三公的下面设九卿：奉常，掌管宗庙礼仪；郎中令，负责传达皇帝命令，以及皇帝的警卫；卫尉，就是宫廷的警卫首领，负责皇帝住所的日常守卫；太仆，主要工作是负责侍从皇帝，掌管皇帝的车马；廷尉，掌管全国的司法事务，负责审理重案要案；典客，负责国家的外交事务，同时负责内部少数民族的事务；宗正则是专门管理皇室事务的官员；治粟内史，管理中央财政，并负责全国的税收工作；少府是皇帝个人的财政官员，管理归皇帝私有的山泽湖泊和宫廷手工业。
在地方，实行了郡县制。这是地方政治体制的历史性变化，代替了原来的分封制。设置郡县，由皇帝亲自任命官吏进行治理，罢免权也操纵在皇帝手里。这样就能使天下长期稳定，政权永远掌握在皇帝的手里。
秦朝对于官吏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制定了很多处罚官吏的法令。官吏犯法，一改西周那样享有特权，即“刑不上大夫”，而是加重处罚。这样可以使秦朝的吏治非常清明，政府的办事效率也有了相当的提高。同时，对于官吏个人要求很严，必须通晓法律。
在政治体制改革外，秦始皇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巩固集权统治。其一，修造长城，秦始皇下令将原来六国的首都和各自修造的长城拆毁，然后统一修造抵御北面匈奴的长城，期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其二，为防止天下人作乱，没收天下的兵器，然后熔化铸成12个、每个有24万斤重的巨大铜人。其三，修建官道，即弛道。以咸阳为中心，共修成三条，一条向北通到了内蒙，叫作直道。一条通向东面的河北和山东，直到海边。一条向南，通两湖和江苏。弛道的建立，大大缩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政令的及时传达。其四，为了杜绝先前六国后裔的反叛行动，秦始皇将贵族后裔连同富豪迁到咸阳，以便监视。
秦始皇为加强统治，不择手段，由于实行严酷法律，最终引起了士人的不满，纷纷指责秦始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