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六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在家乡为他整修“毅勇侯第”，花费很多，曾国藩十分反感。他在二月初九的日记中写道：“是日，接腊月廿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官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而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的做法便与他有很大的不同，自攻下江西吉安、安徽安庆和江苏金陵后，曾国荃每到一处便大肆搜刮民财，三次回家置田买屋。曾国荃在家乡湖南兴建的“大夫第”，长达一里，房屋数百间，储备了大量的金银财物、名贵家具，在近世的官僚府第中是很少见的。因而曾国荃被人讥为“老饕”。曾国藩为此致信曾国荃说：“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友之讥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功夫也。”曾国藩还规劝九弟：“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余近年专在此处下功夫，愿与我弟共勉之。”
曾国藩一生反对贪婪和奢侈。他说：“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钦，到处人皆敬重。”他还说：“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不贪财、不苟取，”是曾国藩一生坚信的为官原则，“勤于政事，清廉自守”是曾国藩一生的生动写照。
4.公而忘私，有国无家
曾国藩由学入仕，作为满清王朝的一名汉族官员，真正做到了不辞劳苦、勤于政务，以朝廷和百姓为重；忠于朝廷，大公无私。当然，满清也没有亏待曾国藩，给了他诸多殊荣。
在官场上，自古以来贪官污吏就为数不少，但不能否认也存在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官员。
1849年2月，曾国藩荣膺礼部侍郎，从此仕途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道光帝召见了曾国藩，对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教诲。两天以后，曾国藩开始赴任视事。礼部在六部中属于清要部门，大小琐事仍然繁多。作为礼部侍郎的曾国藩，他的属员就有百余人。除了感到公事繁忙外，曾国藩的应酬私事也很多，他几乎没有一丝的闲暇。
父亲曾麟书为曾国藩担当大任而兴奋不已。但曾麟书也很了解曾国藩的脾气性格，他唯恐曾国藩有什么差错贻笑大方，立即给曾国藩写信一封，谆谆嘱咐：
官阶既高，接人宜谦虚，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寅，当尽协恭之谊。至于同乡官如何子贞，尔请他作祖父大人七十寿序，写作俱臻绝顶，有此学问，品行必端，尔宜善待之。外官李石梧前辈已外陕西巡抚，尔是年放四川正考官，路过其地，他待尔极好，并受其指教，受益最大。他现督两江，每年必以书信问候而已；若有人干以私情，宜拒绝之。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毋少懈怠已耳。
此嘱
其实，曾国藩自读书之日起就怀着匡济天下、公而忘私的理想和抱负，在实践中他是这样做的。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也以此训导自己的子侄和学生。在他的带动下，曾氏兄弟和门人都投入了维护满清统治的镇压太平天国战争。
1858年11月，太平军陈玉成部攻打曾国华、李续宾的湘军大营，一代悍将曾国华、李续宾战死。曾国藩对于曾国华、李续宾的战死疆场感到万分痛心。他在家书中表示一定要为曾国华作哀辞、墓志，并建议曾国荃作文以抒其意。重要的一个理由是曾国华舍身保家卫国，死得十分惨烈，因此他要为弟弟立传扬名于天下。
祸不单行的是，四年后曾国藩的小弟弟曾国葆病逝军中。对此，曾国藩的心情更加悲痛，不仅亲自为其撰写墓志铭，还写了一副情意深切的挽联：“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接连死于军中，有人发出“举室效愚忠”的慨叹，但曾国藩认定急国家之难是最大的公和忠。在曾国葆病死的同年四月，曾国藩致信告诫初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说：“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
5.息事宁人，苦撑大局
在某些情况下，当大局面临困难的时候，为了支撑大局可以采取忍让的态度，以息事宁人的方式避免矛盾的激化，使事情逐渐改观。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斗争的过程中深刻感到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太平军，恰恰是清政府在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的矛盾和弱点，阻碍了与太平军作战。其次，就是湘军缺少战斗经验。因此，在湘军组建最初的六七年中曾国藩仅仅为自己建立了一点声望。但遭到的来自各方面的挫辱和打击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在这种境遇下，曾国藩能够立足并逐渐壮大，就是他奉行了“息事宁人，以大局为重”的处世哲学的结果。
1858年6月，曾国藩在家乡休整后再度出山，于江西领导湘军作战。湘军在江西虽然作战勇敢，然与各地乡团不和睦，常常被乡团截杀，有时甚至数十数百地被消灭。更为不利的是，军中时逢疫病流行，军士纷纷患病。曾国藩来江西深感诸多问题难以解决。9月间，安徽的败讯传来，湘军的精锐力量李续宾、曾国华在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几乎全军覆没，官兵阵亡达到六千余人。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遭到了连连的失利。幸亏左宗棠等人大力挽救才基本稳定了大局。
