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合理利己主义的思想在英国古典经济学中也有反映。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也是著名的道德学家。斯密认为，自爱和仁爱是人的情感的两种基本元素，自爱使人向己，仁爱使人为他。向己使人成为“经济人”，为他使人成为“道德人”。按照斯密的观点，人是利己主义者，人的经济行为所追求的完全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但每个人为了利己的需要又不得不考虑其他利己主义者的利益，由此产生了社会利益。斯密自己对于这种合理利己主义说得十分透彻，他写道：“差不多所有其他一切动物，各自到了成熟以后，便完全独立了，而且各自在自然的情况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帮助，然而人是经常需要自己的亲近者的帮助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完全要靠人家的恩惠来获得这种帮助，那一定是靠不住的。与其如此，他不如去打动人家的利己主义，并且向他们表明：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应该做他所要求的事情，——这样他反而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把我所需要的东西给我，那么你也能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获得饮食，决不是依靠肉店、酒店和面包铺的老板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并不要求他们大发慈悲，而是向他们的利己主义去声诉，所以我们永不向他们申说我们自己的要求，而只是讲他们的利益。”[8]对于斯密的这种人学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做过深刻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9]恩格斯说，这“实质上是18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10]。
18世纪的哲学、经济学虽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人学观点，但它有一个重要的弱点，即机械性，完全否认人的能动方面，严重影响了人的问题的科学解决。“18世纪并没有克服那种自古以来就有并和历史一同发展起来的巨大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而是使这两个对立面发展到顶点并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以致消灭这种对立成为必不可免的事。”[11]理论的逻辑要求突破这种机械性，这就产生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人的学说。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它对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和多方面的。按照康德的说法，人的问题是属于那些不能不使每一个人焦虑不安的问题。康德把人的问题概括为“人是什么”、“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够希望什么”等几个不同的方面，并以此来构建他的庞大的哲学体系。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实用人类学》，是他一生哲学思想的总结，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学理论的框架，他把此书第一部分又分为“论认识能力”、“论愉快和不愉快的感性”、“论欲望能力”三卷，恰与《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相呼应。康德认为，人是感性存在者和理性存在者。作为感性存在者，人受自然界的必然性支配，也不比动物更有价值。人优越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是有理性的存在物，人的本质在于人有理性。由于人有理性，所以“人是目的”；由于人有理性，所以人可以“意志自律”。“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这两条道德律令都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人的主体性思想。
没有辩证法，就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科学的人学思想。黑格尔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观点，矛盾是事物发展动力的观点，以及对事物、历史自身辩证运动过程的观点，等等，对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无疑起了良好的启发、诱导作用。黑格尔认为，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在于思想、理性，在于人能意识到自己，人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存在。由于人有意识和自我意识，所以人能够认识必然，从必然走向自由。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的方面，突出了作为活动者的主体性。更主要的是，黑格尔无论是在《精神现象学》中还是在《法哲学》中，都分析了劳动对于人的形成的影响，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把人看作自己劳动的结果。马克思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的这一思想，指出：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2]。正是在这些思想观点的影响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特征、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等重要观点。当然，如果把黑格尔关于劳动对人的发展的影响的个别言论看作是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把马克思和黑格尔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混同起来，那就不对了。作为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劳动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实践，而是一种精神活动。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3]这样，“劳动是人的本质”这一命题在黑格尔那里就成了“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本质”。
关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我们在上面已经进行了阐述。它对于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影响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包括人学思想在内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不仅表现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大大缩短了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距离，而且更主要的是，费尔巴哈关于人的实在性的观点、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观点、关于人的本质存在于团体之中的观点等，为马克思架设了一座从绝对观念通向现实的人及其历史的桥梁。因为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尽管蕴含着唯物史观的萌芽和某些合理的人学观点，但是仅仅“依靠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理论武器，是不能理解这些人的经验的物质的行为的”[14]。
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学思想，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圣西门针对资本主义的“专横、无能和阴谋”的弊病，主张未来社会不承认特权，以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互敬互爱。欧文关于环境对于人的本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的观点、关于合理安排环境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发展的观点，以及教育就是形成人的性格的观点，都是富有启发性的。傅立叶提出在未来社会，男女应当平等；每个人应当根据自己的兴趣劳动；劳动应与享受相一致，这些都“足以使英国社会主义者相信，傅立叶主义是完全值得他们注意的”[15]。
空想社会主义者人学思想中最有特色的内容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阐述。圣西门认为，在历史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是全面发展的人，“十五世纪的欧洲人，不仅在物理科学、数学、艺术和手工业方面有惊人的成就，他们同时还在人类理性可及的一些最重要的最广泛的部门十分热心地工作，他们是全面发展的人，而且是自古以来首次出现的全面发展的人”[16]。傅立叶认为未来的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人，理想社会中的“协作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17]。在欧文看来，未来社会的儿童教育，就是“要在他们出生以后就教育和指导他们，使他们在各人天赋的能力、志趣和力量所许可的范围内尽量成为智、德、体、行方面最完善的人”，也就是“安排适当的条件来很好地培养他们的体、智、德、行方面的品质，把他们教育成全面发展的人”[18]。这些看法都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观点。马克思对此是这样评价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19]
在马克思之前，许多思想家已经为科学地解决人的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但是，由于时代条件限制和阶级局限，他们对人的认识始终没有达到真正科学的水平。理论的逻辑和现实的斗争，要求有人站在先进阶级的立场上，正确地回答理论和现实对人的研究提出的种种问题，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以往对于抽象人的崇拜。这个任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
[1]［瑞典］安·邦纳：《希腊文明》，转引自［苏］鲍·季·格里戈里扬《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2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2]［法］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3]［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5—1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转引自［苏］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1卷，25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93—4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6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3]同上书，16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5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6]《圣西门选集》第2卷，2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7]《傅立叶选集》第3卷，2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8]《欧文选集》第2卷，117、1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5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二、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的人学研究贯穿于他的革命斗争和哲学理论活动的始终。
《博士论文》（1839年初至1841年3月）是马克思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它鲜明地表现了马克思对于人的问题的关心。马克思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阐明人与环境的关系，通过改造环境争取人的自由。表面上看，论文探讨的是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区别，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为人的自由作自然基础的论证。原子“脱离直线的偏斜”，“是个人意识的象征，个人意识只有离开世界，才能在这个使它感到无能为力和受压迫的世界中确立自己的自由”[1]。此时，论文所持的观点还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人的本质是自由，这是黑格尔的也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共同信念。不过马克思已经以萌芽的形式表现出不能以逃避现实的方法去追求“绝对自由”，看到了人与环境、哲学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
从1842年，马克思开始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这种转变的具体机制在于马克思的哲学、政治、历史、法律观点的相互影响。马克思为《莱茵报》写了关于出版自由问题的政治性文章，号召“不仅用矛头而且用斧头”去为自由而战斗。1842年10月，马克思任《莱茵报》主编，开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发展的新阶段。这种发展是同现实斗争紧密联系的。他们在为劳动人民的利益采取行动的过程中，具体分析了大量的政治问题，初次接触到了经济问题，认识了当时存在的共产主义学说。在他们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中，自发地产生了唯物主义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