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社会中发展。动物是纯粹的自然存在物，只有自然属性、自然本能。个体足以代表族类，族类不过是个体的机械相加。动物之间不存在相互学习、发展自己的情况。而人则能在分工合作、与他人的交往中学习他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用他人以及全人类的才智丰富和提高自己，在相互合作和激烈竞争中产生作为个体原本所不具有的能力、智慧，不断地创造、前进。
因此，人具有群体性。人是社会存在物，这种社会不是由一些处于所谓“自然状态”中的独立的、单个的人机械地简单地凑合在一起的，而是人们有机结合起来的整体。把单独个体的机械相加称为社会，那社会就不仅适用于许多动物，而且适用于某些植物。从起源上看，人就是以群体的社会化的形式，而不是以个体的形式一个一个单独地由动物发展而来的。恩格斯说：“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爱群居的动物，显然不能从某种非群居的最近的祖先那里去寻求根源。”[5]
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个人都不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始终生活在群体之中作为群体的成员而和自然相对立。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劳动，只有通过人类的联合力量，人才能有效地改造自然，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改造自己。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社会群体的人，就像社会群体是人的社会群体一样。在社会群体之外的人，离开社会群体而孤立的人，那种鲁滨逊式的人，充其量不过是只有在思维中可以容许的抽象。
人具有合作性。人的社会群体是由人的合作及其关系形成的，人具有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在社会交往中相互合作的属性。马克思说：“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6]就是说，即使在表面上看来不是以群体形式进行的活动，如学者的劳动，那也是社会劳动。因为它实际上也是在与他人的合作中进行的。他利用了社会给他提供的生活和创作的材料，他在工作时就意识到他将把自己的劳动产品献给社会，通过社会消费而得到实现。正如马克思所作的总结：“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是不可思议的。”[7]
人的力量来自人的合作。单独地看，个人的许多方面的能力不如动物。人能优于一切其他动物，成为万物之灵长，利用一切存在物为人类自身服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的劳动协作。马克思多次讲过，合作把每个人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完成每一个单独的个人无法分期分批完成的任务。合作使个人之间取长补短，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形成单独的个人中所没有的力量或能力，也就是系统论所讲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马克思把这种系统称之为“集体力”，他说：“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8]此外，“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9]。
人具有归属性。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中都有一定的归属或依附，或归属于某个民族、文化社区、家庭，或归属于某个阶级、政党、职业阶层。人的这种归属性一方面说明人都是社会的人，他需要他人，需要社会，只在一定社会群体中生活；另一方面又说明人的社会性无不是现实的、具体的。由于人所归属的群体之间的差异，因此个人无不打上这种群体的烙印，带有群体的特性，由此形成人们经常所说的人的国民性、民族性、阶级性，等等。在人群划分为阶级的社会里，人的归属主要是个人对阶级的归属；人的社会关系集中表现为阶级关系；人性、人的社会性突出地表现为人的阶级性。阶级性是阶级社会中人的社会性的一个主要内容。
从根本上说，人是社会存在物，社会属性是人的根本属性。马克思指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10]本能是本性的外在表现，所以恩格斯认为：“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最初的人想必是群居的，而且就我们所能追溯到的来看，我们发现，情况就是这样。”[11]强调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属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最突出的特征。
人具有自然属性，这是客观事实。但动物也具有自然属性，这也是客观事实。人的自然属性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的特性从而区别于动物，就在于它不仅是自然属性，而且是“人的”自然属性，是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所具有的属性。因此，这种属性不是纯自然的，而是经过人的社会性的改造，是以扬弃的形式从属于人的社会性的。马克思承认人有自然需要，但马克思同时认为，人的自然需要具有社会的表现形式，它“不是纯粹的自然需要。而是历史上随着一定的文化水平而发生变化的自然需要”[12]，“就是自然的需要也在不断地变化”[13]。马克思的确说过，吃、喝、性行为等，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把人的这些机能看作纯粹动物的机能，而是认为这些机能是和“人的其他活动”联系着的，是由其他活动首先是人的劳动所决定的。“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14]
马克思承认人有自然力，并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人的个体行为，但马克思强调，这种自然力并不等于人的全部能力，而且自然力也是在人的交往过程中，在人的能动的社会劳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们是人的社会劳动的结果，是在人类漫长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恩格斯认为，手与其说是劳动的前提，不如说是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指出，甚至五官感觉的形成也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马克思承认人有自然因素，认为人的活动的确存在着、伴随着生物物理、生物化学的变化过程，但马克思同时指出，这种作用只限于人的生物因素的领域之内，而且即使在这个领域内，由于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只有部分的合理性。例如，人的增殖，这既是一种自然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通过社会因素而发生变化的自然现象，撇开社会因素，“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15]。按照列宁的说法，“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机体的结构，因此应当分别研究每个社会机体的人口规律，不应当不管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16]。恩格斯的确曾说过，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和化学的运动，但是他又接着反问道：“难道这样一来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17]
