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首先明确这一点，竞投车站上盖发展权，必须以现金支付为条件。
地铁公司与港府在购地支付问题上产生分歧，说明地铁公司现金严重匮乏。地铁公司以高息贷款支付地皮，现在急需现金回流以偿还贷款，并指望获得更大的盈利。
李嘉诚在投标书上，提出将两个地盘设计成一流商业综合大厦的发展计划，但是这仍不足挫败其他竞投对手。任何竞投者都会想到并有能力兴建高级商厦物业。李嘉诚的“克敌”法是：首先，满足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需求，由长江实业公司一方提供现金做建筑费；其次，商厦建成后全部出售，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实业分享，并打破对半开的惯例，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
这对长江来说，是一笔沉重的现金负担。李嘉诚决定破釜沉舟，在准备充分的前提下，做一次冒险。
早在1976年冬，长实通过发行新股，集资1.1亿港元，大通银行应允长实随时取得2亿港元的贷款，再加上年盈利储备，李嘉诚可调动的现金约4亿港元。
1977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宣布：公开接受邮政总局原址发展权招标竞投。
各竞投公司频频与地铁公司接触，刺探地铁公司意图，准备投标书及附件，在限期内呈交上去。
公开招标为各公司提供了一个平等机会，投标书内容则属机密。投标中标法则若过多考虑自己一方的利益，则中标希望小；若条件过于优惠对方，自己则毫无利益可图。各家都对投标内容秘而不宣，任记者发挥想象力去揣测。
参加竞投的财团、公司共30家，超过了以往九龙段招标竞投的一倍多。据报界披露，包括是置地公司、长江实业、太古地产、金门建筑、日澳财团、辉百美公司、嘉年集团、霍英东集团、桓隆地产等大公司。
舆论界凭其惯性，一致看好置地，置地优势昭然，中标呼声最高。英文《南华早报》的澳籍记者，采访置地大班纽璧坚，纽璧坚拒绝透露投标内容，亦不对“鹿死谁手”作评价，但他用自信的口气说：“投标结果，就是最好的答案。”
1977年4月4日，地铁公司董事局主席唐信，与长江实业李嘉诚首先签订中环站上盖发展物业协议，金钟站上盖协议则由日后签订。
当晚，唐信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与会记者说：
“这座建筑物会逐层售予公众，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分享，地铁公司则占大份。”
“若干间公司均对与本公司合作甚感兴趣，因而竞争激烈，所有建议均经详细研究，结果为长江获得，因其建议对本公司最具吸引力。”
4月5日，香港各报章均围绕“长实击败置地”报道中标结果。其中《工商日报》称：
“时值约2.4亿港元，为30个大财团争相竞投的中区地王——旧邮政总局地皮，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投得。”
“这幅平均地价为每平方英尺约1万港元的‘地王’，早为大财团觊觎，为长江投得。据地下铁路公司透露，主要原因是长江所提交的建议书内列举之条件，异常优厚而吸引，终能脱颖而出，夺得与地铁公司经营该地的发展权。”
“地下铁路公司董事局昨日已经批准协议条款，规限长江实业公司在地铁未来中环站上盖，占地2270平方英尺，建造37层高的商厦与办公室混合的单塔型建筑物一座。”
“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已同意，在签订协议时，付给地铁公司一笔现金，并继续交付现金若干次，保证地铁公司无论如何都可以获利。”
舆论界称长实中标，是“长江实业发展史上里程碑”，地产新秀李嘉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李嘉诚在投资决策上就是这样，一方面以稳健著称，有时甚至令人疑心其过于保守，而另一方面又绝不缺乏胆略和气魄。
世上绝不缺乏稳健的投资者，因为只要谨慎些、保守些就可以了；也绝不缺乏果敢的投资者，因为只要胆子大，不计后果就行了。难就难在二者兼备，并且能够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在这一点上，李嘉诚的投资风格值得人们深入研究。
李嘉诚经商箴言：
一个企业的开始意味着一个良好信誉的开始，有了信誉，自然就会有财路，这是经商中必须具备的商业道德。就像做人一样，忠诚、有义气。对于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做出的每一个承诺，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并且一定要能够做到。当你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后，成功、利润便会随之而来。
6.权衡利弊，斗智不斗力
谁都知道楚汉争霸中的刘邦、项羽各自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刘邦斗智不斗力，项羽勇而少智，结果刘邦得天下，项羽失天下。可能项羽至死也不明白，自己失败的原因就是有勇而无谋。商战中最基本的策略就是认真分析敌我的具体形势，反复思考得失、权衡利弊，避免两败俱伤的情况出现。
