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批评咸丰皇帝注重文辞而忽视了实际。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以来，多次表示要开言路求善言，对于所有大臣上奏的奏折，有较好建议的要给予奖励。但结果“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即使奖励了个别的大臣也只是做做样子罢了，毫无实际的效果。而且朝令夕改，譬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这显然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三是批评咸丰皇帝自食其言、饰非拒谏、刚愎自用而不知悔改。曾国藩说咸丰皇上继位以来，曾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一改常态，坚持“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这是不守信用的表现。况且目前情势紧急，广西军务大计皇帝一人运筹帷幄，臣下极少参与。即使一时取胜，上下则会“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之大惧也”。最后，曾国藩警告咸丰皇帝说：“昔尧戒舜曰：‘无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舜与成王，何至如此？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曰觉其可憎，佞谀曰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虑，实类于此。”此疏一上，“咸丰皇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有祁篙藻、季昌芝等人苦苦为曾国藩求情，曾国藩才没有被从严惩处。
曾国藩的犯颜直谏惹得咸丰皇帝大怒，但终归是有惊无险，而且这使他声名鹊起，朝野上下都对曾国藩一片好评。咸丰皇帝本人深思熟虑后，也为曾国藩忠君的诚意所感动，后来降旨褒奖曾国藩，并命曾国藩兼署刑部侍郎。曾国藩在致弟弟的信中说：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进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本意也。
政治家的抱负和远见在这些话中已经非常清楚明白。
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叙及此事说：
曾文正公国藩，以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篙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可见，在此次上疏中，曾国藩不仅表明了他的耿耿忠心，也显示了自己卓越的政治见解。
这次上疏对曾国藩个人的政治前途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当太平天国运动愈演愈烈时，清政府竟然找不到一个可用之人去平定叛乱，朝野上下一致想起犯颜直谏、希望有所作为的曾国藩。于是一介文臣曾国藩被委以重任，奉命组建军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终于得到了一展抱负的大好机会。
3.公忠体国，勤俭爱民
“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勤俭败由奢”，无论一家一国，克勤克俭都会兴旺富裕起来，而懒惰和追求享乐只会日见衰亡。晚清名臣曾国藩对清王朝和封建君主忠心一片，生活上克勤克俭，为官清廉，勤于政务，堪称为政者的楷模。
曾国藩有这样一种观点：天子处理政务不一定要亲力亲为，但大臣一定要勤勉清廉，“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细事，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曾国藩为官多年，一生勤廉，可谓具体实践了诺言。
“清、慎、勤”三个字自古被视为做官的准则。曾国藩也曾作了三字箴言以自勉。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详细规定自己每天应该处理的事件，并常常在日记中反省督促自己。其中一篇日记这样写道：
近日公事不甚认真，人客颇多，志趣较前散漫，大约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一日无进境，则日日渐退矣。以后每日留心吏事，须从勤见僚属，多问外事下手；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留心饷事，须从慎择卡员，比较人数下手；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征古训下手。每日午前于吏事、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加意，灯后于文事加意，以一缕精心运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每日应办之事，积阁甚多，当于清早单开本日应了之件，日内了之。如农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无本日不了者，庶积压较少。
曾国藩在身强力壮之时，对幕僚几乎没有什么依赖，“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革稿，或大加削改。”到同治四五年间，尽管他“精力日减，目光逾退”，仍然“沿此旧习”。在晚年之后，尤其是由直隶总督改任两江总督后，眼睛的视力大大减弱，“看文写字深以为苦”，“其最要者，犹不假人”，仍然坚持亲自处理重要的政务。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总结了一套处理政事的方法，他说：“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所谓经分就是条分缕析。一般的从政人员往往有这样的体会：闲的时候无事可做，忙的时候焦头烂额。当需要同时面对许多事情时，要做到有条不紊，分清主次轻重，分清难易缓急。即使处理一件事情，只要抓住主要的、紧急的一个方面，其他的方面就会迎刃而解。运用条分缕析的办事方法，可以使人从容不迫且高效率地处理事情。
所谓纶合就是相互关联。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许多人却看不到或不知道在实践中的运用，办起事来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孤立地去做一件事情，结果导致许多事情处理不当，陷入被动的局面。因此在处理一件事情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根据事情的前因后果和相互影响做好计划再行动。正如曾国藩所说：“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如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会受到牵制。”