这时的曾国藩忽而奉命援浙，忽而改令赴闽，时过不久接到援助安徽的命令。在石达开率太平军由湖南进入四川的时候，朝廷又命曾国藩赴四川夔州扼守，但同时又命曾国藩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可谓朝令夕改，这使得曾国藩感到无所适从。但曾国藩知道自己没有固定的地盘，只好委曲求全，精神上感到极大的痛苦。可见，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虽有其益处，但也要付出极大代价。
1861年8月，曾国荃率兵攻下安徽的军事重镇安庆，千里长江一带已完全在湘军的掌握之中。曾国藩准备分兵三路，占领江浙地区，给日渐衰微的太平军致命一击。
然而，曾国藩所面临的困难同样很多。和他亲密合作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因积劳成疾病死，这使得曾国藩失去了一个最有力的合作伙伴。曾国藩异常悲痛，为之彻夜不眠。
在三路东向的大军中，只有曾国荃一军始终听命于曾国藩。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都时时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有时不听调遣，使曾国藩大伤脑筋。曾国藩依然是采取息事宁人的处世原则，没有激化矛盾。
前线的战况也不利，曾国荃围攻金陵的军队开始出现军心涣散的情况，再加上军饷时有拖欠，曾国藩终日忧心忡忡，寝食难安。
在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由于缺乏军饷，甚至到了每天喝稀饭度日的程度。几个月不发饷更使士兵怨声载道，曾国荃也感到那些家乡子弟兵难以约束。个别的士兵把营官捆绑起来索要军饷，抢掠平民、奸淫妇女的事件不断出现。由于拿不出粮饷来满足士兵的要求，曾国荃也感到十分为难，对上述情况只好听之任之。消息传到曾国藩处，曾国藩一面担心弟弟的病情加重，无法约束随时都有叛变可能的湘军；一方面面临着清廷的猜疑和言官的谤劾纷至沓来。
当时湘军缺饷的情况在各大部队中都十分严重。曾国藩的身体本来就比较虚弱，面对这样的混乱情况，病情更加严重，不时出现呕吐、牙痛和头脑晕眩、手脚抽筋的症状，只好奏请回家调养。
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好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这句话切实体现了曾国藩在内忧外患的艰难境况下的一种息事宁人的处世观，为了苦撑大局，曾国藩只得如此了。
6.为官四忌：昏庸、傲慢、贪鄙、狡诈
中国古来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官员是下属和百姓学习效仿的楷模，官员的修养道德至关重要。昏庸使官员决断错误，傲慢会丧失人心，贪鄙使官员目光短浅，狡诈使人对官员心生厌恶。因此，为官者对官场的忌讳一定要坚决杜绝。
不少居官为宦的人不得善终，有的是犯了罪，违了法，也有的稀里糊涂就被免职罢官，究其原因，是犯了官场的大忌讳。
居官而败具体原因多种多样，或是与上司、同僚关系处理不当，或与时代不合拍。但曾国藩总结的高官失位四点原因却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即昏庸、傲慢、贪鄙、狡诈。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以前把居官四败和居家四败写在自己的日记中用来自警。现在怕时间长久遗忘，所以再次写出。
居官四败是昏庸、傲慢、贪鄙、狡诈：“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居家四败则是：“妇女奢淫之家败，子弟骄怠之家败，兄弟不和之家败，侮师慢客之家败。”曾国藩认为，走向仕途的人如果不犯这八败，就会长久。
曾国藩认为要居官必须力戒四败，其中以戒昏惰任下为最紧要。欲不昏惰任下，必须要有知人之明。曾国藩在1853年给吴文镕的信中说：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我过去阅历很浅，实行起来时不免把握不准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发现了塔齐布这个人才。当时，军营风气不好，官兵遇事退缩，训练漫不经心，整日无所作为，纪律涣散，发现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不容易，因此我十分器重他。
除他之外，我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将不同的人混为一谈，依着我的胸怀对此实在难以容忍。我认为造成今天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志士贤人心灰意冷，偷奸耍滑的人却得意洋洋。
所谓有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尽其才，只有人尽其才，才能使事业兴旺。曾国藩确实有知人之明，曾说某人可以为营官；某人可以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劳善终。后来皆一一验证。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功勋卓著，最终战死沙场。曾国藩说左宗棠“才可独当一面”，说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沈葆桢“器识才略，应堪大用”，后来都有所应验。
有知人之明，部下就有所顾忌，不敢为非作歹。曾国藩对陈国瑞问题的处理，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曾国藩剿捻的时候，陈国瑞率军驻扎济宁，力量薄弱，为了增加力量，曾国藩把刘铭传也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为人暴虐，不把刘铭传放在眼里。但对刘铭传军配备着的先进的枪械羡慕不已，竟然产生了抢夺枪械的念头。
于是，陈国瑞率兵越过长沟杀人抢枪，竟连杀数十名士兵。刘铭传闻讯后恼怒不已，立即发兵将陈国瑞团团围住，并将陈国瑞的亲兵打死多名，将陈国瑞囚禁起来，连饿了三天，直到陈国瑞求饶为止。
事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自然不甘示弱。于是，两个人在曾国藩面前打起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