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特质
马克思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关心人的问题，研究人的学说，形成了丰富的人学思想。由于马克思注重人的学说，所以他十分重视对历史上的人的学说，如人本学、人类学，以及人道主义的探讨；由于马克思遵循唯物主义历史观，所以他的人的学说又不同于历史上的人的学说，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或等同于人本学、人类学和人道主义。西方学者所说的“人本学的马克思”、“人类学的马克思”、“人道主义的马克思”，都是被肢解和曲解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特质，最鲜明地体现在它同人本学、人类学和人道主义的关系中。正确地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人学思想同人本学、人类学和人道主义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的确是一个理论难题，而且是涉及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根本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与人本学。
人本学，又称人本主义。所谓人本学或人本主义，最简单地说，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出发点和中心的一种哲学理论。它是人道主义思潮的哲学基础。马克思关注人的学说，就不能不重视对人本学的研究。
欧洲人本主义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可以看作人本主义的最早宣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一种特殊形态的人本主义。人文主义者重视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于自然界的优越性，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突出人的本性中的感性内容。与此不同，17—18世纪的人本主义，则突出人的本性中的理性成分。启蒙学者高举理性的旗帜，以理性为尺度审视、评估一切，希望建立一个理性王国。
欧洲人本主义的最典型代表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费尔巴哈宣称，他的哲学改革，就是要创立人本学，以反对宗教神学。他说，“我的学说或观点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这就是自然界和人”；“我的著作以及我的讲演的目的，都在于使人从神学家变为人学家，从爱神者变为爱人者”[1]。他说：“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因而也将人本学连同自然学当作普遍的科学。”[2]他还认为，哲学的改革也同时改变了哲学研究的方法，“我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3]。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用自然界代替绝对观念，把理解人看作理解自然界的一把钥匙，在内容和方法上把人提到第一位，当作他整个哲学分析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努力将唯物主义一元论贯彻到人学研究之中，他说，人本主义“这个原理是要把人看作只具有一种本性的生物，而不应该把人的生命切成属于各种不同本性的几半，应该把人的活动的每个方面看作是……整个机体的活动”。他又进一步补充说，人本主义“是这样一门科学，它无论谈到人的生命过程的哪一部分，都永远记得：整个这一过程以及它的每一部分都是发生在人的机体中，这个机体就是产生它所研究的现象的材料；现象的性质是由材料的性质所决定的，至于现象发生的规律只是自然界规律发生作用的特殊的个别情况”[4]。
在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曾涌现出人本主义思潮。管仲首先提出“以人为本”[5]的思想。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墨子“兼爱”的思想，孟子“民为贵”的思想，老子“以百姓心为心”的思想，等等，都属于人本主义的内容。
概言之，尽管不同的人本主义具有不同的特点，但是凡人本主义都颂扬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重视人性和人格。这种重视人的问题的人本主义相对于蔑视人的神权主义，这种歌颂人的尊严的人本主义相对于贬低人的专制主义，无疑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
因此，在历史上，人本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对人类幸福的追求，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这一点。14—16世纪的欧洲，正值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时期，人本主义提倡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世俗的幸福生活，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恩格斯论及文艺复兴运动时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
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前夜，法国启蒙学者以理性为武器，提倡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宣布君主专制、封建压迫同“人的自然本性”相抵触，应当予以废除。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这些启蒙思想家，认为在法国行将到来的革命中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中，人本主义是恢复唯物主义，克服唯心主义，以及反对宗教思想的强有力的手段。马克思称赞费尔巴哈是杰出的思想家。恩格斯也说，费尔巴哈的著作、思想在当时的解放作用，是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所难以想象得到的。
人本主义的一般特点表明，马克思是决不会忽视这份思想遗产的。马克思是一个“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他一生关心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命运，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虽然在思想内容方面马克思和人本主义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在关心人的命运、批判社会现实方面，却存在着不少相似之处。人本主义是马克思实现世界观转变的中间环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具体表现了这种转变。《手稿》的思想观点还明显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但《手稿》表明马克思正在摆脱德国思辨哲学的传统，转向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和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批判。实现理论和现实、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这是创立唯物史观的必由之路。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马克思的人的学说的理论来源之一。它对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确，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成熟的著作中曾严肃地批判过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这说明他们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但这也同时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及其作用的重视。否则，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必要花那么多的精力和笔墨去讨论、分析和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