所谓详思就是详细思考。曾国藩办事非常谨慎，通常是深思熟虑后再行动。他认为如果对所做的事情缺乏周详的思虑，事情很难办好，甚至出现功亏一篑或满盘皆输的结局。对文官的贪生怕死和武官的鲁莽，曾国藩总是分别反复叮嘱告诫。他还针对不同的情况思考问题。曾国藩有两句话，说：“太平之世，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这就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情况都考察得清清楚楚，交待得具体详细。
所谓约守就是遵守已经确立的传统和原则。办事要讲原则，如果没有原则，就失去了办事的尺度，同时也失去了检验的标准。在官场上采取和稀泥和踩西瓜皮的办事方式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把事情办得一团糟。例如曾国藩定下早起与幕僚一起吃饭的章程就是一个原则，不因为李鸿章是他的学生而网开一面。有了原则就一定要遵守，不能使内外亲疏有别。曾国藩严格要求自己，勤于政事，对部属也要求严格，勉励属下的将领一定要“口勤”、“心勤”、“身勤”、“手勤”。
曾国藩不仅勤于政事，而且为官廉洁。对于钱财二字并不很看重，一生崇尚节俭。曾国藩从30岁起，就立誓不依靠做官发财。1849年，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曾国藩说到做到。在为官期间，他尽量避免官场上无谓的应酬，同时从不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财物。
清朝官员薪金有限，接受别人的馈赠是一种不成文的惯例。据说纪晓岚在担任侍郎的时候挥霍无度，依靠他人的馈赠才能过年，一次，过年时有人忘记去纪晓岚处馈赠物品，纪晓岚就登门强索，一时在京师朝野被传为笑谈。馈赠的对象在京内为户部尚书及肥缺部门的首长，在京外的对象是督抚和盐使关税首长等。曾国藩将这种馈赠称之为“钓饵”，将来升官了必须要加倍“奉还”，不贪污受贿是还不起的。
由于上述的原因，曾国藩断不接受馈赠。所以他在担任侍郎的时候，仅靠一年四百两白银的俸禄勉强维持生活，节俭度日。后来曾国藩虽然做了总督巡抚，仍然不改初衷，所穿的衣服比在京城时还要俭朴。他说：“从冬至夏，常有十几万敌军环绕在祁门的前后左右，几乎没有一天不打仗，几乎没有一路不梗阻。白天没有美食，夜晚常做恶梦。军饷拖欠达五六个月之久，士兵的生活异常艰苦，我实在不忍心一个人过富裕的日子。所以近年来我不敢往家里多寄银钱，也不敢给宗族乡党一些润泽，这并不是虚伪矫情，一则是因为我亲眼看到士兵穷窘异常，二则是想到从高祖父、曾祖父以来，我家世代寒素，我虽然享受了祖上的荫德，但我不想享受过多，以便为自己存惜福之心，为家族留不尽之泽。”
官场的风险是很大的，要想游刃有余并保官升官，自然需要机变和谋略，也即所谓的“官场术”，几千年来，人们总结了一套套的“官场术”，虽然这些“官场术”并非对每个人都适用，运用这些“官场术”需要与之相应的机会和场景，唯有“勤廉”二字是一般的准则，正如赵鼎所说“凡在仕宦，以廉勤为本。人之才性各有短长，固难勉强。惟廉勤二字人人可至。廉勤，祈以处己；和顺，所以接物。与人和则可以安身，可以远害矣。”
曾国藩自己生活节俭，而且严格要求家人，要求家人戒除贪婪和奢欲。曾国藩极其看重俭朴的家风，他认为“家败离不得一个‘奢’字。”“观《汉书·霍光传》，而知大家所以速败之故，观金日磾、张安世二传，解示后辈可也。”霍光是西汉的大将军，总揽朝政达二十多年，他的儿孙及女婿无不享受高官厚禄，享乐无度，骄横无礼，最后被皇上以谋反罪灭族，遭牵连被诛杀者有数千家。当初霍家生活极度奢侈的时候，茂陵有个姓徐的书生曾经说：“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徐生的话果然不久就应验了。与霍光同时代的金日磾则十分注重自律和节俭，例如他见长子与宫人淫乱，就亲手把自己的儿子杀死。皇帝赏赐给他的宫女，他也“不敢近”，非常谨慎。班固赞曰：金日磾“以笃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将，传国后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曾国藩要求弟弟以霍光、金日磾等人的事例告诫后辈一定要戒奢戒骄，“庶几长保盛美”。
曾国藩认为：“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衮，过于绚烂。”他自己所穿的衣服十分简朴，布袍鞋袜都是自己的夫人和儿媳妇亲手制作的。日常生活也很简单，早起晚睡，穿布衣吃粗食，每餐仅有一道荤菜，只有当客人来的时候，才增加荤菜。
曾国藩担任大学士后仍然生活简朴，故时人略带诙谐地称曾国藩为“一品宰相”，“一品”者，“一荤”也。在曾国藩30岁那年，他添制了一件青缎马褂，但平时不舍得穿，只是在庆贺及新年的时候才穿，这件衣服藏了三十年之后如同新衣一样。曾国藩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
曾国藩的小女儿崇德回忆说：曾国藩在江南总督署任职时，李鸿章请曾夫人和两个小女儿吃饭，两个女儿仅有一件绸裤，相争至于哭泣。曾国藩立即安慰道：“明年若继续任总督，必为尔添制绸裤一条。”当时崇德年幼，听到曾国藩这样说，竟然一下子破涕为笑。
此外，在操办儿女婚嫁上曾国藩也非常注重节俭，例如曾国藩在嫁长女时，陪嫁的费用不超过200两白银。以后遂成定制，直至嫁四女时，仍没有增加毫厘的陪嫁费用。
崇德回忆说：“文正公手谕嫁女奁资，不得逾二百金。欧阳夫人遣嫁四姊时，犹恪遵遗法。忠襄公闻而异之曰：‘焉有此事！’发箱奁而验之，果信。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嫁女儿这样节俭，娶儿媳妇同样如此。
曾国藩在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
是日巳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
同治年间，曾国藩已经功成名就位极人臣，而且年近七旬，依然节俭。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李翥汉言，照李希帅之样，打银壶一把，为炖人参、燕窝之用，费银八两有奇，深为愧悔。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且盗廉俭之虚名，惭愧何地！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
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余好“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傍夕与纪泽谈，令其将内银钱所账目经理，认真讲求俭约之法。
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翻修过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时，花园的工程正在赶办之中。游观后，他感慨颇多，认为享用太过。如此克勤克俭的封疆大吏真是世所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