李嘉诚是个儒商，他懂得“斗力”的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即使勉强获取胜利，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只有坚持“斗智不斗力”，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激烈的商场竞争中游刃有余。
李嘉诚是个智能型之人，在其平生经历的所有的商战中，始终坚持着“斗智不斗力”的原则，在与众华商合战置地的过程中也同样如此。
1988年，怡策与其所控的文华东方发布联合声明，由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10％新股予怡策，使怡策所持文华东方股权，由略低于35％增至41％。
对华商众豪来说，这简直是当头一棒。精明的李嘉诚马上意识到事态的严峻性——怡策与文华东方的股权变化，虽与置地没有直接关系，却是怡和抛出的反扑信号，其后，怡和将会随机抛出一系列的反收购措施。
5月份，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以及香港中信集团的荣智健等华商，频频晤面，商讨对策。他们决定，为防止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必须趁其另一反收购举措尚未出笼，向怡和摊牌。
这一切似乎早在凯瑟克的预料之中，他很沉得住气，结果使得素有耐心的李嘉诚不得不先出一招。
3天后的一个晚上，股市收市，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荣智健等，赴怡和大厦与西门·凯瑟克、包伟士谈判。
虽然是短兵相接，双方依然是彬彬有礼。李嘉诚开门见山，说明了收购置地的诚意，提出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收购怡和所持的25.3％置地股权。凯瑟克也毫不客气地表明了否定意见：“不成，必须每股17港元，这是去年大股灾前你郑重其事开出的价格。李先生素以信用为重，不可出尔反尔。置地只是市值下降，实际资产并未损失半点，如何就从17港元降到12港元呢？”
李嘉诚平静地说：“凯瑟克先生，如果你未得健忘症的话，一定还记得，这17港元并不是双方敲定的成交价，我们都表示愿意继续谈判重新议价。你我都在商场呆过这么多年，我想你一定不会不明白‘市价是一切价格的依据’这一商场规则吧。现在置地的市价才8港元多一点，我们以高出市价近四成的价格收购，怎么能说收购价下跌了呢？”
双方说话都绵里藏针，气氛中包含着浓烈的火药味。
素有“沙胆彤”之称的郑裕彤，又以咄咄逼人的口气挑起新一轮较量：
“既然谈不拢，只好市场上见，我们四大集团将宣布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全面收购。按证券交易惯例，收购方的出价高出市价两成以上，便可在市场生效，置地的公众股东会站在我们一边！”
包伟士针锋相对，说：“我们将奉陪到底——只要你们不怕摊薄手中股权的话。置地不是九龙仓，更不是港灯，置地就是置地！是怡和手中的置地！”
包伟士无疑是抛出了杀手锏。
关键时刻到了，是继续收购还是鸣金收兵，必须及时做出决策，而这种决策不仅直接关系到收购的成败，而且涉及巨大的资金代价。
最终，在权衡利弊之后，华英双方最后达成妥协——1988年5月6日，怡和控股、怡和策略及置地三家公司宣布停牌。同日，怡策宣布以每股8.95港元，购入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及香港中信所持的置地股份，总计占置地发行总股价的8.2％，所涉资金共18.34亿港元。
这样，怡和所持的置地股权，由约25％增至33％，控股权已相当牢固。而且，协议中还增加了一个附带条款，即长江实业等华资财团在7年之内，除象征性的股份外，不得再购入怡和系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喧闹数年之久的置地收购战，就以这种结局而偃旗息鼓，这令原本看好这场收购大战的媒体大为失望。一些华文报刊称这是“一场不成功的收购”，有些英文报刊则称这次战役是“华商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这次为何不决一死战，刚一交兵就这样悄然收兵呢？”其实，这是华商财团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明智决策，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包伟士所抛出的杀手锏，就是置地将步文华东方后尘，如法实施。此前，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新股予怡策，以增加怡策的股权。
怡策收购文华东方新股后，所持股权必定会超过35％的全面收购触发点，怡策将按收购及合并条例向文华东方提出全面收购。由于收购价（4.15港元）低于该公司资产值（估计6港元），文华东方多数股东对收购计划反应冷淡，这正中怡策下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