从内容上看，马克思的著作中的确包含着人的问题。马克思批判人本主义并不是全盘否定人的问题，一笔抹杀人本主义，而是在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批判它的错误思想观点，吸取它的合理思想内容，肯定它的历史作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由于创造了人本学的唯物主义，把人在哲学中的地位突出出来，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考察17、18世纪的唯物主义发展史时，不满意霍布斯把“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强调科学的唯物主义不应当忽视“人的全身心”，排斥人的“情欲”和“诗意”[6]，而只承认冷冰冰的知识和理性。为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肯定“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7]。
事实说明，对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马克思并没有像费尔巴哈对待黑格尔那样“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马克思深知，对于在历史上发生过巨大影响的一种哲学“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8]。在人的理论问题上，马克思的功劳不是完全撇开费尔巴哈、简单地抛弃费尔巴哈，也不是完全接受费尔巴哈、简单地重复费尔巴哈，而是在批判地汲取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9]。恩格斯形象地指出“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这既说明马克思的人的学说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之间的继承关系，又说明了马克思的人的学说不能归结为人本主义。马克思走完了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完成了从“半截子唯物主义”到“完备的唯物主义”的转变，实现了哲学史的革命变革。那种断然否认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的联系，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中没有人的学说的地位，不包含人学思想的说法和做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同样，西方某些学者根据马克思和人本主义者都研究人的问题，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人本主义，马克思就是一个人本主义者的说法和做法，也是错误的。
20世纪20年代末，马克思1844年的一部手稿被发现。30年代初，德国社会民主党人G.朗兹胡特和J.P.迈耶尔把这篇手稿整理出版，编入《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第1卷，标题是《国民经济学和哲学》。1932年苏联学者把经过整理的手稿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正式标题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手稿》发表前后，朗兹胡特和迈耶尔等人借机大造舆论，宣称《手稿》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是“马克思的中心著作”，是“马克思的智力表现了其全部威力的唯一文献”。他们还认为，《手稿》有一条基本指导线索，这条线索就是：马克思在制定他的世界观的时候，“把人及其生活意义即哲学的社会学的人本学提到中心的地位”。他们竭力抬高《手稿》，贬低马克思后来的著作，把马克思说成是人本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是现实的人本主义，制造“两个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提倡“回到青年马克思去”。这种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思潮，历经几十年，至今仍有很大影响。我们必须认清马克思的人的学说和人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批判人本主义思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学说。
人本主义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然本质，始终没有揭示出人的社会本质。把人确定为有生命的生物个体，这只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人理解的第一步。按照人本主义的观点，不是人的现实存在决定人的本质，而是人的本质决定人的现实存在，把人的本质看作是一种先验的、永恒不变的东西。用这种观点和方法来考察历史，必将导致历史唯心主义。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的区别，是人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区别。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本主义做了深刻的批判，指出，任何现实的人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社会中活动着的人，孤立的、同社会隔绝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0]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解放全人类，这是马克思一生的奋斗目标，人本主义似乎也比较热心人的解放。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二者的看法却大相径庭。人本主义主张，只要全社会所有的人，不分阶级、阶层，不分肤色、男女，彼此联合起来，彼此相爱，就可以从一切枷锁下解放出来。马克思认为，全人类的解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得到实现。一个是无产阶级，一个是抽象的类；一个把人学同无产阶级联系起来，一个把人本主义和抽象的类联系起来，这种具体的人和抽象的人的区别，是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对于这点，他们自己说得很明白。马克思说：“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11]费尔巴哈说：“我的第一愿望是使哲学成为全人类的事。但谁若一旦走上这个道路，谁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哲学应该把人看成自己的事情，而哲学本身，却应该被否弃。因为只有当它不再是哲学时，它才成为全人类的事。”[12]
人本学所说的“类”，只是个体的机械相加，实际上是把单一的个体作为理论前提。这种做法在自然科学中可以得到证明，但却不能为哲学社会科学所接受。马克思的人学研究个人，不是从个人研究个人，而是在社会关系中研究个人。马克思说：“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3]讨论人必须讨论人的世界，通过人的世界说明人。马克思所关心的，是从根本上变革这个世界，在变革世界的过程中变革人本身以及人和世界的关系。把劳动实践当作人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通过劳动和劳动发展史来理解人的生存和发展，是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的本质特征。相反，不懂得人的社会实践的意义和人对世界的能动作用，这是人本主义的致命弱点。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认识到“人是环境的产物和教育的产物”，但是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4]。同样，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坚持了唯物主义，但他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15]。