因此，一切夸大人的生物因素，在社会生活内到处简单搬用生物学规律的做法，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批评。人的机体中所进行的诸过程，无疑是服从生物学，以及物理学、化学的规律的，但决定人的存在特性的不是自然规律，而是社会规律。人的自然因素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社会因素的改造。马克思研究人，承认人的自然存在，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自然人”的层次上，更不是想把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归结或还原为“自然的人”。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象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18]。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7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同上书，12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3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2—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同上书，362—36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6]《列宁全集》第1卷，4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三、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
人不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和社会化动物，而且“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人不仅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且具有精神属性，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
马克思反对把人只是看作某种精神，或把理性夸大为人的本质属性，但同时认为人的确是有精神需要、精神能力以及精神生活的存在物，现实的、能动的人的确是有意识、有理性、有思维的人。人的意识性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和人之为人的重要特征之一。动物和自然界是直接同一的。动物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没有意识，没有“我”，不能说出一个“我”字。动物的活动是一种自然活动，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也和人一样能听能看，但它和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并不知道、不懂得它在听，它在看。动物具有一定的心理活动，但动物决不可能成为思考自己心理活动的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而“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2]。因此，人是能思维的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
具体地说，人类认识活动离不开理性思维。感觉是认识的起点，但人的感觉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思维。人的感觉在许多方面不如动物，人的感知能力之所以胜过动物，是因为“除了眼睛，我们不仅还有其他的感官，而且有我们的思维活动”[3]。人的感觉具有直接性，同时又具有片面性，思维可以克服这种局限。例如，列宁所说的表象不能把握秒速30万公里的运动，而思维则能够把握而且应当把握。认识的任务在于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感觉对此无能为力。凡能直接感知到的都不是本质和规律，而只是表现本质和规律的现象。尤其是对社会规律的认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的序言中深有感触地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4]
人的意识、思维形成的基础在于实践，但人的意识、思维一旦形成就对实践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人类实践活动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取决于实践活动“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5]。实践是有目的的，而实践的目的就是人凭借思维，根据客体的属性和主体的需要而产生的。目的是思维的产物。实践必须运用一定的工具、手段，这是实践水平的重要标志。而一切实践的工具、手段，实质上都不过是马克思所说的“物化的智力”。恩格斯认为：“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6]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人的理性思维愈发达，它在人类实践和认识中的作用也愈益增强。
精神这个概念不仅包括“理性”，而且包括人的情感、意志、直觉、欲望等非理性。马克思主义反对非理性主义，反对片面推崇非理性，反对把非理性因素看作支配人的行为的唯一的或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反对把人看作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简单混合物，而认为人的精神活动主要是一种理性活动，理性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但马克思认为人的确存在着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并客观上对人的行为发生一定的影响。
情感是人作为主体对客体是否符合自己需要的某种心理反应、内部体验，是人的行为不可缺少的因素。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凭激情行动”的人。
在认识活动中，“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7]。情感可以发动或终止认识，情感状态可以强化与情感一致的信息的接收和回忆，可以促进带有情感的信息的归类和图式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